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学”学归何处

韩福东

去过两次台北故宫，过于匆匆，去之前未作案头工作，参观时也如走马看花，现在颇觉遗憾；但展馆内的肉型石和翠玉白菜等珍品却是记忆深刻的。前几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率团来北京故宫博物院“借宝”，两岸故宫开启首次高层互访，借着这个因由，我也把郑欣淼先生的《天府永藏》从头到尾读完。

故宫是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符号载体。它80余年的历史，亦契合于整个时代的颠沛流离以及斗争与和解这一永恒主题。对故宫的研究，也因此具有特殊意义。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2003年曾提出“故宫学”的概念。按他的定义，所谓“故宫学”，是以故宫及其丰富收藏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紫禁城宫殿建筑群、文物典藏、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及故宫博物院历史等六个方面。其实可以把这些化约为两类：广义的故宫文物及博物院的历史。而《天府永藏》这本书，前四章讲历史，第五章说文物，第六章则主要是介绍故宫学了。

书中关于文物的部分，郑欣淼分门别类做了解说，并将两岸故宫作为互相比照的对象，读后确实长知识不少。不过，大概是囿于资料的欠缺，有关台北故宫的部分，叙述相对疏简；而且，整体上也流于就文物说文物的层次，既无超越性发现，亦无深层次视角。如将“故宫学”作为人文科学的一门独立学科，将其研究内容的六分之五，仅作扩充了的展览式说明，显然是不够的。

至于博物院历史部分，占了本书近一半的篇幅，却也是粗枝大叶，仅有一具枯干的骨架在，未能赋予故宫血肉和生命。即便是骨架部分，亦显支离破碎，缺乏基本的完整性呈现。

清宫旧藏显然是故宫文物的主要来源，书中提及，北京故宫博物院85％的文物藏品属于清宫所留，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的92％来自清宫。民国肇始，清帝逊位，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发布《清室优待条件》，允许清帝暂居宫禁，尊号不废，待以各外国君主之礼，不唯私产受特别保护。清帝岁用400万两亦由民国政府拨发。《天府永藏》于此语焉不详，但也承认彼时“皇宫里大量堆积的文物珍宝仍然由皇室和内务府占有”，但却不知为何又将溥仪赠予溥杰或其他臣子文物的行为，称为“监守自盗”。这样的治史，未免过于缺乏历史眼光，亦有对“政治不正确”的古人不厚道之嫌。

及至冯玉祥倒戈发动 “北京政变”，临时执政府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即日将清室驱逐出宫，紫禁城辟为故宫博物院。之后事故频发，如：故宫高层被段祺瑞政府通缉；“直鲁联军”包围故宫，迫令腾让未果；清室谋求复宫及内阁秘密议决改组故宫……均是鲜活有趣且重要的故宫史实，在《天府永藏》中则仅以“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内战，政局的不稳与变化以及经费的困难，使创立初期的博物院遭遇了艰辛与挫折”一句，一笔带过。

该书重点对抗战前后部分故宫文物南迁西运及内战末期之赴台做了描述。文物赴台后的保管、台北故宫的建立等，和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的清理、充实与外拨，也一并详加论说。有关故宫的历史，到此即戛然而止，却在最后之《故宫文物与故宫、故宫学》中，对前面未提及的故宫历史做了部分补充，亦可见章节设计上存在一定错乱。

虽然本书副题为 “两岸故宫博物院藏品概述”，但郑欣淼并未把该书仅限定为对两岸文物藏品比较介绍的层次，显然有借题发挥“故宫学”的意图。不过从呈现的效果看，尚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举例而言，因国共政治长期对峙，两岸故宫被赋予各自承担中华文化“正统”的重负，最明显的例子是1961年在台文物赴美展在两岸激起的巨大涟漪。另外，作为辛亥革命和五四遗绪的“去传统化”与文保理念的潜在冲突，在“文革”时期大面积爆发；而台湾文化上“去中国化”的思潮，在台北故宫上亦多有体现。此番两岸故宫之携手，亦是文化交流受制于政治情势的表现。比起大而化之同时又残断的故宫历史叙事，站在“故宫学”的高度来看这些反映故宫文化与政治的纠葛历史，应该更有新意和内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