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芬兰人在美国

　　据说爱罗·沙瑞宁 （EeroSaari－nen）是20世纪最没名气的著名建筑师。这听上去有点自相矛盾，但事实上，如果你把他和同时代的其他鼎鼎大名的建筑师们相比，此话毫不夸张。尤其是当你亲临他在美国所设计的机场、纪念碑、礼堂和体育馆等大型建筑时，便更会汗颜自己的孤陋寡闻。

1910年出生于芬兰的沙瑞宁少年时代随家人移民到美国，那时候他的父亲老沙瑞宁 （ElielSaari－nen）已经功成名就。他所设计的赫尔辛基中央火车站不仅是全城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人气最旺的地方。我住在赫尔辛基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坐M线，看到那稳重雄厚又不失现代感的车站大楼，就有一种安全感。之后，我和家人移居美国。当我们拖着行李、抱着孩子，踏入由沙瑞宁设计的首都杜拉斯国际机场之时，我心里不由一动。父子两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所设计的建筑，目睹茫茫人潮的旅行和迁徙，也算是超越时空的对话了。不过又有多少人，像我这样，为了个人生活中与沙瑞宁家族的遭遇，而自作多情地感叹一番呢？

沙瑞宁一家都是设计师，他母亲是个纺织设计师和雕塑家，姐姐是个室内设计兼装修师，当老沙瑞宁给底特律郊区的克蓝布鲁克校园做设计的时候，全家人都上了阵。这个项目对沙瑞宁后来的事业起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其家族建筑主张得以充分体现：建筑必须融入到“百分百的环境”之中，建筑师不仅要考虑从城市规划到建筑楼群、从室内设计到装饰件的所有因素，更要融合相当的艺术元素。同样影响沙瑞宁的现代建筑理念的，是他后来在巴黎所上的雕塑课，以及他在欧洲、埃及和墨西哥的游历。整个1930和1940年代中，沙瑞宁把现代建筑带入了美国的建筑主流，其中很多当然是父子搭档的丰硕成果。1950年代初（老沙瑞宁已过世），单飞的他离了婚，娶了《纽约时报》的一个建筑评论员。正是这个美国女子帮助沙瑞宁达到了自己事业上的追求，不仅成为一个“对文化有贡献”的建筑师，而自己俨然也成了一种文化（apersonofculture）。遗憾的是，正处于巅峰时期的沙瑞宁由于脑部肿瘤而于1961年撒手人间，令他如日中天的事业戛然而止。他的猝死不仅留下了9栋尚未完成的大楼，也给研究他的评论家们带来了死无对证的无数难题——因此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他一生对现代建筑的杰出贡献大多都被人们忽视，身后的无上荣耀姗姗来迟。

作为一个芬兰人，沙瑞宁却被认为是个塑造了“美国身份”的建筑师。机场、大使馆、纪念碑，所有这些建筑，都具有“国家主义”的成分，无不掺杂着强烈的爱国情绪和民族色彩。这对任何一个建筑师来说，处理起来皆非轻而易举，尤其是在世事敏感之时。沙瑞宁生正逢时，二战后的美国正处经济蓬勃之势，乐观向上的“美国精神”正为世人喜爱，他不仅抓住了这一特征，而且在当时也绝对不讨人嫌。正在美国和欧洲巡展的《沙瑞宁：营造未来》是这位大师的第一个回顾展，美国人在赋予他多年来被轻视的赞誉的同时，通过展示上世纪中后叶他所留下的辉煌建筑，似乎也在缅怀自己曾经拥有的伟大美丽形象。那个宛如天堂般人人向往的美国，如今显然已大打折扣。北欧设计理念中的“功能主义”，是沙瑞宁设计的重要宗旨之一。或许如此，他最擅长通过建筑设计来体现科技公司的形象，以至于人们一度批评他不关心社区建设。1956年他所设计的通用电气公司技术中心，是他个人风格的重大亮相和定位，并为他赢得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其实，这位现代主义设计师也设计了不少大学校园，这给了他充分的机会，体现“在环境中设计建筑”的家风；他甚至从少年时起就一直在设计家具，他的椅子、桌子们后来都成了战后设计的偶像家具，完全符合《花花公子》杂志对上个世纪中叶美国家具风格描述——“丰富、精细，并充满想象力”。“设计一样东西的时候，永远要考虑更大的环境——房间里的椅子，房子里的房间，环境里的房子，城市规划中的环境。”这位被誉为“将建筑功能与艺术完美结合”的设计师，曾经这样解释自己的思想，言简意赅，很有芬兰人不说废话、不绕圈子、不故弄玄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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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瑞宁：营造未来》（EeroSaari－nen:ShapingtheFuture）正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建筑博物馆展出，时至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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