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汾：活着的人应该好好活下去

杨光

　　张宝安站在坡上，俯视着脚下大片复垦后的土地，神情黯淡。他说，当时，他一直没有放弃希望，直至亲眼看到妻子尸体的那一刻。

2008年9月8日，距今半年前，就在这个坡上，大量的泥浆从山顶呼啸而下，瞬间吞噬了276条生命。之后，事故被认定为一起因违法违规生产导致的重大责任事故，22名官员涉嫌渎职而被刑拘，时任山西省省长孟学农提出辞职。

事情过去了近半年，张宝安已从悲伤中逐渐走了出来，并且与同样因这次事故而失去丈夫的孔宝建组成了新的家庭。用他的话说：“活着的人应该好好活下去。”

张宝安家门口复垦后的土地正等待播种。从临汾市到襄汾县直至陶寺乡，主要的党政领导岗位也正虚位以待。

新家庭

对于张宝安和妻子孔宝建来说，这的确是新的开始。双双失去亲人的遭遇使他们更加理解对方的痛苦和感受。两个已经破碎的家庭组成新的、完整的家庭，“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也是给别的受伤的家庭做出了榜样”，54岁的云合村委会主任张焕玲说。张焕玲眼睛微微泛红，在张宝安家只坐了片刻便起身走出了房门，副主任见状也紧跟着离开了。

50岁的张宝安有两个女儿，分别在上大学和小学。他并不忌讳谈及半年前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上大学的女儿也相当开朗。妻子孔宝建则不善言谈，看着丈夫的滔滔不绝，只连连点头称是，很少说话。

张宝安说：“我们现在过得还好，政府很照顾，过年过节都来慰问，省里来了市里来，市里来了县里来，县里来了乡里村里来，大家都很关心我们，从我们个人来说，就更应该尽快摆脱悲伤的情绪，积极生活，对得起这么多关心我们的人。”

此前一段时间，张宝安曾是村里的重点看护对象，情绪几近失控。极端的想法也有过，而且不止一次，那段时间是最难熬的。

“村长天天到我家里来，讲道理，没事的时候还叫我出去，坐在她的车上，她去哪儿就拉着我去哪儿，边兜风边做我的思想工作。”张宝安说。

后来，也是经过村主任介绍，张和现在的妻子走到一起，“我考虑了好几天，最终决定重新组织家庭。”

春节前，张宝安和孔宝建结婚，没有什么仪式，只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街坊四邻。原来的4口之家，变成了现在超过10口人的大家庭。

过年了，村民的心情总体来说比较平静，各家相互走动也不多，加上人人都说经济危机，花钱也都格外小心。

村主任张焕玲说：“按照我们这里的习俗每年都是要敲锣鼓过年的，本来今年我也考虑给大伙组织一下，但想到溃坝事故才过去没多久，就放弃了这个计划。这是多年来我们村里第一个没有鼓声的春节。”

补偿与反省

除了每个遇难者一次性补偿20万元以外，春节期间，市县乡三级政府还是给予了村民各方面的经济补偿和慰问。用襄汾县委统战部部长苏嘉邦的话说，政府在努力帮助遇难家属及早走出悲伤情绪，恢复生产生活。

张宝安告诉记者，今年过年，临汾市领导前来慰问时，给每个遇难家属带来了2000元的慰问金。襄汾县官员来慰问时，又给了每个遇难家属1000元慰问金。另外，还挨家挨户分发了一袋米、一袋面、一桶油。

针对事故造成的孤儿问题，目前暂时主持陶寺乡工作的县委统战部部长苏嘉邦说，每个孤儿每月发放330元生活费补贴。补偿金将发给其监护人管理，生活费则给予学校用于孩子的学习和生活。

如今当地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恢复生产。在溃坝事故中，不少村民的房屋被泥石流推倒，土地被泥浆掩埋。而今，被冲毁的房屋已经重建完毕，大片被泥石流掩埋的土地也已全部复垦完毕。“村民心里有了底儿，恢复生产生活的速度就会加快许多。”苏嘉邦说。

在受波及比较严重的大邓乡，乡党委书记赵锁明告诉记者，溃坝事故之后，省市县各级政府和安监部门向下发出的检查、监督指令就没有间断过，光文件就下达了近百份。到目前为止，陶寺乡和大邓乡等乡镇所有的企业均处于关停状态。

襄汾县政府一工作人员说，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快半年了，但现在人们还都比较忌讳谈溃坝事故。无论是哪个部门，但凡涉及这一事故善后工作，该做的事一定会做，而且会做好，但没人愿意说自己做过什么。现在襄汾是“一票否决”，县委书记、县长、安监局长等很多岗位目前还是空缺，下面更没有人敢谈这个问题。

据这位工作人员回忆，当时事故发生之后，第一篇新闻通稿的内容发成了暴雨引发泥石流，属于决策上的错误。因当时根本没有人对尾矿库有概念，很多人见都没有见过。后来，国务院调查组到现场之后，推翻了暴雨引发泥石流的说法，定性为安全责任事故，整个事情的性质就严重了。

乡镇干部的压力

乡镇一级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自己的处境，觉得很无奈。

大邓乡党委书记赵锁明说，乡一级政府，名义上是政府，实则有名无实。在他看来，作为政府，首先应该拥有国家机器，比如独立的财政权，或公检法。没有这些权力，谈何政府？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乡一级政府没有任何权力，却有很大责任，这显然并不合理。

赵举例说，比如，上级部门下发的各种对企业和矿山的安全检查任务，乡一级政府就必须要执行，没有权力，执行的结果就很难得到保障。企业可以听你的，可以不听你的，作为乡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唯一的手段就是向上级政府打报告，很是被动。

“作为乡镇干部，哪里都得罪不起。企业有时都弄得乡政府很难堪，一旦企业与上级部门有了联系，乡政府再去执行检查就是难上加难。但出了事情，首要问责就是乡镇干部，这样很不公平。”赵锁明说，“就拿溃坝事故来说，事发地陶寺乡党委书记就被免职了，然而，实际上很可能他连人家企业主的面都没见过，这些企业连县里都不惧怕，何况乡里。现在很多乡干部做事都有些胆战心惊了，生怕哪天一出事自己稀里糊涂地就被免了。”

赵锁明列举了襄汾县政府安委会下发的关于《两节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大检查通知》的内容。他说，《通知》中成立了14个安全专项检查组，从第一个看到最后一个，没有一个检查组有乡政府的影子，而《通知》结尾处却强调，本次大检查结束后，各乡镇、各检查组要写出专项汇报材料，于某年某月上报县政府、安委办，对检查不力、汇报不及时的单位，要给予通报批评。

赵坦言，类似问题已多次与上级领导反映沟通，也得到了领导的理解，但却没有办法改变。后来他意识到，这不是个别现象，上级领导也无力改变。

在赵看来，依照目前的情况和权力归属，乡政府比较适合成为一个办事机构，而不是基层政府。他相信，没有实质性权力的政府，工作将十分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