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畅想曲（下）

柳红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兰州会议后，关注西部的青年学者就自动组成了西部组，有甘肃的李黑虎、时正新、周述实；贵州的龙隆、王干梅、王永庆、周造阳；云南的潘丹柯、和宁、林沧、邓超；内蒙的郭凡生、曹征海、张太平、潘照东；广西的袁绪程；新疆的尹筑光、于向东；重庆的周天豹、廖元和、何国梅等。他们做了许多深入的调查研究。比如，1987年，在广西、云南、贵州、重庆、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等地进行大规模乡镇企业调查，之后结集出版《希望之光：在中国西部的乡土上》。扉言上有两行字赫然入目：“谨以此书纪念我们西部组敬爱的兄长，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周天豹同志”，西部和死亡连在一起，增添了悲壮感，也把西部组弟兄间的情谊重重地夯实了。

1987年底，贵州、上海两地中青年理论工作者邀请东西部9个省区80多位代表参加在贵阳举办的“发展问题——东西部中青年学术对话”。会议期间，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副书记刘正威分别约见了部分青年，听取他们对西部和贵州发展的意见。贵州省副省长刘玉林、团省委书记叶小文也参加了对话。体改所副所长王小强为对话活动形成的论文集《困惑中的思考》写了序言，他写道：“对话不在于热闹一场，在于通过交流诱发更深入的思索，更艰苦的劳动。我们立志于落后中国的振兴，立志于落后地区的振兴，愿意为这一事业的推进铺路。”

为了在北京整合西部研究力量，1987年郭凡生从内蒙被调进体改委体改所，得到了3个户口，80平米房子，副研究员职称。他至今感叹：“这是1987年啊！”1988年，国家体改委体改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中信国际研究所共同组建的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中心成立。中信国际所副所长朱嘉明（37岁）任主任，郭凡生、冯宛平（35岁）任副主任，田广任秘书长。在北京出生长大的朱嘉明也是有西部情结的人。在“文革”中数千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洪流中，有30余人自愿组合去了西藏，朱嘉明就在其列。今天的中国南极考察科学家刘小汉也是其中一员。“过了日月山，两眼泪汪汪”，对于西部的感情，是他在山上打石羊、在拉萨河游泳、为“翻身农奴”孩子理发、给麻风病人放电影的岁月中一天天建立起来的。西部中心的成立，把散落在各地的研究西部的力量聚集起来，形成一支全国性队伍。他们戏称西部帮，彼此以武侠小说中的地域分派：点苍派、苗疆派、峨嵋派、少林派、华山派、祁连派、昆仑派、天山派、阴山派、水路英雄、大内高手等等。其中的西部军工小组，致力于“三线”军工企业民营化的研究，推动了军转民的历史进程。还值得一提的是，在1980年代众多和西部事业相关的人员中，有一个人在90年代只身前往西藏，担任林芝地区行署专员，他就是张木生。

1988年初，西部中心和新疆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开始在新疆建立我国西部与民族地区发展、改革与开放综合研究试验区的方案设计。参加的30多人中，有汉族、哈萨克族、彝族、白族、苗族；有新疆人、北京人、河南人、内蒙人、甘肃人、云南人、贵州人。在新疆团体中，有后来担任湘火炬董事长和鼎鑫国际资本董事长的聂新勇，有一度在股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德隆集团的唐家兄弟。他们一起在山上体验飞行滑翔的冒险和刺激。民国时期担任过吐鲁番县长的曾问吾先生在《中国经营西域史》一书中记载，面对沿海被日寇封锁，他提议开通甘肃、新疆交通，沟通中苏经济发展。谁能想到，即使在半个世纪以后的和平年代，这些想法再次启迪着年轻人关于向西开放的构想。

这次新疆调研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形成了中国必须向西部开放的共识。而新疆是向西开放的桥头堡。这年夏天，西部中心和中信国际所，组织了从喀什经塔什库尔干的红其拉甫口岸出境到巴基斯坦的实地考察，论证中巴国际公路和巴基斯坦在中国西部开放战略中的作用。这在当时，不仅需要想象力，而且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资源。遗憾的是，原计划从喀什到卡拉奇的路线中断于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

与此同时，中信和新疆自治区组成联合代表团去西亚六国考察，首站是巴基斯坦。这是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充满活力的代表团。除了官方活动，他们会在卡拉奇街头和当地的孩子打街球，和耍蛇人攀谈。1988年7月17日，西部考察团到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第二天，伊朗在经历了数年两伊战争后接受停火协议。他们历史性地成为了停火前的最后一个外国代表团，停火后的第一个外国代表团。在里海边，他们试图抽中东人的水烟斗，高歌西北风。谁见过这样的代表团！之后他们认真考察了土耳其、科威特、阿联酋。回到北京后，他们完成的研究报告就叫：《中国西部必须向西开放》。《世界经济导报》报道了“中信和新疆赴西亚考察团得出结论中国还必须向西开放”、“这对加速西部建设，缩小事实上加剧的东西差距，使中国经济走向西亚以至非洲，都是极为重要的”。1988年12月下旬，以中信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1916-2005）和新疆党委书记宋汉良（1934-2000）的名义，将研究报告呈送国家领导人。据说，邓小平在1989年1月对报告作了批复。虽然其中的建议没能当即付诸实施，但是它事实上促成了90年代初期中国对周边国家边贸的全面开放。

1988年那个夏秋，是个硕果累累的收获季节。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批调研报告：《由半封闭运行转向全方位开放——新疆开放边境贸易的研究报告》（邹蓝、郝振宇、潘照东执笔）、《霍城对外开放试验区方案的说明》（邹蓝、彭纯、王红雨执笔）、《对建立塔什库尔干-喀什贸易、旅游区（带）方案的说明》（郝震宇、郭凡生、邹蓝执笔》，汇集22份研究报告，集成《中国西部：发展、改革、开放的新抉择》一书出版。课题组向新疆党政领导汇报时，那是个热烈的阵势：他们汇报了两天，常委在主会场听，厅局级以上干部在两个分会场听。邹蓝曾经记录过这个场景：

“1988年7月末的一个繁星密布的夜晚，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南昌路，妖魔山北麓自治区农科院交流中心刚收割过的实验田里，燃着一堆熊熊篝火，一群青年人的脸被火烤得通红，几瓶酒，几个西瓜，喧腾的笑语，是因为我们的研究获得自治区党政领导宋汉良、铁木尔·达瓦买提的高度评价。若能预卜此课题‘中国西部：改革开放的新抉择’凝成的对西部开放思路在五个月后会获得小平同志等领导人的赞赏，说不定这场欢聚，真会变成狂欢呢。”

他还写下“我们来，我们看见，我们被征服”等文字，真浪漫，真豪迈！

不能忘记，最先提出西部开放具体建议的是两个青年，一位是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顾为群，他曾在上世纪70年代留学英国；一位是社科院世经所的黄方毅，黄炎培之子。他们在1984年就撰文建议在西部修3条铁路：从乌鲁木齐向西，在苏联的捷克利与苏联铁路网汇合；从库尔勒向西南，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与巴基斯坦铁路汇合；从拉萨向南，在印度的库奇-比哈尔与印度和孟加拉的铁路网汇合，把中国西部一个半封闭的地区变成一个全方位的开放地区。他们第一次在中国呼吁，从印度洋出口，比太平洋近便。1986年5月，朱嘉明在哈佛参加钱颖一等人主持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时，与几位台湾留学生不期而遇，他们对欧亚大陆桥都有过系统研究，其中一位学生的父亲曾是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主任。在历史上，当十三世纪成吉思汗雄霸欧亚时，丝绸之路丧失了。铁路兴起之后，沙皇占领中亚依靠的是铁路。所以，他们认为，中国的西部开放，也必须和欧亚铁路联系在一起。要“造血”，要借他山之石。当国家没有足够投入时，西部必须利用地缘优势向西开放。1988年6月12日，朱嘉明对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作了一个关于西部问题的深入谈话。他比较了中国和美国的西部开发，我们“必须面对三个问题：传统问题、民族问题、邻国问题”，“美国西部的顶端是太平洋，我们的顶端是众多不同的国家。他们是走向大海，我们是走向另外一个世界”。他和西部中心的朋友们构想为西部开发成立一个专门的金融机构——西部开发银行，并把这个想法跟西部省区有关人士交流，得到了积极反馈，各省都乐意作发起人。回过头来看，这个构想至今有意义。

他们已经意识到仅仅提出方案、提出构想是不够的，还必须帮助西部解决实际问题。对新疆而言，最现成的资源就是葡萄、哈密瓜等各种水果。在当时，需求量最大的是中国香港，而运输落后的局面使新疆的水果运不出去。于是，他们安排香港律师会会长、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罗德丞（1935-2006）去新疆考察。他是香港人中第一个关注新疆的先驱。1987年10月，宋汉良和自治区政府黄宝璋主席接见了罗。在会上，罗德丞和朱嘉明就他们初步探讨的飞艇运输计划作了汇报，引起宋汉良这位石油专家出身的自治区党委书记抑制不住的喜悦，连声说：“好，好，好！”接下来，便进入了非常规范的可行性研究阶段。想一想，如果这个飞艇运水果计划实现了，将是多有意思的景象。

1989年3月31日，在上海虹桥迎宾馆，和平与发展研究所和西部中心又组织了一次 “发展问题——中国东西部理论工作者对话会”。郭凡生代表西部中心提出一系列设想：把西部开放加到全国战略中去；实行“贸易为主、产业联动、分步实施、促进开发”；在南疆和云南德洪建立试验性自由贸易区，试验成功，逐步推广。半个月后的1989年4月中旬，朱嘉明带队又出发了。这一次，是去云南畹丁考察。他们设想中国西部有两个走向印度洋的出口，一个从新疆经巴基斯坦，一个从云南经缅甸。可惜这份由冯宛平主持起草的考察报告，还没有来得及向有关部门报告，这段历史就被中断了。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这样评价上世纪80年代的西部研究。他说：“它廓清了问题的边界，以后的研究再也没有超出那个范围。在政策上推动了边贸。西部帮是有强烈责任感的群体，西部中心有向心力。虽然它早就不存在了，但是大家的联谊关系始终在，而且更加紧密。可以说，它是80年代各种民间团体持续时间最长的。”

进入21世纪曾有过一场经济学家的后发优势、后发劣势的讨论。而早在20年前，事实上就已经有过围绕西部关于“后发优势”的争论。虽然朱嘉明说，有很多遗憾、有很多伤心、有很多自豪，但西部开发这个未竟的事业持久地萦绕着。虽然如今他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然而，毕竟西部帮奏起过关于西部开发的畅想曲。当和他们交谈时，还是被他们的激情、理想、梦想所感染，还是感到他们的言语、文字和行动力的强烈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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