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不可把农民工当作临时“蓄水池”

王延春

　　全球经济衰退正在大量吞噬中国低端出口制造业的工作岗位。春节过后，2000万返乡农民工又开始向沿海及大城市涌动。大学生新增就业、农民工就业、失业人员重新就业，几项就业压力叠加在了一起，牵动着政府、社会和企业的全部神经。

2月9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研小组已抵达东莞。随后10个工作组将陆续分赴各地调研，期望摸清失业底数，了解就业诉求。这是时隔三个月后第二次大规模调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人士说，此次调研情况将上报国务院，希望酝酿刺激就业的良策。

日前，就如何有效应对就业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调研室主任朱明春。

经济观察报：今年经济形势下，就业问题十分突出。2009年就业形势这样严峻在预料之中吗？

朱明春：就业问题本来就是经济发展中一直需要重视的中长期问题。为了解决每年常规需要增加的就业量，我国经济增长应保持一定的速度。但是受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前这个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大学生新增就业，农民工就业，失业人员重新就业，几方面叠加在一起，就非常困难了。特别是大约2000万农民工需要重新解决工作问题，对不少人来说始料未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重民生”，实际上都要考虑就业问题，“稳就业”是题中已有之意。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保就业”应成为当下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吗？

朱明春：我个人认为，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还是7%或是9%，本身不是最终目标，保增长隐含着保就业的要求，最终是要解决好民生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保就业在当前应该是第一位的政策取向。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一些国家在刺激经济计划中明确提出“保就业”的经济目标。更明确地提出“保就业”，可以使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更加集中在这个方面。

经济观察报：那如何有效开拓就业渠道呢？

朱明春：从需要就业的人群看，解决就业问题主要应关注解决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从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看，则主要是应加快发展服务业和扶持中小企业。

国家投资4万亿，采取系列扩大内需的措施，其中基础设施建设等都可以拉动部分就业，但我认为吸纳就业主要还是靠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因此，发展服务业和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应该及时到位。服务业被认为是吸纳劳动力能力最强的领域，但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40%左右徘徊，而全球发达国家的比重达到60%-70%以上，发展中国家多数也在50%左右，服务业发展滞后使得其吸纳劳动力方面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是制约我国就业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

“十一五”规划提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都要提高几个百分点，但是2007年与2005年相比，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没有提高，服务业就业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仅提高了1个百分点，均远低于规划目标。中国的服务业滞后，不是简单的遗漏统计的问题，根本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以来定位于出口导向的低成本工业加工，近年来的经济全球化更强化了这一模式。发展服务业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往往只是口头上喊喊，实际效果并不好。服务业的很多领域还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市场准入限制，对文化、教育、传媒等行业中可以市场化的部分也未能很好实现产业化发展，这也反映了体制上、政策上仍然有许多模糊认识的影响，必须进一步转变观念、深化体制改革。

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也是吸纳劳动力的主力，但是现在许多中小企业经营仍非常艰难，难就难在融资上。去年底以来我国信贷投放量增长很快，但贷款流向主要还是集中到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小企业仍处于劣势地位，资金链紧张，加上去年以来需求缩减，必然减少用工量，因此，对就业影响很大。

经济观察报：有一个现象，有关部门公布的失业和就业数据经常与大家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的感受差距比较大。

朱明春：是的，缺乏比较健全的失业检测体系和比较完整的失业数据，是导致就业形势难以很好把握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依然采取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个数据不能真实反映失业情况，特别是数量已经十分庞大的农民工就业情况，没有包含在内。如去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但就业数据仍然很好。统计口径不全、就业数据失真，必然导致对整体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出现偏差，而且会直接影响到宏观经济决策。决策者手头没有准确的数据，就不能提前对就业形势预警，及时采取对策。建议尽快建立覆盖全面的失业登记制度，监测预警与国际接轨。这件事情做起来不容易，但意义重大，应该马上动手。

经济观察报：失业登记制度没有覆盖农民工，是不是说明我们体制上还没有真正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经济中来呢？

朱明春：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农民工群体，切不可把他们只当作打造“世界工厂”的临时“蓄水池”。城乡一体化是战略性问题，是发展的大趋势。大量农民工返乡虽然目前难以避免，但必须看到这与中国城市化目标战略上是悖离的，将来还是要创造条件进一步扩大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日本、韩国也是人多地少，与我们国情近似，但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都基本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收入大体相当。而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已接近3000美元，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之比高达1：3.34，而且还有扩大趋势。

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步伐，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战略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扩大内需，也要靠扩大农村消费。当前应该认识到，农民工是城乡一体化发展最好的桥梁，稳步而有序地实现农民向城市转移，农民工是突破口。我国目前有2.2亿农民工，其中1.3亿是流动就业的，有城市化的现实需要。农民工不能变成“蓄水池”，经济好了，让农民进城做工，经济不景气了，让农民再回去种地。这种思路不符合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现实中也不可行。长期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适应城市生活，不大会种地了，有些也没有地可种了。因此，农民工成为新市民是必然的。

南方一些城市目前已经尝试逐步开放城市的公共服务，把农民工变成新市民，非常值得肯定。从全国来看，目前城乡一体化许多方面还做不到，如农民工和城镇人口的社会保障还是“两张皮”，但首先应及时重视解决农民工保险接续问题，也可以对农民工进行必要的失业保险补贴，促使农民工加入社会保障体系。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评价四川给农民工发失业补偿的做法？——四川省规定：“凡参加了失业保险的地震灾区企业，可对其暂时失去工作岗位的参保农民工预先进行失业登记，发放失业保险金。对在外稳定务工半年以上的失业返乡农民工，三个月以上未能重新就业的，进行失业登记，家庭特别困难的，当地政府可按最低工资标准的70%给予不超过半年的失业援助。”

朱明春：我很支持这种做法。眼下，几千万农民工一下子解决就业不现实，但政府有两件事可以做：一是在农民工培训上加强力度。建立政府、用人单位和进城民工共同分担的职业培训机制，扩大培训的覆盖面，在当前经济危机和农民工失业返乡的形势下，帮助农民工抓紧时间“充电”。二就是类似四川省的做法，对失业农民工的生活给以补助。我觉得，给所有百姓发消费券，不如集中给农民工发放失业保险补助效果更好，具体做法上可以把一次性失业补贴和建立长远的失业保障制度结合起来，这样不仅对消费拉动的效果更明显，还可以进一步加快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经济观察报：政府如何引导农民工流动？

朱明春：返乡就业扶持政策与城市吸纳劳动力相结合，但更要注重解决农民工回城就业问题。“离土不离乡”的提法有一定道理，像华西村等地方乡镇企业发展非常成熟的地方比较适合，而普遍的情况是，城市毕竟吸纳就业的能力更强，城市集聚优势更适合农民就业。因此，一方面要优化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环境，另一方面对进城的农民工，劳动部门要给以更多的就业帮助。

经济观察报：许多地方政府希望提高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个趋势与扩大就业似乎是矛盾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扩大就业如何协调？

朱明春：产业结构调整不能只谈工业，一定要把服务业考虑进去，通盘考虑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资本和技术密集化是工业发展的规律，一方面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另一方面是劳动成本增加，福利水准提升，这些客观上都会逐步弱化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因此，还是要更加重视发挥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从工业内部来看，产业升级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淘汰一部分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绝不是说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是“夕阳产业”，关键要看其附加价值和市场竞争力。地方政府在结构调整中应考虑产业升级和扩大就业的协调问题，尤其在当前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条件下，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要适度支持，帮助其调整提高，度过难关，实现再次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