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大公子（上）

吴晓波

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wxb680909@yahoo.com.cn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宋子文的讽刺性地位可以从两份名单中窥见。

1949年，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公布国民党战犯名单，排第一的是蒋介石，第二是宋子文。三年后，已经远遁台湾的国民党通过“党内重大整肃案”,开除了一批“不忠贞”的重要党员，名单之中，孔祥熙位居第一，宋子文位居第二。在国共两份“敌人”名单中，居然能同时出现，而且都高列次席，这就是宋子文式的尴尬。

宋子文出身在一个基督徒家庭，这是一个受过美式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训练的新式企业家，举止优雅，英文水平好过中文。他早年毕业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获硕士学位，继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众所周知，哈佛和哥大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学术重镇。宋子文的家族十分独特，他的父亲宋查理早年经商，是孙中山最亲密的支持者之一，他让自己的大女儿宋蔼龄和二女儿宋庆龄先后去当孙中山的秘书，最终，宋庆龄成了孙夫人，宋蔼龄则嫁给了山西人孔祥熙，此人后来与宋子文一起成为蒋介石最重要的财政大管家。三女儿宋美龄的丈夫就是蒋介石。宋氏一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显赫地位可以想见。

1927年6月14日，宋子文与18岁的张乐怡在上海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对宋来说，这是一场百味杂陈的婚事，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与盛宣怀的女儿盛七小姐盛谨如热恋，然而，因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宦世家子弟，竟遭到骄傲的盛家拒绝，理由是“太保的女儿嫁给吹鼓手的儿子，才叫人笑话呢”。绝望之余，宋子文到庐山排谴心情，经介绍与江西九江的木材商人张谋之的女儿相识，于是闪电结婚。也就在他考虑这桩恋爱取舍的同时，他面临一个比婚姻更为重大的抉择。

就在这一年初，南方的蒋介石率军北伐，很快攻到南昌，剑指上海。沪上的企业家决定与之合作，承诺为蒋提供巨额军饷。不过，这些钱将以贷款和发行公债的方式支付，需要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人居中担保。这时候，宋子文成了惟一的选择。宋家与孙中山及国民党的渊源天下皆知，而宋子文在商界的声望颇高，他本人的理念与商人相同，况且宋家在上海的面粉业和纺织业中均有大笔投资。

此时的宋子文属于国民党内的反蒋派，自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分裂成两派，蒋介石与汪精卫分居广州、武汉，均以正统自居，宋庆龄当时站在汪精卫一边，宋子文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长期留居上海，就是为了替汪精卫募集资金。

就在他举办婚礼前的4月份，蒋介石与宋子文见面，邀请他出任自己的财政部长，并与武汉的汪精卫、宋庆龄断绝政治关系。两天后，宋明白告诉蒋介石，他不愿意在委任书上签字。很快，蒋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同时，命令广州驻军没收了他在南京政府银行中的所有财产。那些日子里，在上海莫里哀路的宋家花园里，大姐宋蔼龄和大姐夫孔祥熙日日对他洗脑规劝，他则躲到宋庆龄的空房子里彷徨不已。拉开窗帘，他可以看到杜月笙的青帮子弟在游走监视，这一切都让他心神不宁。

精于谋略与善于妥协的个性，在宋子文身上展现得十分淋漓尽致。在政治理念上，他与二姐宋庆龄十分接近，信奉民本思想，对蒋介石的威权主义颇有微辞。不过，他对劳工运动却有天生的厌恶，宋庆龄的朋友、与他也相熟的美国记者文森特·希安曾记录说：“他对任何真正的革命都感到神经质的恐惧，人群使他害怕，劳工宣传和罢工使他不安，想到富人可能遭到剥夺，他感到惊恐。他极端厌恶群众运动，这种厌恶支配了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并且最终将他投入了蒋的阵营，尽管他真诚地抱有理想主义。”

宋子文最终决定与蒋同路。他请文森特·希安告诉武汉的宋庆龄，他将留在上海帮助蒋介石，希安记录了当时的景象：“我用一辆轿车送他回家，像是坐在出殡的柩车里一样，我们两人都没有说一句话。我纯粹是被事情的变幻不定搞得疲惫不堪，他则是非常阴郁沮丧。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那天夜里的事情给我留下了我对宋子文的最终印象。这一印象既是对他个人的，也是对这一类人的，即在两岸之间不知所措的正直的自由派人物。”

蒋介石兵进上海之后，因为财政紧张，对企业界实行了勒索恐怖的行动，这造成原本支持他的商人们的极大不满。作为蒋介石的“钱袋子”，宋子文一开始很想担当政府与企业家们之间的桥梁，商业家族的出身背景和自由主义的美式教育让他对企业家充满了同情，他还是希望通过正常的财经政策重修政商关系。

1928年6月，宋子文在上海召开全国经济会议，60多位上海及江浙最重要的工商及金融界企业家全数与会，大家集体炮轰宋子文，提出了两条议案，一是“限制工会和罢工案”，要求“政府必须制定对工会组织管制的劳工法，以防止滋事之徒利用工会组织挑起事端，工会的经费必须公开，并将置于其监督之下”。二是“保护商人财产案”，要求“所有私人财产，如船舶、面粉厂、工厂、矿山，现在仍被政府当局所占据者，应一律立即归还，所有非法没收的财产也同样立即归还原主”，这两条议案中，第一条是他们一年多前资助蒋介石集团的最主要初衷，第二条则完全是意料外的“事故”。宋子文在会上承认 “战争时期我们曾被迫使用极端手段来筹集经费”。他还同意向中央政府建议裁军，并把年度军费开支限制在1.92亿元之内。银行家们表示，如果宋的承诺无法实现，他们将不再购买政府的任何公债。报道这次会议的《字林西报》说，“只有计划全部被接受，否则7月31日之后，掌握了中国财富的上海银行家们连一分钱也不再贷给国民党政府了。”

会后，宋子文当即带着这份报纸去了刚刚被收复的北京，在那里，国民党所有的高级将领正在召开军事会议，宋子文的发言还没有讲完，很快遭到了趾高气昂的将军们的嘲笑，他们一口拒绝了裁军和军费限制，顺便还要求财政部马上再发行3000万元到5000万元的公债。第一个回合，宋子文的努力泡汤，企业家一触即败。

两个月，国民党定都南京，随即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在宋子文的暗示和鼓励下，虞洽卿率领100个上海商界代表气势汹汹地奔赴南京请愿，这些人代表了上海总商会、上海银行同业工会和60个上海行业公会，他们提出“颁布约法，监督财政，裁减兵额，关税自主，劳资合作”等十大要求，如果不能满足，他们将拒绝支付8月份的贷款。这是蒋介石进上海后，企业家集团采取的最强硬的一次行动，国内外舆论为之一震。蒋介石当然不能用刺刀、机枪对付这些金主，便将他们请进汤山别墅，派出高官日夜宴请周旋，承诺组成全国预算委员会和中央财政改革委员会，此外还单独许诺虞洽卿，拟聘他为全国交通会议航政股主任。一路软钉子吃下来，请愿团还是无功而返。

在这样的过程中，一直试图在政商之间达成某种妥协的宋子文渐渐滑向了政权一边，他很快变成了另外一个宋子文。

跟蒋介石的合作，使得宋子文成为民国史上最有权势的经济人物之一，他甚至因此还成为过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他个人的财富也因此变得无比庞大，成为当时中国的“首富”，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在百年企业史上，他成了继盛宣怀、周学熙之后的 “官僚企业家”的首选典范。

不过，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是一个丧失了理想和立场的人，他显然背叛了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所灌输给他的自由经济理想，所以，他显得非常的不快乐，总是做着言不由衷的工作。他还是一个不“自由”的人，他的多年保镖和司机是一个叫“汤米”的人，他本名董海文，是半公开的军统特务，每当出国，他总是不离左右，“亲自照管着宋子文的行李”。

在有些时候，他甚至还会受到生命威胁，1931年7月23日的《纽约时报》便刊出过一则新闻《枪弹未击中宋子文》，报纸引用了宋本人的自述说，“我从车站上走出来，离出口处大约15英尺远的地方，突然有人从两侧同时向我开枪……烟雾消散后，人们发现一直走在我身旁的秘书的腹部、臀部和胳膊都中了枪弹。子弹从两侧打进他的体内，他的帽子和公文包满是窟隆，奇怪的是，我比他高许多，竟未伤毫毛。”

很显然，这是一起明摆着的恐吓事件。事后得知，暗杀的主事者是杜月笙，在不久前，杜与财政部有一场交易，他为此支付了600万元，后来他突然想要中止这件事情并讨回那笔预付金，宋子文还给他600万元公债券，杜月笙当然不满意，于是就有了枪击一幕。宋子文在弄清事件的状况后，迅速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把公债券通通换成了现金。

在这部企业史上，宋子文是一个十分摇摆和难以定义的人，把他与前朝的盛宣怀放在一起比较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们正是两个时代的官商典范。他对西方的经济制度非常娴熟，有时候表现得很开明，对企业家阶层十分理解和同情，有些西方观察家甚至认为，他是国民党中国的“资本主义灵魂”。可同时，他又是专制经济制度的执行者，他的高超的财政技巧实际上比强盗还有杀伤力。他反对暴力，拒绝用恐怖的方式管理财政，可是同时，他又往往是暴力集团最有效率的合作伙伴。他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爱国者，可同时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把私利摆在任何理性选择的第一条。他善于制定秩序，但他自己则每每置身于秩序之外。他的这些个性在日后将继续清晰地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