瑞典的“绿色雄心”

作者：张晶

发布日期：2008-04-21

张晶

　　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似乎被很多人认作是天生的矛盾体，对于如何平衡这两者，瑞典或许能够做出最好的回答。

这个近80％国土都由森林、高山、湖泊、河流、沼泽和草地构成的国度，同时拥有爱立信、沃尔沃等一大批跨国公司，是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发展经济和减少环境破坏这两个议题，始终共存于瑞典政府的面前。

100多年前，瑞典从一个农业国家进入工业化进程之初，同样饱尝了环境污染之苦，全国乱砍滥伐现象严重，河流海湾被废水污染，为了围湖造田，从19世纪末期至今大约有超过600个湖泊完全干涸。20世纪50年代开始，瑞典成为酸雨的重灾区，全国9万多湖泊中将近2万被酸化，鱼类死亡，植被减少。

1969年，瑞典政府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同年，第一个环境法庭成立。1972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承办了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而6月5日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这一天，被确定为“世界环境日”。作为探讨当代环境问题和制定全球环境战略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与会各国在这次会议上达成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共识。

1985年，瑞典政府开始将环境观念列入其教育法律当中，并将环保教育作为自小学到大学的必修重点。同样在上世纪80年代，时任瑞典首相帕尔梅及联邦德国、挪威元首应联合国要求发表了《共同的安全》，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后来环保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根据2006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报告，瑞典的环境标准排名全球第二，欧洲第一。报告表明，经济实力相当的国家，比如瑞典与排名第39位的比利时等国之间存在的差异，其实是 “选择了不同政策的结果”。耶鲁环境法律和政策中心负责人DanielEsty也认为，“良好的政府管理是促进环境绩效的重要因素。”

从瑞典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可以了解到，瑞典与其北欧邻国，是欧盟第一批在环境保护领域发展和实施经济手段的国家，在环境保护中率先广泛应用了环境税、费和其他众多的经济手段。根据OECD2004年对其成员国做出的评估，瑞典实行了约70项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手段，成为在环保方面运用经济手段最多的国家。众多经济手段中，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二氧化碳税是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

这一手段在增加税收的直接效益的同时，最本质性的作用是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来改善环境。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瑞典二氧化碳减排量达9％，但经济发展依然保持了44％的高速增长。

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瑞典的环境政策目标最为雄心勃勃，它决心成为世界上最为可持续的国家，并将环境政策的总目标定为：为后代留下一个主要环境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的社会，包括良好的生活环境、良好的公共健康标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长期可以得到保护、自然与文化景观得到保存等等。为此，瑞典议会在1999年通过一项环境法案，给出的时间表是到2020年，使环境处于长期可持续的水平，这也被称为“一代人目标”。

早在2006年上任之初，瑞典新政府的掌门人、1926年以来瑞典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赖因费尔特，就提出将环境和就业作为本届政府的最重要议题。

他认为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在石油消耗的问题上施压并采取一定的发展策略是正确的。到2020年，实现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的“零”依赖，这是瑞典前任首相培尔森 (G觟ranPers－son)立下的雄心壮志。

自2005年开始筹拍环保纪录片《11个小时》的莱昂纳多曾向世界宣称，商业社会要拯救未来，只能将绿色带回市场。在这一点上，瑞典已然成为领跑者。瑞典现存的500多家环保企业，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之一。而早在2002年，瑞典的环境技术出口就已达到150亿克朗（约21亿美元），成为环境技术的净出口国。

此次赖因费尔特偕贸易大臣和环境大臣来华就坦言，至少在瑞典方面，对中国具有浓厚的兴趣。和他共同来访的数家企业签署的一系列协议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今，每4天就有一家瑞典企业进入中国”，在对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赖因费尔特提到这个数字。

瑞典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的经验，对于正在取得飞速发展、需要应对诸多“城市化”问题的中国而言，毫无疑问具有积极的意义。

4月14日和15日，记者分别采访了其间在中国访问的瑞典首相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FredrikRein－feldt）和瑞典环境大臣安德烈亚斯·卡尔格林(AndreasCarlgren)。

访谈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担心，减少碳排放可能会对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一定的限制，布什政府正是以此为借口长期不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你们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

安德烈亚斯·卡尔格林：瑞典的经验就是最好的说明。我们用实践证实，同时实现减少碳排放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可能的。上世纪70年代以来，瑞典对石油的依赖减少了将近一半。同时，生物质能的使用增加了60％。上世纪90年代以来，碳排放量减少了9％，同时经济依然保持了44％的高速增长。

经济观察报：对于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和减少碳排放这一点，瑞典政府所推行的一系列措施中，最关键的是什么？

安德烈亚斯·卡尔格林：就是要给碳定价，通过征收碳排放税和进行碳交易。在瑞典，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要支付碳排放税。这种经济手段同时有利于激励可持续能源和新技术的发展。这意味着，当他们在使用能源的时候，一旦出现碳排放，就需要为此埋单。有人估算，如果不存在碳税，瑞典的碳排放量要高出目前20％。欧盟的标准规定，到2020年平均减少碳排放30％。我们为此做了如此积极的努力，所以更加希望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能做出与此相当的努力。当然这远远不够，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大国没有实质性减排，就很难实现全球减排的目标。在这种全球变暖的情境下，无论考虑到自身利益，还是全球的气候变化，它们也需要为此做出巨大努力。不能因为能力原因不去履行这个义务。减排是全世界范围内的责任，谁都无法回避，我们都在一条船上。

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我听说这里每天新进入市场的车辆达到3000辆之多，这意味着城市中的污染排放量大大增加。如果可以给二氧化碳排放加一个税，让人们意识到买汽油更贵了，这个数字可能会大大下降。的确，这个方法似乎并不招人喜欢，但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约束力，让人们寻找其他途径来解决问题。看看4年前的瑞典，所有买车的人都使用汽油，现在瑞典举国上下更注意气候变化，政府也提供了一些激励因素，比如买一个节能或者环保的车，可以得到更多奖励，因此整个趋势都发生了变化。瑞典市面上出现的新车，将近一半以上使用的都是可再生能源或者其他环保型柴油。

其他方面更具体的措施，比如“绿色证书”。如果你环保做得好，可再生能源利用得好，我们就会为你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帮助你更好地进入能源市场。

经济观察报：作为决策者，对于城市化进程中可能面临的诸多问题，你们认为将“可持续”作为一个优先发展的议题，是否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安德烈亚斯·卡尔格林：当然如此。如果能够很好地规划城市，就能避免很多交通方面的问题。比如住宅区离购物中心很近的话，人们就不需要开车，就可以改为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根据我们的经验来看，公共交通路线设计科学，私家车减少使用，空气就能得到很大改善。整个欧洲，通过限制开车降低空气污染水平的做法都很普遍。此外，发展生物质能，使得汽车可以利用生物能或者生物柴油进行发动，这也可以大大降低城市中的污染。同时，提高能效是最具有成本效益的措施。

经济观察报：可以给出一些范例来说明瑞典是如何进行“可持续城市”的建设的吗？

安德烈亚斯·卡尔格林：典型的例子就是斯德哥尔摩。它曾经面临部分重建的问题，我们采用了“可持续”这样的理念。这意味着，我们要尝试使用绝缘、通风、废水回收利用等方式，来规划这些新建的房子，使得一方面尽可能少的消耗能源，同时让房屋中的人感到舒适。事实也证明了可以通过具有经济效益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当然，最好的选择是尽早做出决定，将“可持续”作为城市建设的理念。

对于中国来讲，政府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在城市建设中也投入了大量资金。现在的问题在于，应当将这些资金用于正确的项目上。并不是要投入更多的钱，而是要选择正确的方式。换句话说，不是以一种高投资的方式，而是充分利用已有的城市设施进行规划。这就是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率”。要更聪明地使用能源，这样才能既赢得经济发展，又实现减排。

瑞典一些城市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对于中国也同样适用。无论如何，城市建设的步伐不会停止，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环境友好的方式去建设它。

经济观察报：瑞典政府会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更廉价的节能和环保技术产品引入中国？

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一个灵活机制，这涉及到CDM（清洁发展机制）。我们在4月14日刚刚和中国签署了协议，瑞典将在中国进行风能投资，这就是通过CDM机制完成的。唐山市签订了有关曹妃甸可持续生态城市发展项目的合作意向书，为当地引进瑞典技术、经验和系统解决方案提供了可能性。《京都议定书》是上世纪90年代制定的，有时候很多人会讲，中国至少部分地区现在已经发展得很快很好了，竞争力很强，比如北京，它们具备了自己的技术和知识，现在还要求我们为它免费转让技术，这公平吗？我的回答是，无论怎么说，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足以推动彼此间的积极合作。

安德烈亚斯·卡尔格林：CDM机制现在越做越大，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项目加入其中。一方面我们在中国投资风力发电，另外在国际市场上也通过CDM筹措资金。在其他领域，我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支持中国的发展。先进环保技术的转让和传播对于减少全球排放而言至关重要，对未来的气候谈判也很关键。

经济观察报：是否可以认为，4月14日的协议是瑞典政府向中国提供更多廉价节能产品的第一步呢？

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关键在于新的国际协议中，“技术转让”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技术转让应该提供给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问题在于提供多少。不管怎么样，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也不断地在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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