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子明

　　5月19日，江苏省海安县城略显闷热。位于县城城东镇的联发股份（002394.SZ）公司大门口贴着的那张庆祝上市成功的大红喜报还是那么夺目。

4月23日在深交所中小板挂牌上市的联发股份，是这个地处苏中平原、黄海之滨的百万人口大县第一家上市公司。

然而，上市仅一个月的联发股份欢庆还没有结束，就有知情人向本报透露，该公司涉嫌欺诈上市。其前三大股东联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联发集团”）、联邦国际纺织有限公司（下称“联邦国际”）、上海港鸿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港鸿”）之间有关联关系。

在联发股份招股说明书第77页明文称：“本次发行前，公司各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报经过深入调查，发现这三个股东之间确实有纠缠不清的关联关系。

截至上周五，联发股份股价收于39.7元，跌破45元的发行价，而距上市首日收盘价更是已大跌36%。

上海港鸿迷踪

联发股份的招股说明书上显示，上海港鸿成立于2007年8月14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三位自然人江波、杨凝志、杨青分别持股80%、10%、10%。截至2009年12月31日，上海港鸿总资产2004.91万元，净资产941.45万元，净利润为-8.69万元。

招股说明书里，上海港鸿的住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528号14幢3068室。在上海工商局的官方网站上，上海港鸿的注册地为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庄技路14号312室。然而，本报实地调查发现，这两个地址均“查无此地”。

上海港鸿披露的住所实为一座略显破旧的建筑，这里是“高桥镇招商中心”。高桥镇招商中心的物业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528号是一栋独体建筑，连2幢、3幢都没有，谈何14幢？”该工作人员更是断然否认这里有一家叫上海港鸿的公司。

而上海港鸿的注册地，更是根本没有这条所谓的“庄技路”，只有一条“丁字路”，因为“上海新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在这条路上，这条路又叫“庄行技校路”。

但此地的“14号”却只是一所民宅，且仅有二层，“312室”根本是子虚乌有。该民宅的女主人证实，这里从没有一家叫做上海港鸿的公司，更不知道江波为何人。

联发股份的发行人律师北京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的经办律师赵辉和联发股份的董秘王一欣对此的解释是，招股说明书的地址是老的，工商资料的地址是新的，但起草招股说明书时，上海港鸿并未向公司递交已经变更的资料。但赵辉承认，他本人并没有去工商局调阅上海港鸿的资料，亦未实地探访真伪。

江波是谁？本报调查发现，这位3亿身家的年轻富豪公开的身份是上海港鸿的大股东、法人代表，其另一个身份竟然是联发股份的控股子公司海安联发棉纺有限公司的员工。但王一欣对此矢口否认。而江波也一直没有联系上。

但是联发棉纺的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告诉本报，江波确为该公司员工，“今天上午没来上班”。此时王一欣才改口称，“子公司的事，我不清楚。”

江波，出生于1982年11月27日，毕业于东南大学，现为联发棉纺员工。知情人士透露，江波的工作性质类似“外勤”，近期频繁出差。

另据内部人士提供的信息显示，联发棉纺每个月都会把工资打到江波在工商银行开户的工资账户上。这张工资卡的收款人江波与上海港鸿的江波身份证号码完全一致。

本报进一步了解到，江波在联发棉纺的基本工资为1500元，公司为其缴纳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内部人士告诉本报，只有正式在编员工，公司才会为其缴纳社会保障。

至此，可以看出，联发股份第三大股东上海港鸿的实际控制人江波上市之前就与联发集团和联发股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联发股份江波亦与联发股份高管人员有很深的关系。5月19日，针对上海港鸿的地址谜团，本报询问联发股份董秘王一欣，王表示自己最近没见到江波，他本人也未去上海港鸿实地考察过。

但据本报了解，王一欣5月初刚刚参加完江波在海安举办的婚礼，而且这也得到他的亲口证实。

知情人士透露，实际上江波与王一欣关系紧密，实为亲戚。本报了解到，王一欣与江波均出生在海安县海安镇。他们的一位旧邻透露，王一欣的母亲与江波的外婆是亲姐妹，对此王一欣也承认确实如此。

谁的上海港鸿？

“江波只是代持上海港鸿，上海港鸿实质上是上市公司高管的公司。虽然他们通过联发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但三年限售期满后，联发集团减持，就意味着管理层对公司控制权的削弱。故此，公司高管才选择了上海港鸿等公司来择机减持套现。”知情人士对记者如是分析。

对于上海港鸿为高管代持股票的说法，王一欣予以否认。但是王一欣承认了江波的代持身份，他说江波是为其父亲江进（户口登记名为“江建”）代持的，江进长期在海安纺织系统工作，了解企业价值。他还向记者坦言，上海港鸿注册时所需的资金，确实是海安方面汇款至上海的。

2007年8月14日，上海港鸿成立，当月28日，港联纺织（联发股份前身）董事会一致同意上海港鸿以2000万元参与增资，此为联发股份上市前的最后一次增资。同年11月9日，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上海港鸿持股978万股。上海港鸿认购股本的价格仅相当于2元/股，而当时联发股份的每股净资产已达3元。

知情人士向本报透露，江波之父江进原来是联发集团的前主管部门海安县纺织工业公司的领导，和联发集团董事长孔祥军私交甚密。该公司解散后，江进主管海安经济开发区的工作。

据王一欣介绍，江进在海安当地有自己的公司，其弟江明的公司摊子更大，不但有纺织品公司，还涉足商业。“他们看好公司，我们需要资金，互惠互利。”

对于急需资金的说法，联发集团一位内部人士表示不敢苟同，他说，上海港鸿增资时，联发股份还以408.3万美元的未分配利润进行了转股，公司并不缺上海港鸿的2000万元。

王一欣向本报强调，2007年引入上海港鸿时，公司根本没想到要上市。但相左的是，联发股份IPO上市中介机构人士则告诉本报，他们在2006年就介入了公司的上市准备工作。

下转22版

上接17版

神秘的联邦国际

同样，联发股份的第二大股东、注册地在香港的联邦国际与第一大股东联发集团的关系更显得扑朔迷离。联邦国际持有联发股份2747.53万股，占总股本的25.46%，以发行价计，其市值超12.36亿元，但它当时获取联发股份股权的成本仅为160万美元。

招股说明书显示，联邦国际的主要股东为陈曦、邱宝云、江建华等。但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联邦国际在香港注册时的股东中有秦国良此人。”

2002年，联发股份成立时，秦国良为公司副董事长；2003年董事会人员调整后，秦国良仍为公司董事。但到2008年，公司着手准备上市时，秦国良却从董事会名单中“消失”。

秦国良现在的身份是联发集团第二大股东，持有联发集团8.12%的股权，仅次于董事长孔祥军。有意思的是，在联发股份招股说明书中，仅提到孔祥军、崔恒富、陈警娇、黄长根四人持有联发集团52.31%股权，处于控股地位，二股东秦国良并没有出现。据了解，秦国良是2005年以1元/股分别受让了孔祥军的103.94万股、徐正国的51.97万股、李建平的51.97万股，成为联发集团第二大个人股东。上述知情人士告诉本报，“当时徐正国、李建平离开公司，股权被收回并转至秦国良名下。”他还声称，联邦国际与高管层有密切的利益关系，现在联邦国际的大股东只是表面的股东。

对于秦国良、联邦国际、联发集团之间的关系，王一欣表示自己不知情，将去进一步了解。

而IPO的中介机构人士则告诉记者，他们也曾对秦国良从董事会“失踪”一事询问过公司，公司的回复是，秦国良离开董事会的原因是，他的很多想法与公司的战略不合。

联发热电、联发制衣和淮安联发纺织均为联发股份的控股公司，2007年，联邦国际就把持有的这三家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了香港辉誉企业。这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家辉誉企业是跟联发股份的少数高管有利益关系的公司。“辉誉2007年3月成立的，当年8月受让的股权，这是有准备的。”知情人士说，“并不像招股书中说的那样，‘辉誉企业及其股东与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这一点，本报未能得到其他信息渠道的证实，目前也没有证据能证明。

但联发股份的上市律师北京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辉承认，如果确实证明股东间有关联关系，联发股份在上市材料里就是存在虚假陈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