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工

　　明知觅工前景黯淡，无奈依然冒险犯难。元宵节过后，南下东进的滚滚人潮与珠三角和长三角相对萧条的制造业光景形成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反差。去留两彷徨的农民工和经年累积的非就业大学毕业生所形成的叠加效应，使得就业成为这个国度最让人揪心的一个议题。当共度时艰的这一刻真正来临的时候，习惯了盛世光景的人们做好各种准备了吗？

离乡

刚过完农历年正月十五，第二天的凌晨四点，徐兰和她的老公就出发了。

他们和6个老乡一起，包了朋友的车。徐兰的老公和这个朋友轮流当司机，从重庆开县的岳溪镇出发，开往深圳。

旅途是疲惫的，尤其是两个司机。朋友从重庆一直开到湖南张家界，徐兰的老公开后半段，不开车的时候他们也没睡，陪对方聊天解困。

但这种方式省钱，由于是朋友的车，只需要摊油钱和过路费。

徐兰23岁了，去年年底辞工回老家结婚。酒席摆在了大年初六，场面很热闹。尽管积蓄不多，从彩礼、嫁妆到婚宴他们都没有马虎，连凑带借花了几万块。徐兰的手指上戴着两枚戒指，一枚是订婚的，一枚是结婚的。她老公的无名指上也戴着一枚婚戒。

徐兰第一次离开家乡是19岁。高考没有考上，又不愿意复读的她走上了外出打工之路。她到了深圳，在松岗找了一份卖机票和火车票的活儿。相比于频繁换工、颠沛流离的其他打工者，徐兰是幸运的，这份工作她一干就是四年，底薪从最开始的每月800元涨到1200元。

如果不是要回老家结婚，她不会辞工；如果不是经济危机导致公司效益下降，她也不会辞工。

听说“金融危机”这个名词是在网上和电视里，但切身感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是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

徐兰感觉机票没以前好卖了，由于销售额的下降，老板下调了提成的比例。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徐兰每个月底薪加提成差不多能挣2000元，去年年底只能挣一千五六了。

徐兰的老公去年上半年借了些钱买了一辆货车，前两三个月生意还不错，天天有货拉。到年底的时候，生意明显冷清了下来，经常四五天都拉不上一单生意。她老公的手机，从春节到现在就没怎么响过。

但即使不景气，过完春节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又出发了。

徐兰心里不是特别想出来，她觉得在老家找个超市当售货员也不错。但老公出来了，她得跟着。徐兰的老公比她大5岁，在外打工十来年。他不是不习惯家乡，而是老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挣钱机会。“现在我们是上有老，下还没小，等有了孩子经济压力就更大了，不出来挣钱行吗？在家里能挣钱谁还出来呢？”徐兰的老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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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颠簸了30多个小时，正月十七的下午，他们到达了目的地深圳。这一趟旅程的结束，是另一趟旅程的开始，什么时候能找到工作，能找到一份什么样的工作，货运的生意还能不能做下去，对于徐兰夫妻来说，是令人忐忑的问题。

少年的哈姆雷特式烦恼

徐兰的故乡是重庆开县下面的小镇。

这个镇子耕地不多，几乎没有工业，经济支柱是柑橘种植。劳务输出是当地人赚钱的一个重要途径，镇里大概有3.5万劳动力，其中约有2.5万在外地务工。

据镇政府的统计，今年春节有9000多人返乡，过完节之后，绝大部分又踏上了务工之旅。在政府的问卷调查中，只有极少数人表示不想再出去了，且其中一些人节后又改变了主意。

留下，还是出去？这是徐兰的堂弟徐波这个16岁的少年心中一个哈姆雷特式的烦恼。

徐波13岁时退了学，14岁那年第一次走出家门，去了千里之外的广东。他在东莞的一家电子厂打工，去年年底辞工回家。回家的时候他带了两三千块的积蓄，以及在广东花了100块钱做的新发型。他的头发被染成了深浅不一的黄色，每一根都直直地竖立着。母亲对儿子的新发型很生气，觉得像不三不四的小混混，妹妹和亲戚也说不好看，只有徐波的同学给了些正面的评价。

徐波一直打算2月底之前再出门，头一天他在电话里还满满当当地这么说，但第二天，他有些嗫嚅了：“我可能不会出去了，妈妈让我先在家里学剪头发。”

这个消息是他正月十五在姨妈家玩了回来后，妹妹透露给他的。母亲和亲戚都让他先学手艺，徐波自己的想法则充满了矛盾。

在家里住得舒服。徐波的父亲过世前给他们留下了一套三室两厅的大房子，徐波自己的卧室就有十几平方米，而在东莞，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子，比这卧室还小。

在家里吃得也合口味。徐波在东莞吃不惯工厂的食堂，“都是煮出来的，饭里还吃出老鼠屎！”他抱怨说。

这个镇子很小，小到徐波说他家的具体位置时都不习惯用街道名称，而是“卖茶鸡蛋的那里”代替。不过，和东莞比，徐波没觉得有什么缺少的，想上网有网吧，想唱歌有KTV，想溜冰也有地儿，唯一缺少的是公园，但那可有可无。

在外乡很孤单，但却拥有在家里没有的自由，工友都是像他那么大的同龄人。在外面有钱花，在家里得伸手问母亲要。徐波还想逃避给正在读书的妹妹做饭，“我不会煮饭，稀饭煮得太干，干饭煮得太稀。”他说。

“但学门技术也不错，打工很累，剪头发比较轻松，剪一会儿就可以休息了。”徐波的言语中透露出孩子考虑问题时的简单。他承认父亲去世后心里有一点点觉得自己是家里惟一的男子汉，但这份责任的承担似乎可以放到未来，在他的心目中18岁才算长大。

如果出去打工，徐波打算去深圳。他有一个同学在福田打工，同学说那家工厂在大量招工。徐波不清楚那家工厂具体是做什么的，也不清楚同学在那里做什么。

徐波的这个同学，也只是一个17岁的大孩子，一个月前刚刚进入位于福田保税区的这家通讯公司，主要工作是装主板和面壳，在这家厂里做得也不尽如人意。

不确定的未来

和徐波相比，已经成家的徐兰多了份沉重。她说每个人都有烦恼，她现在的烦恼就是：结婚了，生活的压力大了。

到达深圳的第二天，徐兰跟着去老公的姐姐家走了趟亲戚，这天是老公大伯的生日。下午男人们聚在一起搓麻将，晚上一家人一起出去吃顿饭。在亲朋好友的小小团聚中，打工者们暂时挥别了不确定的未来带给他们的烦恼和忧愁。

工作的事目前一点眉目都没有，徐兰打算过几天开始着手找。她想进商场卖东西，或者再做回老本行——卖机票火车票。她没有亲戚和老乡可以帮忙引荐，只能依靠橱窗外贴的那些招工广告。她期望薪水能有1000多到2000块，但朋友给她反馈的消息是，如今的市场的确不太景气。

至于老公，还是打算继续做货运生意，如果实在做不下去，他们考虑把货车卖掉，老公再去找工作。

徐兰没想过如果找工不顺利怎么办。“总能找得着吧，有什么做什么呗，都经济危机了，也不能要求太高。”她说。

在要求不要太高的前提下，徐波的小姨何英一个星期之内就找到了工作。何英原先在东莞一家鞋厂工作，由于效益不好裁员，何英离开了那里。回老家后只呆了半个多月，没等过完春节，何英又出门了。她的理由很简单，两个孩子要念书，她需要挣钱。重回东莞后她看到了一家电子厂的招工广告，给中介交了50块钱手续费后，进了这家厂子。“不过做得不习惯，想出厂。”何英说。

城市边缘人

徐兰和老公的家，在深圳布吉的一个“城中村”里。

这个家并不是他们俩的。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里，住了五六家人。客厅里放了一张高低铺，徐兰和老公住下铺，上铺还睡了其他人。

两家人合住一间屋子的情形在打工者中很普遍，一道布帘，而不是一堵墙，就能隔断隐私。

这套房子的房租大概八百来块钱，加上水电费，每家每月大概需要掏三四百。

客厅里摆着一台小彩电，坐在这里看电视是这些打工者们每晚的娱乐和休憩。

屋外是典型的“城中村”的景象。楼与楼之间的间距很小，小卖部、大排档、五金商店林立在街边，环境喧闹而嘈杂。

这是城市的边缘，这些打工者们也始终是生活于边缘的心态，不管是九零年代的徐波和他的同学，还是八零年代的徐兰和他的老公，或者是像何英这样的中年人，都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

徐波和他的同学去过深圳的很多地方，比如世界之窗、莲花山。但这并没有让他们对这个繁华都市产生额外的眷恋，徐波同学的口吻是：深圳就是找钱的地方，要是老家能找钱，来这里干吗？

何英1994年就来到广东打工，在东莞住了十几年，在深圳也住过一段。她从未去过世界之窗，也从来没到过海边，至于莲花山，是听都没听说过的地名。对于她来说，生活是真正的“两点一线”。

“在外面打工没有打得很开心的，都是没办法”，何英说。等孩子不需要负担后，她一定会回到自己重庆的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