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夏勒：动物世界里的“辛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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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晶

　　他身形颀长，气度优雅，有着一双浅褐色的眼睛和挺拔的鼻子。为台下的听众展示幻灯片时，脸上时刻流露出孩子般的好奇和喜悦，和75岁的年龄并不相称。

他叫乔治·夏勒——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的20世纪3位最杰出的野生动物研究专家之一，至今依然经常活跃在海拔4000多米的山峰上，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

他还是美国科幻小说家、《侏罗纪公园》作者迈克尔·克莱顿崇拜的偶像。上世纪50年代，乔治·夏勒最早对大猩猩进行了研究，并将这一与人类亲缘关系最亲近的物种从灭绝边缘挽救回来；他也是第一位到中国研究大熊猫的西方人，并发表了对80年代轰动一时的“箭竹开花”事件威胁熊猫生存的不同看法；也正是他，最早发现了西方沙图什披肩和青藏高原藏羚羊绒之间的关联，这一努力促使欧美世界禁止沙图什贸易，仅次于格陵兰岛的世界第二大自然保护区羌塘自然保护区也因此建立……

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国际保护项目的副总裁，乔治·夏勒帮助建立了20多个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曾经以作品《雪豹》获得1979年国际图书贡献奖的作家PeterMatthiessen评价说：“乔治·夏勒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野生生物学家之一，他是将实地研究区域转换为野生动物园与保护地的先驱。”也是这位作家，曾经和乔治·夏勒共同在喜马拉雅地区考察，在书中描述这段经历时说：直到两个人的靴子上“鲜血淋淋”，他才开始习惯这位同伴的步伐——不知疲倦的乔治·夏勒，只有到达岩羊与雪豹的栖息地之后，才能真正的放松下来。

他被人们誉为动物世界里的 “辛德勒”。

“为动物撰写自传”

出生于德国柏林的乔治·夏勒，母亲是美国人。二战期间，他随母亲离开德国，在丹麦短暂居住后，最终来到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儿童时代的乔治·夏勒，喜欢收集鸟蛋，还发动心思建造了一个迷你动物园——蜥蜴、蛇和小鼠都在其中。进入阿拉斯加大学之后，他发现如果成为一个生物学家，就可以把兴趣转化为职业，兴奋不已。

自然界开始向他施展魔法。1956年，他被邀请到非洲中部的扎伊尔考察大猩猩，这是他从事的第一个海外考察项目。“我很幸运，当我开展这项工作时，还没有多少人对此进行研究。”毫无疑问，被这些大猩猩接受和认可并不轻松。“我轻轻的走过去，每天靠近它们一点，慢慢地，它们就会接受你的存在。当你看到大猩猩眼睛的那一刻，你会发现，人和猿的差别完全消失了。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大猩猩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这些资料也成为后来DianFossey研究的基础。作为研究大猩猩的权威，后者的故事还曾在上世纪90年代被搬上过好莱坞荧幕。渐渐的，乔治·夏勒的研究兴趣也在迅速扩展——塞伦盖提的狮子，四川卧龙的大熊猫，尼泊尔的雪豹以及西藏的藏羚羊；此外还踏足了巴西的亚马逊和潘塔诺的大片区域，巴基斯坦的HinduKush，东南亚的高山森林，阿拉斯加的北极野生动物保护区以及西藏的羌塘自然保护区。

1978年，后来成为大熊猫研究奠基者的胡锦矗，选定了四川卧龙海拔2500米的“五一棚”，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观测站。两年后，以乔治·夏勒博士为代表的首批世自然基金会（WWF）专家也开始驻扎于此。那是一场漫长的等待，直到3个月后，乔治·夏勒才第一次看到大熊猫。“那天有雾有雪，它卧在一棵高大的杉树上，就这么彼此张望。”日子久了，他和这些野外大熊猫也交上了朋友，其中一位“珍珍”的熊猫还经常造访他们的办公室。“它认为这里很安全。它走进来的第一天，到处看，每个人又吃惊又欣喜。”

乔治·夏勒还被人们称作 “自由的思想者”，他总是在试图寻找生物界的空白点。他曾发现很多人们一度认为消失了的珍稀动物：老挝一种名为苏拉的鹿、越南疣猪、西藏马鹿等等；他也是为数不多在野外遇见雪豹的人。“我是那种不轻易说出什么不存在的人。看看喜马拉雅地区，现在依旧很多地方无人踏足。人们需要睁开自己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他发现在中国和越南，寻找动物最好的方式是到农村——村民们在屋中会保存动物的角；在集市上，看看每家都在卖什么，就会发现一些新东西。“人们曾说爪哇犀牛消失了。我们和当地人交流，其中有人说一头犀牛最近刚被杀死，还拿出一只价格很高的角。你需要善于提问，当地人了解很多。”

事实上，对于整个自然界，人类目前所了解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在地球预计5000万种生物当中，只有不足200万被人类所认知。“我们可能忽视了很多物种的消失所带来的影响”，在乔治·夏勒看来，这种消失会带来某种多米诺效应，威胁甚至阻碍依赖于它们的动物或植物的生存。“即使一些看上去用途不大的生物也值得保护，给未来提供一种开放式的选择”。他认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如同是建一堵墙，缺失一两块砖看似不要紧，但整堵墙的稳定，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破坏。

“我希望为动物撰写自传。这是理解、认知和保护他们的第一步。”乔治·夏勒说。

“没有一个项目会永远结束”

2008年的冬天，乔治·夏勒再次来到了羌塘。他曾经在《青藏高原上的生灵》一书中写道，“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羌塘，同时，我已决定要重返这里。”

位于西藏北部的羌塘地区，终年积雪覆盖，生活着一些吃苦耐劳的游牧民族和数以千计的羚羊、牦牛和野驴。在乔治·夏勒的眼中，这些荒凉美丽的草原，是世界上最后和最大的宁静荒漠之一。

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没有人知道羌塘面临的威胁。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西方沙图什披肩开始流行。“我见过在美国和印度被没收的披肩。这些走私到印度和克什米尔的毛极短而且纤细，但并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自藏羚羊，有人说他们来自长角山羊，甚至说来自鹅的身上。”

有一天，在西藏，乔治·夏勒偶然看见一些羚羊皮，就问当地人是怎么回事。他们说那些要运往印度，但并不知道做什么用途。后来在印度遇到一位美国商人，对方一下子得到很多羊毛。那一刻乔治·夏勒才突然意识到，沙图什（shahtoosh）原来就来自藏羚羊绒。“偷猎的利润十分可观。一张羚羊皮，可以卖到10美元，如果到达印度，会翻10倍。而在伦敦的精品店，一条沙图什披肩可以卖到几千到上万美元不等。”

当乔治·夏勒向西藏林业局道出真相时，他们对夏勒说，希望你可以告知世界。“在高利润和如此寒冷的条件下，反偷猎并不容易。索南达杰让更多人知道了可可西里和藏羚羊。情况也在好转，藏羚羊数量开始缓慢回升。但是你要知道，没有一个项目会永远结束。”他说。

乔治·夏勒曾是1956年北极探险队中的一员。这项当时为了发现更多物种的探险之旅，推动了阿拉斯加北极野生动物保护区的随后建立，但也带来另一种结果，北极圈附近被发现藏有大量石油，命运也因此改变。作为此次远行的50年纪念，乔治·夏勒曾于2006年重返故地。他深感担忧的是，除非采取措施对抗当地对石油的大面积开采，否则所有的保护工作难以维系。在一本名为《旅向曙光》的书中也描述了类似场景：当年乔治·夏勒抵达的喜马拉雅地区，那些根本无法行走的羊肠小径，如今已经处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客。

惊魂阿富汗

出没于阿富汗东北部Wakhan走廊的无非是这么几种人：携枪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伺机而动的盗贼，当然，如果幸运的话，遇到的可能是边界巡逻的士兵。“就和中国过去的军阀一样，那些小的军队头目会派出不同小部队，到不同地方执行任务。”乔治·夏勒说道。

乔治·夏勒曾经遭遇了这样的情形。为了寻找当地帕米尔高原特有的马可波罗羊，他们在山谷中行进了若干天。有一天，6名武装人员突然出现在丛林之中，手中还拿着AK－47。他记得那天虽是8月，但已经雪花纷飞。“虽然握有一张当地军官批准的安全通行证，但紧张的气氛还是让人不寒而栗。”直到夏勒的领队在对面人群中发现了一位老朋友，热情的打了个招呼，气氛才顿时松弛下来。在向他们说明来意后，乔治·夏勒的团队得以被获准离开。他把手放在心脏部位深深鞠躬，这也是他惯用的表达谢意的方式。

帕米尔高原横跨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国以及塔吉克斯坦四国。在这片神秘的山谷中，活跃着有着长达六英尺螺旋状大角的马可波罗羊，这也是当地游牧民族主要的肉食来源。31年前，受巴基斯坦的前总统ZulfikarAliBhutto的邀请，夏勒博士曾在Wakhan山的南麓建立了Khunjerab国家公园。但是追寻马可波罗羊的旅程并非一帆风顺。“我们能够远远的看到一小群盘羊，但是他们一旦闻到我们的气味，就会快速的逃到山坡后面。”乔治·夏勒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动物长期受到Kyrgyz牧民的火药威胁，不能与人类安然相处。

“他们可以去花25000美金捉一头马可波罗盘羊，但是你们却一分钱也拿不到。”乔治·夏勒对当地人讲，这些外国人花那么多钱来狩猎，但他们要的必须是那些有大角的成年马可波罗盘羊。所以必须保护好盘羊，使它们能够健康长大，这样你们就可以从中获益。他试图以此来减缓马可波罗羊的灭绝速度。这次考察他们共调查了小帕米尔的13个山谷，记录了549只马可波罗盘羊，这几乎是阿富汗帕米尔地区马可波罗种群总数的一半。乔治·夏勒也依然致力于建造一个横跨四国的大型国际保护区，给予马可波罗羊宁静的栖息地。

“我想我晚生了150年”

《雪豹》一书作者PeterMatthiessen所描述的乔治·夏勒，似乎是一位和20世纪格格不入、更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探险家。

乔治·夏勒博士也感慨说：“我想我晚生了150年。”他憧憬的是达尔文、亚历山大·冯·洪堡（德国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以及阿弗雷德·罗素·华莱士（英国生物学家，因创作“自然选择”理论而闻名）的时代。“我想去一个偏远的地方，徒步或者坐着大篷车到处走，观察、感知，这多么让人愉快啊”。

他的背包中总会装有一些礼物，巧克力、糖果，或是气球。“到一个村子，那里人非常热情。你不可能带太多东西，但可以带点糖或者吹个气球送给他们，很快交个藏族小朋友。”

“当然，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曾经有一次，在青海可可西里，乔治·夏勒和同伴乘坐的三辆越野车陷在泥里，没办法拔出来。最终只好放弃，三个人背着行李在无人区走了一个星期，才到达去往拉萨的公路。“这也很有意思，你要知道，在一个金属盒子感受不到周围。只有步行的时候，可以看、闻、听，很艰苦，也受益匪浅。”

他曾经多次近距离遇到老虎。最传奇的一个故事是：有一次，一只老虎在撕咬一头牛，他背靠在大石头上，大概有三四十米远。忽然石头后面有树叶悉索的响动。他小心回头，发现一米之外，一头老虎正盯着他。他将脸慢慢转了过来，那只老虎过了一会儿安静的走开了。“其实老虎是一种十分平和的动物，它会尽量避免冲突。大部分情况下，动物会给你一次机会，不去伤害你。”

随和可亲的乔治·夏勒，多年来却习惯独行。“我不喜欢别人跟在我后面，那样我会感觉有些慌乱。”他说自己是个喜欢空间的人，“可以站在山顶眺望各个方向，几百公里内都没有人，只是远处有些藏羚羊或野牦牛。夜晚躺在睡袋中，天上的星星仿佛触手可及。”对他来讲，野外的艰苦不是外在环境，而是现代生活中的电话、邮件，打扰了内心的平静。

这正像他曾经被问到的一个问题——选一个动物形容自己，答案是苍鹰。“你看苍鹰在山间滑翔，不扇动翅膀，悄悄地俯瞰大地。看它们的时候内心很平静。它们很自由，也很长寿。”

访谈

经济观察报：你最早的研究对象是大猩猩，我们都知道珍妮·古道尔也是相处很久之后，才得到黑猩猩的认同和回应。你最初如何被它们接受的呢？现在这个项目的状况如何？

乔治·夏勒：我很早就认识珍妮。大猩猩并不像黑猩猩那样，相对容易亲近。现在的问题是，大猩猩和人太亲近了，人身上的一些病毒，可能会传染给它们，但它们没有防御能力。

如今很多人在继续我的研究，明年1月，我会再回去加入他们的队伍。大猩猩一直处于危险当中，两只武装队伍如今正在它们生活的区域打仗。藏羚羊也是如此，必须发动当地人和当地政府来监督和管理。让当地人受益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在卢旺达，现在可以花250美元看一只大猩猩。这些收入一部分回馈给了当地百姓，他们从中得到了经济利益，从而会更好地保护大猩猩。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将你看作偶像，你的偶像又是谁呢？

乔治·夏勒：我欣赏那些对社会产生影响的人。如艾尔·戈尔，他为气候变化做了很多工作。还有E.O.Wilson，哈佛大学佩莱格里诺讲座研究教授，他写了很多关于生物多样性的著作，是当代最伟大的自然学家，被称为“生物多样性之父”。你要知道，我一直在野外考察，不可能像他那样深入思考问题。我的作用主要是搜集信息，支持其他人继续研究。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在世界各地游历，有没有你很感兴趣但尚未去过的地方？

乔治·夏勒：印度尼西亚，那里的原始森林很迷人。因为很多项目依然在继续，没有时间能够做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

经济观察报：这些危险的旅程，你准备坚持到什么时候呢？

乔治·夏勒：其实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危险，它并不比在北京过马路危险——要知道，在这里我需要左顾右盼，就像是那些为穿越青藏公路而不停张望的藏羚羊。

经济观察报：你有时候甚至会选择一个人去野外考察，这听上去有点像是探险。

乔治·夏勒：对，我喜欢一个人独处，因为我是个目标很明确的人，我只对野生动物和环境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