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商业：告别感伤的过去

作者：李翔

发布日期：2008-04-28

李翔

神殿的坍塌

在人群的簇拥下，面容苍白的李健熙出现在三星首尔总部的电视直播现场，向韩国人宣布自己将辞去三星集团董事长职务。这一幕迅速被卫星传递到全世界，出现在电视新闻和印刷媒体的商业版面中。

我是在中国的沈阳看到这一新闻的。我看到他身边递给他麦克风的女孩一脸忧心忡忡；看到李健熙站到明黄色的发言台后，戴上眼镜发表演讲；看到他在演讲完之后，再摘下眼镜，和站在他身后的同事一起，对着镜头鞠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深居简出、几乎从不接受记者采访的李健熙，被迫站到媒体的放大镜之下，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给国家带来了麻烦，我深表歉意，我会承担一切法律和道德的责任。”——后来，在看到包括《时代》、《纽约时报》和《商业周刊》对李健熙辞职的报道时，我发现正确的顺序应该是，“我深表歉意，我会承担一切道德和法律责任”。作为一名东方商人，李健熙固执地将自己应该履行的道德责任放置于法律责任之前。

《商业周刊》评论说，李健熙的辞职是 “韩国商业史上最令人震撼的场景之一”；《时代》周刊则认为，这或许会是韩国公司制度改革的一个里程碑。

《时代》周刊对李健熙的辞职抱以欢呼态度。仍然有固执的西方人认为，亚洲商业组织中的家族因素和他们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是阻碍亚洲公司发展的重要原因。他们为自己曾经的错误判断一直懊恼不已。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之前，西方世界广泛存在着对亚洲“儒家资本主义”的赞美，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在内的公司备受称赞，因为他们在儒家学说的教导下，成功地避免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弊病，比如工人对组织的忠诚度、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问题等，进而成功降低了公司运营和公司间交易的成本。

但是泡沫的显现和危机的来临让他们迅速警醒，儒家资本主义带来裙带资本主义的危险，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来是通过腐败和裙带关系完成。尽管一些亚洲公司在经济危机的洗礼之后幸存下来，即使在和同行业的西方公司竞争中也不曾落败，但对它们的怀疑和指责在每次危机显现时都会出现。这也正是《时代》为什么将李健熙视为韩国商业进步的一个阻碍因素。

必须承认，这让人有意无意想起达能对待宗庆后的态度。2006年6月21日，达能亚太区经理会议在北京嘉里中心进行到最后一个提问环节时，有人提出一个锐利的问题：“我们如何控制宗庆后，减少达能在中国的风险？”达能的全球总裁里布回答说：“宗总是个很优秀的企业家，我们没有必要把他当作风险来控制。”

那么，对于三星集团，甚至整个韩国商业来说，李健熙是不是一个需要控制的风险？这个在韩国享有神一般的声誉、被整个亚洲当作英雄来膜拜、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更持久也更高声誉的韩国人，他所搭建的神殿何以最终坍塌了呢？

大富豪还是大公司

无论对待李健熙持何种态度，毫无疑问，身材不高、总是保持严肃态度的李健熙是整个亚洲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他亲手塑造了亚洲最具全球竞争力的公司之一。《时代》杂志曾将他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人之一；在2007年的《福布斯》个人财富排行榜中，李健熙是排名第314的富豪。

如果将财富作为评价一名商人的标准，李健熙并不是亚洲最引人注目的商人。亚洲旧有的富豪中，从不缺乏攫取财富的天才。这些巨商大都涉足房地产、金融或者能源行业，或者跨越这些行业。1996年，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前一年，《福布斯》杂志富豪排行榜的前二十五名中，有八名来自东南亚；前五十名中，有十三名来自东南亚，他们中包括香港的李嘉诚、马来西亚华商郭鹤年、泰国正大集团的谢国民、印尼首富林绍良、菲律宾首富郑周敏、新加坡丰龙集团主席郭令明等。

但是李健熙让大部分东南亚商人望尘莫及的是，他创造了一家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公司，而非区域经济的吸血机。后者往往通过涉足垄断或者资源性行业来攫取财富。

对于亚洲经济而言，我们经历了日本和以色列在东亚和西亚的率先现代化；然后，我们经历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再接下来，是中国和印度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速增长——其中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在这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亚洲源源不断涌现出新的财富巨头，它从来不缺少赚钱的天才和交易的能手。但我们却不能不尴尬地承认，具备全球竞争力公司的诞生速度，远不如全球级富豪诞生的速度。如果不是互联网带来的财富大爆发，在福布斯所做的富豪排行榜中，将会有更多来自亚洲的资源性富豪。

《中国经济季刊》的创始人乔·斯塔德威尔在他的新作《亚洲教父》中，让人印象深刻地揭示了东南亚富豪对东南亚经济的作用，那就是：没有太大作用。当这些商业教父们庆祝亚洲经济在自己的协助下所取得的成就时，那些在制造业工厂中劳作的女工们，正在用双手和青春创造着亚洲经济的竞争力。毫无疑问，亚洲经济的真正竞争力——首先是东南亚经济的竞争力，其次转移到中国的竞争力——还是它在制造业上的低成本优势；另一个支撑这个论点的依据是，无论是首轮的四小龙经济腾飞，还是后来的中国和印度的发力，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在其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那些商业巨头们感兴趣的，却不是需要剧烈竞争才能占领市场的制造业（不仅仅是出口所需，而且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他们感兴趣的是地产和能源等资源性行业。

李健熙们的伟大正在于他们的不同。这也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经济的不同。相对于东南亚贡献出一大批拥有惊人财富的商业巨鳄而言，东北亚的几个经济体贡献出了数家在全球市场具备竞争力的大公司，比如至今仍然声名显赫的索尼、丰田、三星等。

除了妻子儿女，其余都更换吧

看到站在台上对全世界宣布自己感到后悔、并且表示将承担所有责任的李健熙，我们或许会想起他在1993年变革三星时所拥有的勇气和决绝的态度。李健熙所拥有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性破坏”的气质，足以让他进入全世界公司领导者的名人堂。

在1993年的2月18日，李健熙授意三星集团在洛杉矶世界广场，举行为期四天的 “电子部门出口产品当地比较评价会议”。参加会议的23名三星高层人士在李健熙的要求下要对三星产品和对手产品做出比较。会议的另一个程序是由三星电子美国公司三星美洲电子的理事汇报三星产品在美国的经营情况。

当这名理事说1992年三星电子出口不振并不能全部归咎于三星美洲电子，其他分公司也应承担一定责任时，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李健熙突然神色激动，大声呵斥：“给我出去！”

“为什么三星现在还有这样的理事！我最不喜欢推卸责任的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美国市场的成败决定我们的生存，看看现在的状况吧，我们的产品在美国蒙上了灰尘，这样做，三星还能生存吗？……三星在1986年就已经灭亡了，我在15年前就已经感觉到了危机。现在不是怎么好好经营的问题，而是生与死的关头。我们的产品与先进国的产品还有很大的差距，抛弃二流精神吧，如果不争世界第一，今后不会有活路！……三星制品……在角落里一呆两三年，蒙着灰尘。三星产品不是便宜货。受到轻视的三星产品不要再用三星的商标，不如把商标揭下来更好！”李健熙少有的激愤言辞后来被记录下来。

这次爆发只是一次更为激烈的变革的序幕。

四个月后，在前往法兰克福的飞机上，李健熙反复阅读三星集团电子设计顾问福田提交的报告，其中记载着三星电子各种经营与设计问题。报告中说，“三星员工不顾现在处于哪个设计年代，只顾追赶潮流，而且对工业设计和商品设计也分不清楚，在新产品投入生产时还没有商品企划书，三星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

李健熙突然意识到自己被下属层层欺骗。他认为自己理解这家公司，可从福田报告来看，他所知甚少。而更有传言说，身为三星电子设计中心产业设计顾问的福田，曾经屡次向本部门部长上报指出设计缺陷，但都被部长压下去了。

正好，李健熙在机场等候飞机时，拿到了一卷30分钟的记录三星制造不合格洗衣机全部过程的录像带。

李健熙一到法兰克福下榻的酒店，就开始观看这卷录像带，然后，他马上打电话给汉城的秘书室次长李鹤株：“现在开始录下我所讲的话……多年来我一直强调质量经营，然而改变的结果就是这样吗？叫所有的总经理、监事和董事都到法兰克福集合，从现在开始，我亲自指挥。”录音内容被播放给每一名总经理听。

1800名主管被叫到海外，李健熙从傍晚开始开会，会议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清晨。这些主管们原以为只需要出差三四天，结果过了一两个星期，会议仍然没有结束。他们把自己的内衣洗过，晾在饭店的阳台上，像不雅观的旗帜；身上所带的美元也全都花完，只能以信用卡度日，由于当时韩国外汇没有自由化，他们还必须向国内的三星信用卡公司申请放宽信用额度，才能够维持花费。

李健熙如此坚决，他要贯彻自己的质量至上的意志。在几天后，他又一次发火。

6月10日，法兰克福凯宾斯基饭店，会议刚刚结束。但李健熙仍然把十几位总经理请到了他的房间，想听他们对质量经营理念的看法。

三星秘书室长李洙彬说：“总裁，质与量犹如铜板的正反面，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放弃量的经营。”话刚出口，李健熙面色已变，啪的一声将正拿在手上的茶匙丢在地上，起身离开房间，留下与会的人面面相觑，脸色苍白。

随后，6月13日至14日，李健熙召开了四次会议，向100多名职员发表了演讲，演讲稿后来整理成了三星历史上著名的法兰克福宣言。法兰克福宣言中，就有那句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除了妻子儿女，其余都更换吧”，“从现在开始，所有的都变化吧”！

陌生的巨头们

对于三星来说，这又是一个新的变化时刻吗？或者，对于整个韩国甚至亚洲商业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变化的前奏吗？这个新的变化是如此剧烈，以至于它需要以一个能跻身亚洲最伟大商人行列的人的辞职来宣布它的开始吗？

可以理解，在西方媒体眼中，李健熙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商人。这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外貌：黄色皮肤、身材矮小；也由于他的性格。李健熙总是非常严肃，即使在亚洲商人中，他也是出名的沉稳和低调。他的传记作家曾经用“木鸡”来形容沉默寡言的李健熙。他在汉城师大附中的高中同学洪思德回忆说，即使在中学时期，李健熙也是一个默不作声的人，“健熙经常沉于深思。说是思考，还不如说是默想，那时也是像现在这样默想，面无表情，决不开口。如果朋友向他发问，他也只是简单地表示‘是’或者‘不是’。而且他行动缓慢，从来没有吃惊的表示。”

一个著名的玩笑是，如果傍晚天上开始电闪雷鸣，很多人可能当场就被吓倒，而李健熙则会一步一步走回家，沉着地上床睡觉。直到第二天醒来，起床之后，回忆起昨天的可怕景象，他才会被吓晕。

当三星电子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消费品生产商之一时，李健熙也成为商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可是他却仍然坚持自己的隐居生活。众多的媒体采访和在公众面前的露面，都是由他聘请的职业经理人、三星电子的总裁尹钟龙来完成。而李健熙则躲藏于一支专业的经理人群之后，掌控着整个三星集团。他在细密地编织自己商业和政治的关系网，保证三星不受到来自外部阴谋的打击，同时也保证自己的家族对三星的控制力。

西方社会往往难以理解亚洲商人的神秘和低调。那些隐秘的大亨总是让人心生敬畏、避而远之——正好像买下帝国大厦的那个小个子日本人横井英树被证明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商人。

那些东南亚国家的巨商大都是深居简出之辈。据说，有一次郭鹤年到新加坡去旁听对他的一个朋友的审判，同时在场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所有记者，没有一个人认出郭鹤年。

研究亚洲商业的人首先会为他们令人眼花缭乱的名字困惑不已，其次，当他们终于学会辨认这些隐形巨头们的姓氏，能够将它们同巨头所拥有的产业一一对应时，他会陷入进一步的泥潭，因为他无法弄清楚这些巨头的真实资产。

这些商人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公众知名度。恒隆集团的创始人陈曾熙是其中一个较为极端的代表，他几乎彻底隐身，从不接受记者访问，甚至连地产界的活动也极少参加（继承了恒隆产业的陈启宗相对上一代的创业者，要开放许多）。

商人们应该对公众和媒体采取怎样的态度？他们如何应对突然爆发的信任危机？这都是东亚商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必须承认的是，很多中国商人仍在重复或者模仿这种风格。他们都是天生的商人，颇具企业家精神，即使他们没有取得李健熙那样让人眩目的成功，但他们都是各自区域的佼佼者。可他们和那些潜身夜行的东亚商人们一样，躲避着媒体的追逐，宁愿选择忍受误解。

在看到李健熙辞职新闻的当天，我正要访问沈阳的一家公司，他们是当地最大的民企之一，但是大部分人却从未见过这个公司的创始人的面容。他拒绝了几乎所有媒体的采访要求，甚至当政治家到公司访问时，也不出面陪同。更有趣的是，他们将三星作为自己的学习对象之一。中国最大造纸厂的拥有者张茵，此时也正面临着来自公众的指责，但是她仍然选择躲在幕后，任由互联网上的新闻泛滥。她甚至取消了原定于4月2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或者比如宗庆后，他生活在个人的世界，只有被迫置身于旋涡中时，他才会走向前台，发表一些在外界看来未经深思熟虑的言论。再比如雅戈尔的李如成。同李健熙一样，他们拥有商业的天赋，也不缺乏变革的勇气，他们有完美的企业家气质，他们选择进入的也都是加入全球竞争的行业，但是当他们面对公众时，大部分人显得不知所措。

对于公众而言，他们是陌生的巨头。我们只能猜测。直到他们愿意走出用财富搭建的隐身洞穴，脱下用傲慢铸就的保护膜。这需要的，是不亚于李健熙在1993年“让一切都改变”的勇气。

告别过去

新的亚洲巨富和新的亚洲大公司都在同时涌现。是的，在印度，那些最富有的商人仍然盘踞在石油、钢铁和地产行业，可是塔塔、Infosys、萨蒂扬、Wipro也正在迅速收获自己的全球尊严。在中国大陆，联想和华为正在努力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强者。

与此同时，旧有的巨人们从未停步。当索尼和胜田昭夫选择出井伸之成为公司的继承者时，约翰·内森称出井伸之为“异教徒”，他说，“从此，个人关系不可能再在索尼的商业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索尼）开始与感伤的过去决裂”。果然，索尼和出井伸之选择了索尼美国公司的斯金格作为出井的继任者。

同样的过程在丰田、日产等公司进行着。这些公司成为真正参与全球游戏规则的强者，它们纷纷告别了约翰·内森所谓的“感伤的过去”，那种充斥着创始人意志、国王与弄臣游戏或者王室阴谋的过去。

当然，那些习惯于隐形的东南亚富豪，尽管其财富排名仍在继续下降，但是按照乔·斯塔德威尔的计算，他们的财富仍然在增长。

对于中国商业和中国商人而言，他们仍然需要做出选择。他们是希望缔造一家公开、透明与开放的大公司，并且凭借这家公司获取自己的国际声望，还是希望仍然作为一台区域经济的抽水机，不断积累自己的财富？他们是选择更加开放和更受尊敬，还是仍然躲避公众好奇的目光？

李健熙和整个亚洲商业，都要告别他们感伤的过去。那种过去尽管充斥着英雄主义的辉煌、积累财富的快感和远离开放带来的安全感，但那种交织着太多隐秘线条的商业，终究不能为他们带来久远的商业荣光。真正的亚洲世纪能否到来，将取决于一批富有企业家精神，同时却更为开放、更愿投身全球竞争的商人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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