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皓直面“躲猫猫”

　　“无论如何，事情的真相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得以大白于天下，这相对于‘周老虎’等众多事件来说，是个很了不起的进步。”伍皓点燃手里的烟，脱了鞋，以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斜躺在沙发上说。

去年年底，38岁的伍皓从新华社云南分社常务副总编职位上调任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之一。这位前新闻记者在上任仅三个月的时间里就搞了很多“新名堂”：建实名工作QQ群收集所辖媒体记者的意见和建议；宣传部主动向媒体提供舆论监督线索；率先对国外媒体放开地方“两会”报道；让自己管辖的报纸批评自己等等。

不过，最终让伍皓“暴得大名”的，还是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身份，组织网民去看守所调查轰动一时的 “躲猫猫”事件真相。

在此次全国“两会”期间，身为此次“两会”云南代表团的新闻官，他也遭遇了众多媒体记者的“围攻”，火爆程度不亚于那些明星代表和委员。

从QQ群到“躲猫猫”

川人伍皓，1992年北京大学毕业后主动申请去西藏工作，在藏工作8年后调往云南。这期间，他已是一位网络上的活跃分子，经常用实名在一些论坛上发表见解。成为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伍皓希望继续通过网络开辟一块收集建议和意见的特殊渠道，于是注册了名为“伍皓的网络意见箱”的QQ群。

该QQ群里的公告栏上留有一段话：“伍皓的纳谏平台，诚征对新闻管理和改革的意见与建议，若有不便，可私聊。”这个群的网友多是云南当地的新闻从业人员，习惯于将搜集来的新闻线索或热点新闻事件拿到群里讨论和分享，也有一些人想与这位前新华社资深记者直接交流，所以每天伍皓只要一打开QQ，人头像就闪烁个不停。

2009年2月12日，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看守所在押人员李荞明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后，晋宁县公安局的解释是李在看守所监室内与人玩 “躲猫猫”游戏时，头部不慎撞墙后死亡。此消息经媒体发布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网络上，对李荞明的死亡原因也提出普遍质疑。

伍皓承认，多年形成的新闻职业习惯让他生出了要弄清真相的好奇心。像以往一样，他把组织网民实地调查的想法在工作QQ群里提出来，征询大家意见。没有人提出反对，众多群友表示如果宣传部当真这么做，大家都愿报名参加。伍皓后来对这一举动的解释是，互联网上形成的公众舆论，必须借助符合互联网传播规律的手段来化解。

伍皓迅速将此想法付诸实施。2月19日上午，他以协调人的身份，将公检法等相关部门的代表召集到一起开了个协调会。

尽管伍皓始终都没有对外透露此次协调会的具体内容，但知情人士说，在协调会上，伍皓提出，希望在这些部门的帮助下，让民间网友调查团能顺利进入晋宁县看守所调查取证。现在已无从知晓他的这一设想是否得到过更高层的认可，但是有论者认为，“按常规来说，如果没有更高层的支持和法定程序的批准，看守所这样的地方根本没有向一般公众开放的可能”。

知情人士还透露，伍皓的建议一开始遭到警方的反对。警方代表担心这样做会把事情闹大，不好收场。也有部门代表提议按照过去的老办法处理，按正常程序，由司法部门自己去调查清楚，然后把情况通报给宣传部门，再由宣传部门据此对外公布。“似乎当时并没有人对民间调查团的法律地位提出质疑。”这位知情者回忆说。

伍皓觉得司法部门的案件侦查与省委宣传部提前介入并不矛盾。在他看来，像这样全社会广泛瞩目的案件，仅有司法部门按部就班的调查很难修复已经缺失的政府公信，而直接让网民参与到事件的调查中来，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宣传部门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帮助公众了解真相，尽可能还原真相。

他最终说服了相关部门代表。当天下午他就在云南网上邀请网民参加“躲猫猫事件调查委员会”。随后，伍皓以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名义，面向社会征集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代表4名，（后扩为8名），邀请他们参与组成“躲猫猫舆论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

当晚，云南省委宣传部公布委员会名单，最终是由4名政法界人士、3名媒体记者和8名网友组成，宣传部门官员并未列名其中。

在省委宣传部和伍皓的协调下，民间调查团顺利地进入晋宁县看守所，也得到了“适度配合”，但调查团“会见在押嫌疑人和浏览监控录像”等要求遭到了拒绝。调查团随后提交的“流水账式”调查报告，伍皓本人也觉得“不怎么样”。

而此时公众舆论也急转直下，外界对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伍皓以官员的身份去操盘民间调查颇多质疑，认为此举有“越权”和“以权代法”嫌疑。

伍皓随后在接受云南网在线签疑时对此的解释是,“躲猫猫”原本是一个刑事案件，但是这么一个刑事案件因为警方对死者死亡原因的结论不能让人信服，所以引发成公共事件。在司法部门已经介入对案件进行侦办的情况下，宣传部门应该让社会公众参与到案件的侦办过程中，进入到案发的现场，去了解真相。网民和社会公众是以“第三方”的身份对司法部门的办案进行舆论监督，而不是取代司法调查。

宣传部不能只当消防队

一位云南省媒体的记者透露，在“躲猫猫”事件之前，伍皓就已经在其分管的新闻出版领域大力推行他的新宣传理念。虽然上任仅三个月，那些理念所带来的改变已在云南的新闻宣传报道领域随处可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伍皓也透露，他要推行的新宣传理念是一个完整的改革创新链条，“‘躲猫猫’只是一个意外的突发事件”。

全国“两会”期间，云南代表团在新闻采访上就为中外媒体提供了相对宽松的采访环境。3月7日，是云南团的首个媒体开放日，有26家中外媒体参与了采访。随后的每天中午，云南团都会有一个半小时的媒体见面会时间，安排不同的人大代表就媒体感兴趣的话题接受中外媒体集体采访。这是云南团在以往的全国“两会”中从来都没有过的，其他代表团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做法。

上述那位记者说，这些正是新到任的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精心安排的。“伍副（因为是副部长，伍皓被称为伍副）多年新闻从业的经历，让他在此次‘两会’新闻宣传操作上游刃有余，也为云南团争取了很多加分。”

早在今年的云南省“两会”上，伍皓就尝试放开对国外媒体的采访限制。虽然后来只有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一家媒体前来采访，但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因为这是中国地方“两会”首次对外媒开放。伍皓后来谈起这一改革，也甚是得意。

与此同时，伍皓还策划了云南省的电视、网络、电台同时对省“两会”进行直播，并首次举办了两场新闻发布会，一步到位实行电视、网络、电台同步直播。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当时有很多人提醒“这样做风险很大”，但他坚持要搞，最后竟然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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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突如其来的“躲猫猫”事件，他的另一个改革计划已进入实施阶段，即通过改革新闻发布会模式，让公众参与到自己感兴趣的公共话题中来。他说接下来还要开展一系列常态化的“草根新闻发布会”，就全民关注的返乡农民工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进行讨论，“让当事人 （如农民工）讲难处、忧愁，他们的喜乐，以此来增强媒体的公信力。”伍皓说。

这位年轻的副部长认为，宣传部门不能只充当突发事件中的消防队员，去给那些本应承担事故责任的部门“擦屁股”“打掩护”，这是违背宣传部门理念和职责的，相反，应该更多地让民众参与到新闻事件的解决过程中来。

“躲猫猫”事件发生后，伍皓甚至指示云南媒体“放开手脚，大胆报道，大胆监督”。随着事件调查的深入，各种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大，当地一些媒体也开始质疑伍皓这一做法的合法性，甚至直接点名批评伍皓。伍皓并没有下令当地媒体“收声”。

“让自己管辖的媒体批评自己，我就是想用这样反常规的操作，争取更多的争论，因为争论就是开启民智，实现思想交锋。”按照传统的宣传思路，像这种“家丑”，地方宣传部门一定会尽量去控制其传播的。

“一壶烧开的水，如果你还使劲地捂盖子，最后只能是将壶底烧坏，当你一揭开盖子，水汽就出来，正如沸腾的民意，再热也都会慢慢随风消散。”他说。

“躲猫猫”事件之后，伍皓的宣传理念开始也遇到过同僚的质疑，省委宣传部新闻处的一工作人员坦承“那段时间压力很大，对伍副的质疑和抱怨也多了起来。看的出，他的压力也很大”。

全国“两会”期间，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向媒体公开表态，肯定了云南省委宣传部在 “躲猫猫”事件中的角色。这让伍皓有了信心：“也许再遇到类似事件，我不会这么急进，但主张依然会旗帜鲜明。”

“躲猫猫”事件之后，伍皓承认“低调了很多”，他还指着网上一篇文章中“推波助澜，伍皓再点一把火”的小标题，不无担忧地说：“怎么能说我点火呢？”

他承认，在自己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创新措施中，遇到不少阻力，同事就曾劝他，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宣传部门其实可以不要太作为。“躲猫猫”事件之后，有人指责他“政治上太不成熟，动了不该动的奶酪，破坏了很多老规矩”。

伍皓说，作为官员，在处理这些事情的程序上，的确还做得不够好，需要检讨。但他依旧坚持认为，宣传部与传媒、公众之间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都是要追求公开透明，还有真相。“所以在面对热点事件的时候，不会选择回避。”

走进仕途之前

公开资料显示，伍皓曾有两次被国家领导人接见。学生时代曾被前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毕业时主动要求到西藏工作，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再次被接见。先后在西藏、云南担任16年的新华社记者。

在成为宣传部副部长之前，伍皓被传媒圈熟知的是其新闻实战日记《伍皓说新闻》一书。其博客点击率位居新华网前十名，被称为“中国传媒第一博”。

就在他调任宣传部副部长后，他的一些朋友就断言，要不了多久，伍皓就会名扬天下，“这是由他的个性决定的”。

一位了解他的朋友说，伍皓当年大学毕业主动请缨去西藏工作，就足以说明他是有想法的人，“毕竟那时以他的资历，留在北京找一个很好的单位没有问题”。他的一个同学之前也如此描述伍皓：“这位毕业后即来到新华社西藏分社的同学，秉承着他一贯的热情。”

一位曾与他一起在西藏工作过的朋友也透露，在藏期间伍皓参与过一些“大事情的操作”，虽然后来没有成功，但可见其善于思考且能大胆创新探索的一面，不过这位人士拒绝透露“大事情”的具体情况。

云南一些媒体记者也对其新闻讲座印象深刻——伍皓经常脱稿演讲，风格大胆、尖锐，直刺积弊，毫不留情面。

在其担任新华社云南分社常务副总编期间，手下一记者去采访某基层单位负责人，驱车几百公里到了以后，该局长以没有“上面批件”为由拒绝，这位记者只好曲折找到上级单位批复并传真过来，结果此人又以“无大红印章”为由继续拒绝接受采访。无奈之下，记者只好电话请示伍皓该如何处理，他回复：“把那张传真纸揉成团，砸他脸上，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