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特别行动抵抗“无声海啸”
一位印度尼西亚人准备开始吃斋了，但不是为了念佛。只是因为肉价越来越贵。
“我已经放弃昂贵的肉和鱼转为素食者，没有必要为了满足5公分长的舌头味觉多花钱。”这位印度尼西亚人在博客上写道。
而远在另一端加勒比海的海地，也因为粮食价格高涨被迫成为 “素食者”的一些人们，吃的是一种名叫“Pica”的泥团饼干，用水混土加点菜油和盐。
即便是联合国的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因负担不起高昂的米价，于上周在柬埔寨暂停了为45万名贫困学童提供早餐的项目。
面对这一场被称为“无声的海啸”的全球粮食危机，联合国于4月29日宣布成立特别工作组来应对，以避免“由粮价上涨而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这个对策来自联合国在瑞士召开的为期两天的紧急高官会议。
在联合国这次会议之前的近几个月里，在近20个发展中国家发生了由粮食和其他物品价格高涨而引发的暴动或示威行动，包括在布基纳法索、象牙海岸、喀麦隆、孟加拉和印度尼西亚等地。海地的情况最为极端：在至少6人死于粮食暴动后，总理被迫下台。
国际组织联手出击
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挂帅的特别工作组，其首要任务是为世界粮食计划署筹措资金。粮食价格暴涨下，该机构急需增加7.55亿美元的资金，为有需求的国家提供紧急粮食救助。潘基文说，少了这笔钱，将会涌现大量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们，以及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
除此以外，联合国也会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尤其是非洲诸国的粮食产量必须在接下来的数年内翻倍。潘基文说，联合国属下的粮食和农业组织策划了一项价值17亿美元的种子供应计划，以辅助贫穷国家的农民。
也参加了上述会议的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则呼吁粮食出品国考虑全球的需求，不要限制出口。
及时响应联合国资金短缺的国家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它们在特别工作组成立后的第二天，分别宣布各增加约4千万美元的拨款给世界粮食计划署。两国承诺今年将提供的款项总额分别为2.4亿和2.28亿美元。
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内，麦、大豆、米和玉米的价格分别上涨了130%、87%、74%和31%。同时，其他粮食，如乳制品和食油的价格也明显上升，而肉类和糖则小幅度上涨。这给贫穷、大量进口粮食的国家和各国低收入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生活压力。
多项国际研究报告把粮价上涨归咎于生物燃料需求、发展中国家饮食习惯的改变、气候变化、石油价格暴涨、投机炒作等。
近年来，一些国家为降低对石油的依赖，加速生产生物燃料。资料显示，为填满94.6升的运动型多用途车油缸，需要投入的玉米足以供正常人一年的卡路里需求。
一份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报告称，美国作为最大玉米产国，去年有三分之一的玉米收成被转换为燃料，这导致食品供应减少的同时，也抬高了其他食品的价格，许多农民因此放弃种食物而选择可转换为生物燃料的农作物。
发展中国家如印度、部分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人民因收入水平提高而更富消费力，也被评为推高粮价原因之一。粮农组织数据称，中国的人均肉类进食从1980年的20公斤上升到去年的50公斤。更多的肉类需求导致更多的农作物被化为饲料，影响谷粮的食品供应。
气候变化也导致农作物产量下滑，如澳大利亚的旱灾影响了麦的生产。而石油价格高涨则提高农耕成本，因为它是化肥的原料之一。人为因素如囤货、期货炒作等也让情况恶化。
食物政治和应对法案
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积极呼吁各方参与缓解粮食危机的时候，他们自身也承受许多指责。
一些对现今国际贸易制度持有意见的人士，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拉兹·帕蒂尔（RajPatel），最近发表文章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目前粮食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
帕蒂尔在认同目前粮食困境由多重因素造成的同时，认为国际组织在过去多年的政策，如通过贷款条件促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剔除税务壁垒，让发达国家有补贴的农产品进入当地市场，削弱了当地竞争力和种植的积极性。
帕蒂尔是 《饱满和饥饿》（StuffedandStarved）的作者，这是一本有关世界食品供求制度的书。 他说世行行长佐利克还一直在提倡更多的贸易自由化是件讽刺的事，因为他认为那会让更多贫穷国家失去自我保护能力和“粮食自主权”。
来自加拿大的 《社会主义之声》执行主编伊安·昂古斯（IanAngus）则批评加拿大竟然在全球食物告警钟之际，倒贴钱给猪农们屠杀畜牲来稳住过低的市场价格。这次行动将把产量减低10%，而被宰杀的猪只部分作为饲料、部分进入国家食品储备、部分作废。
昂古斯认为这举动凸现了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和不公平的贸易环境，加剧了目前的粮食问题。他写道：“国际市场决定了当地 （发展中国家）价格，而通常食物只能靠从远方进口。”
但是经济分析师却认为近来一些国家开始采取保护措施，如越南、埃及、中国和印度等国限制粮食出口，导致恐慌、供应紧缩和延长问题。
汇丰银行经济研究部4月15日出版的一份报告认为，政府介入把粮价强制性压低，会消减生产的积极性，扭曲供应，进一步推高价格。报告认为这场价格高涨短时间内不会消失，但是它也制造了投资机会，尤其是农业及乡村发展有关的领域。
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所长乔驰·冯·布朗则在该所四月份的政策简报中提出了短、中和长期的应对方案。他建议，短期内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协助低收入家庭获取必需品。
他呼吁发达国家剔除给与生产乙醇燃料的补贴，因为这样的政策就有如为食品加税务，打击了生产食物农产品的积极性。同时，国际贸易制度也应该变得更加公平，发达国家应该逐步消除农业补贴和其他扭曲市场的政策，让发展中国家能够平等的竞争。
长期来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投资农业建设、科技研发、农村硬件发展，以确保提高往后的生产和物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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