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曾经辉煌的群体，沪商在近代上海滩的光辉岁月总是不断地被提及。那是上海企业家叱咤风云的年代，无论在实业界还是金融界，都有引领中国经济之先的人物出现。但这多少映照了现状的尴尬，在改革开放30余年的历史中，上海企业界群体的表现乏善可陈，与上海在经济上所取得成就相比，上海企业家群体并未给人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对于上海为什么不出企业家？有人认为，缺乏冒险精神、遵守契约、精于算计阻碍了上海企业家群体的成长，但这似乎难以解释近代上海大商人辈出的现象。如果性格原因不足以解释上海企业家的消失之谜，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集体消沉？在上海重新调整发展战略的过程中，这个群体能否再度崛起？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是人类社会最稀缺的资源之一”，但经济实力强大的上海同样也稀缺这种资源，以至于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曾提出过一个问题：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请问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肖知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中专门一章分析上海的发展模式：“上海模式的几个核心要素是：对城市（而非农村）的偏向、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投资密集型成长战略、对外商直接投资而非对本土中小企业的有倾向型的经济开放政策。”对国有部门和外资部门的长期倾向性政策的结果自然是压制了民营企业的成长空间，如果说对国有部门的倾向性是出于存量的原因、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迫不得已，对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这种区别待遇就有点令人费解了。

上海的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同时也体现在一般人日常能感受到的上海对两种人截然不同的一拒一迎的态度：对“乡下人”难于掩饰的微妙排斥和对“外国人”尤其是欧美人的发自内心的大力欢迎。其实不仅本土民营企业有这种感受，连第一批到上海投资的台湾人（被上海人唤作“台巴子”）都感觉到了这种落差，所以才舍近求远，越过青浦和嘉定，把投资重心放到上海西边的江苏昆山一带。

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另外一个后果是上海内部各区县之间的巨大发展差距。按官方公布的数据，2008年,上海人均GDP最高是浦东新区,25643美元,最低的是崇明，5250美元，相差近4倍，大致相当于上海与河南、湖北的差距。这种发展差距同时也体现在上海郊区与邻近地区上。江苏昆山陆地面积641平方公里，紧邻的上海嘉定458平方公里，两地户籍人口也相差无几，2008年GDP昆山1500亿，嘉定297亿，昆山是嘉定的5倍左右。而且，这还是上海特意把上海大众、F1赛车场等重大项目安排在嘉定之后的结果。所以，在经济最发达的中国最东南，我们能找到一条奇异的“环上海贫困带”。如果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放开市场，公平竞争，这种咫尺天涯、泾渭分明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

所以，也许可以说，不是上海出不了马云，而是上海的马云都堵在来上海的路上了。

经济观察报：虽然缺乏企业家，但上海经济依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其原因是什么？

肖知兴：“企业家”这个有中国特色的词范畴比较大，一般包括成功的创业者（entrepreneurs）和优秀的企业管理者。一般人的印象中，上海个性鲜明、敢于张扬、善于宣传的创业者、民营企业家与其他地方相比确实比较少，但上海也有很多优秀的企业管理者，这些优秀的管理者很多都在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工作，在一些没有政策优势的市场竞争性行业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地埋头苦干，把这些企业做成了各自行业的排头兵，为上海的经济、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故事也许没有那些创业者好看，但我们不应该低估他们的意义和价值。

典型的例子如汽车行业的胡茂元（上海汽车董事长）、陈虹（上海汽车总裁）、丁磊（上海通用总裁）、陈志鑫（上海大众总裁），很低调的一群人，但是他们把上海汽车板块做到了中国第一，大致相当于一汽和东风板块的总和（2009年汽车总销量）;上海电气，中国机械工业行业的老大，在电站设备、输配电系统、机床等行业的综合竞争力都是第一，旗下的海立压缩机，在沈建芳总经理十几年的领导下，做到了中国第一，全球第三；宝钢，中国钢铁业第一；还有锦江集团、百联集团、上海日化等等，都是在完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做到了行业第一的位置，但很少有人听说过他们一把手的名字。

这种情况，与上海媒体尤其是商业媒体不发达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独特的“国企人”、“公家人”身份定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由组织部门任命的），他们不方便也不能够像民营企业家那样张扬。如果说名与利是对做事情的人的两大回报途径，他们相当于是在名和利两方面都无法得到大的回报。正因为此，我们应该对他们这种奉献精神、职业精神表示更大的敬意。

当然，敬意归敬意，这种情况也不能说是完全正常的。如果上海的政企分开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公司的高层职位任免能够更市场化一些的话，这些企业家应该能够获得他们理应获得的名利回报，这样才能最大化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促使更多优秀企业家人才的涌现。二十一世纪了，我们还把企业家这种“人类社会最稀缺的资源”的培养完全寄托在“奉献精神”、“精神觉悟”上，应该说是有点落伍了。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群体是否活跃，对一个经济体来说意味着什么？上海是否需要自己的企业家群体？

肖知兴：一个地区企业家群体的活跃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地区经济的活跃程度。尤其是“群体”一词，意味着个体企业家们在身份自觉和身份独立的基础之上的自由联合，这种由声气相通的个体组成的群体往往能够发出更大的声音，起到更大的作用。

上海当然需要自己的企业家群体。和中国经济的三大块一样，这个群体应该是由国有、民营、外资三个部分组成。如我们上面所讨论的，首先是国有的企业家，需要通过政企分开等手段把他们从 “公家”的体系中分离出来，让他们成为独立的、自觉的企业家“个体”，然后才谈得上“群体”。

然后是民营企业家这一块。近年来，浙江籍民营企业家在上海已经慢慢成气候了。每年的上海浙江商会大会都是济济一堂，气氛热烈。上海一方面扶持本地民营企业家，另一方面也应该继续打开大门，更好地对接江浙民营企业，利用这些年很多外向型企业都要转型做内销的机会，争取他们把营销总部、研发总部、管理总部设立在上海。

最后一块是外资。这方面，我们要继承海纳百川的魄力，但也要打破“500强崇拜症”，尤其是要避免对他们的低附加值投资项目的盲目支持。与其引入500强企业的生产性项目，不如引入江浙民营企业的管理总部。其次，要努力为外籍创业者提供公平的条件（当然，前提是先降低对本土创业者的门槛）。上海在上个世纪的繁荣，离不开莎逊家族（Sasson）、嘉道理家族（Kadoorie）、哈同家族（Hardoon）等外籍企业家的贡献，上个世纪能做到的事情，这个世纪我们有什么理由做不到？

经济观察报：在上海企业家的精神气质中，缺乏冒险精神、遵守契约、精于算计总是被一再提及，这种气质是否限制了上海企业家的崛起？

肖知兴：开埠以来，上海滩几乎成了冒险精神的代名词，是晚清、北洋、民国三代中国企业家的活动中心，涌现了像荣宗敬、荣德生、虞洽卿、张静江、刘鸿生、穆藕初等一批又一批的著名企业家，谁说上海人缺乏冒险精神？

这种冒险精神哪里去了？我们从“社保案”中披露出来的“上海首富”周正毅、“小苏州”张荣坤、“小宁波”郁国祥、“公路大王”刘根山等人的一系列故事中，也许可以略见一斑。正门紧闭，大家的冒险精神、聪明才智只好都用到旁门左道上去了。

至于契约和算计，本是现代商业精神的一部分，是优点，不是缺点。这在中国商界应该是常识，上海人签合同之前很难缠，但只要是签了合同，最省心的地方，还是上海。

经济观察报：最近几年，上海不出企业家的现状有所缓解，陈天桥（盛大）、江南春（分众）、沈南鹏（携程、红杉资本）等许多带有明显“上海印记”的企业家纷纷崛起，这是否表明了一些新的动向？

肖知兴：的确是这样。在创业投资的支持下，上海的“新经济”与“新服务业”等产业至少与其他地区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所以产生了以携程（范敏等）、盛大（陈天桥）、分众（江南春）、土豆（王微）、如家（孙坚）、汉庭（季琦）为代表的一批有全国性影响的企业和企业家，这是一个值得鼓舞的现象。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尽力为这些企业的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他们尽快成长为全国性、世界性的公司，是上海打造企业家平台、创业家园的最好途径。

值得关注的还有春秋航空、申通快递和圆通快递，这些都是极具发展潜力的行业的极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想象一下上海成为未来中国的西南航空、UPS、联邦快递的总部所在地吧。

当然，对于这些企业和企业家来说，内因永远是第一的，如果不能胸有大志，苦练内功，外在环境再好也没有用。这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上海整体形而下的风气（重物质财富、重社会地位）好像确实对企业家的雄心壮志有一种奇怪的消解作用，所谓的“成功人士”，在原法租界、英租界里盘下一栋小别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小富既安，不思进取。而做企业，没有高于物质、高于利润的形而上目标的支持，是很难一程一程地坚持下去的。也许上海的企业家普遍需要恶补一下的是类似“北漂”一族、“赶海”（九十年代初奔赴海南、深圳）一族的理想主义和家国情怀。

经济观察报：上海提出打造四个中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这种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城市发展战略，对企业家提出了什么要求？

肖知兴：四大中心的打造需要上海回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具备的国际眼光，拿出与浙江、江苏“斗智斗勇”的劲头来与东京、首尔、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悉尼等地展开各种竞争，而且这种竞争是无法靠上海传统的大政府、强政府的手段来完成的。外部的竞争力来自内部的竞争力，来自于平等的游戏规则基础上的公平、开放、自由的竞争，如果中央因为全国一盘棋，在很多领域的放开还有所顾虑的话，上海为什么不能利用自身的政治经济实力要求先走一步呢？

企业家层面，四大中心的打造自然要求我们企业家拥有更广的视野，更高的目标，更深的关怀，更高的领导力。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缺乏 “软实力”相仿，我们的企业家缺乏的也是这些软性的、人文的、与终极关怀相关的内容。我们与世界的真正沟通，靠的不能仅仅是清晰的账本、流利的外语，而是这种直指人心的力量。什么时候我们不被别人看做“经济动物”，而是有关怀、有担当、有为有不为，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才能算是真正在国际上重新站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