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中产账本
30岁薇安希望她怀胎由 “十月”延长到两年,且有一年半时间能正常工作。这有一点异想天开,不过她觉得,这是解决家庭财务和个人职业问题的惟一两全方式。
两个月前,新婚不久的丈夫成为花旗全球5.3万大裁员中的一员,而薇安所在的公司也没有摆脱厄运,太快地品尝了经营的起落。薇安是公司的后台支持人员,她不能不担心自己的饭碗。
经济危机似乎让忙碌的中产们有闲暇考虑添个宝宝了。不过孩子的花费更大。琦锋是一家银行的部门副总经理,今年的第一笔万元以上支出,就花在了孩子身上。
2005年,一家投资银行曾预测,到2010年,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家庭将达到1亿户,户均收入15万元,户均资产62万元,眼前的金融危机,正在使有希望进入中产家庭的人们放慢脚步。即使已经被看作中产的家庭,也在以不同的方式调整着自己的生活。
09预算
薇安和丈夫原打算2010年再要孩子。现在,这个计划提前了。
春节眼看就要到了,薇安的丈夫还在忙着四处找工作。花旗的经历似乎没有给他太多帮助,这个冬天,有太多金融从业者从华尔街跑回中国,跟他们相比,薇安的丈夫并没有太强的竞争力,而他们面对的却是打定主意要过紧日子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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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安在一家金融租赁公司工作,公司是在经济最火的那一阵子开张的,不过好景不长。“企业都在收缩产能,租设备和生产线的也渐渐减少”,眼见生意清淡,公司裁员似乎是迟早的事。
要个孩子成了权宜之计,至少这能保证夫妻中有一个人工作稳定,虽然孩子出生也会带来不少额外支出。
薇安算了算,包括自己的营养费、置装费、保胎费,生育时的住院费、营养费、看护费,宝宝置装费、奶粉费和营养费等,生育前后大概每月增加的开支不会少于3000元。
宝宝出生之后就更不用说了,母子营养费、医疗费、保姆费、亲子教育费等等。但是前几年好不容易攒的钱又被套在了股市里,手头有了现金,也常常是在补仓还是多还点房贷上挣扎。于是薇安常常幻想孩子能安静地呆在肚子里两年,待难关渡过、春暖花开的时候再出生。
“必须思量,有的压根就不要考虑,直接就不买。”薇安的同学莲洲说。莲洲也打算今年要孩子。不过这是计划中的事情,即使没有经济危机。“我很庆幸我们两个人都是在相对有保障的国企,工作状况比较稳定,所以计划要孩子的事情非常幸运”。
“非常安定,不是说有铁饭碗我混日子的安定,不是朝不保夕的那种。作为女人来说,更多人愿意选择更稳妥的环境。”莲洲和丈夫在同一个行业工作,两个人加起来年收入将近40万元。
因而,莲洲的心态轻松许多。年夜饭她准备和父母公婆吃一顿老北京家常菜,初三,她会和近几年常驻香港的丈夫赴港吃一顿粤式大餐。
“如果我们要小孩子,可能会在小孩子出生前置办一些东西,当然这部分花费不是特别大。”她说。
而对有孩子的中国中产家庭来说,孩子是永远的消费主角。
39岁的琦锋在银行工作,现在是一个部门的副总经理。2008年,他花在孩子身上的钱不下10万元。上初中赞助费交了好几万,因为要上最好的初中。为了方便孩子上学,他在孩子学校附近租了一套小户型,每月租金2500元 ,还不算其他各种补习班、辅导班的费用。
今年他的第一笔万元以上支出,就是给孩子报名参加美国的一个寒假夏令营。“这些都是必须花的钱,不花我将来会后悔的,宁可少出国旅游几趟,也得给孩子打好基础。今年我其他的花费基本上很少,钱就攒着给孩子用。”
除了孩子,琦锋想不出还有什么大笔的消费。虽然危机是从美国的金融业开始的,不过在中国国内,金融业似乎还是风平浪静。“一般来说,不会有大的影响”,他说,他每年都会去国内的几个城市旅游,今年也并没有放弃这个打算。
琦锋是在2000年买的房,100多平米。虽然现在他有时间也会去看房子,不过并没有很快出手的打算,就像买车,“2007年我本来打算换车的,现在也没这想法了。”
薇安想买车,手头却没有足够多的闲钱。她需要好好计划自己的2009年。这让在线理财记账这样的专业网站有了用武之地。这个网站的创办人田克山,是一个80后的年轻人。他说,过去平均每天注册的会员不过几百人,金融危机爆发后,已经上升到了2000人左右。
一些中产阶层将带动中国消费的预言,现在显得太乐观了一些。“大家可支配的现金受到了限制,消费的欲望也受到了抑制,整个银行业的信用卡不良率在上升。虽然刷卡的交易量还在上升,但是这个上升已经跟不上刷卡的速度了,可以说交易量相对下滑了。”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副总裁王宁桥说。
谁在消费
“理性和节制地消费。”王宁桥说,2008年各家银行都扩展了信用卡的市场,但是客户的刷卡量在2008年岁末受到了一定影响。
“信用卡最怕经济危机中日渐扩大的失业率了。”在这样的时期银行往往会采取更加审慎的发卡策略。王宁桥说,“2009年,我们会调研中国刷卡一族的消费需求,开发更多有针对性的增值服务,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为客户省钱。”
似乎人们花钱都在趋于谨慎。即使在莲洲所在的企业,今年要想工资像前几年那样每年都涨10%以上是不可能了。她所在的企业2008年也亏损了。这还是过去几年中少有的事。
不过她仍然很乐观:“我所在的行业虽然对经济危机比较敏感,但总体上说在中国是朝阳行业,并且我们公司也受到了国家重点扶持,我想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会更小。”
“我可能会考虑去欧洲或者日本旅游,还会考虑去香港买一些打折货,比如说古驰等等,我们每年都会搜罗一些名牌货,可能会花几万块。”莲洲还给今年做了一个预算:30%日常花销、20%存款、20%买保险、20%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剩下的10%投入股票和基金。
2007年以前,莲洲是个彻头彻尾的存款至上主义者,2007年她开始买股票,“那时候会特别欢乐地唱着牛气冲天的歌呢,大环境特别看好”。她说,周围的同事都赚钱了,所以自己心动了。
2009年,她只打算把自己一成的收入交给股市。她最大的愿望是国家能出台一些保障公民福利的政策和措施。“像欧洲、澳大利亚那样,我这孩子生得也放心省事,不用什么都给他们安排好。”
似乎最洋派的中产,也难以甩脱最中国的消费观念。2009年元旦,43岁的证券营业部老总老刘是一个“样板”。手机用了5年了没有换,5年前他买了房,现在也还住着。尽管他预计2009年证券行业会比去年好一些。“除非买彩票中了奖”才会考虑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他说,业余时间打打羽毛球,花不了多少钱。这个春节,他没有出国旅游的打算,只是想回家,不干什么,“就呆着,在家吃饭”。
他的那些朋友,有自己开公司的、做公务员的、在银行工作的,为了交流感情,大家也打打麻将,但是他说,“金融危机之后,这方面少了。”
琦锋觉得,消费并不看政策设计。消费取决于他的欲望,他真正的需要就是他的欲望。他说:“一个人没有房子的时候,借钱、贷款也得买房子,这种消费欲望是无限的,只要有最后一分钱都会把它花出去。”
更年轻的一族,要激进很多。“及时消费,不然遇到通胀就是烟消云散。”开团购平台网站的坚胜说。从事IT工作多年的坚胜觉得危机反而是一次创业的机会,他兼职和几个人合伙干起了团购平台的网站,“金融危机了,大家都想省钱,需要团购这种服务”。
年轻人们看到便宜了四成的“澳洲游”和“欧洲游”,不免心动,以各种理由说服自己“月光”,一个被重复最多的理由是 “经济总会复苏的”。临近年末,在北京西单大跃城的ZARA专卖店里,结账常常要排上一个小时的队。
老刘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啃老,如果形成了超前消费、透支消费的习惯,再过五到十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再过二十年,这批人就成了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压力太大了。
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在上幼儿园,一个在上小学,他说要让这两个孩子养成健康的消费观。
实际上,薇安也是在ZARA排队的年轻人中的一员,“肚子没有大起来之前,还是想穿点显身材的。”对于买车,她打算再忍几年,“反正在北京有车太麻烦,整天堵在路上”。如果真中了大奖,也不买什么,“先把房贷还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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