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体制外的名流聚在一起，聊到兴处，一位此前曾痛批“告密”文化的女作家说，“如果美国打进来，我第一个当汉奸”（大意）。同座有叫好者，有讶异者。听在现场的朋友转述过这个消息，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另外两句流传甚广的话语：“宁愿再被殖民三百年”和“当兵只当美国兵”。这三句话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前提，即确信一种“普世价值”的存在，为了实现这个价值，其他的价值作为陪葬的牺牲品也在所不惜。

近来读到林志宏的 《民国乃敌国也》，讲述清遗民在社会转型隙缝中的群体性遭遇，颇有发前人所未发之洞见。其中，作为收尾章节的“王道乐土：情感的抵制和参与‘满洲国’”，展现伪“满洲国”建立前后，部分清遗民内心的抉择，与“当美国汉奸”等主张颇有一致之处。前后相隔了一百年，清遗民与当下在政治光谱中位于极右翼的自由主义者，两种不同的思想取向竟然在此有了相通之处。这真是历史的奇妙之处。

“遗民”是中国历史中非常独特的现象，而清遗民又是中国遗民历史中比较特殊的例子。林志宏表示，清遗民不只是反对政治变革，更感叹社会良风善俗因而消逝，他们深觉民国如同五代乱局，提出的解决之道是恢复旧有秩序。但这种主张因与时代的主流价值相悖，注定遭受 “污名化”，王国维的沉湖自杀，即是清遗民困境的一次爆发。

那个时代，也是有所谓 “普世价值”（虽然用的不是这个名词）之争的。冲突仅在于，清遗民和革命党、新派知识分子对何为“普世价值”有不同的认知，而坚持儒家伦理的清遗民注定将成为明日黄花。革命党和新派知识分子，则分裂为两个阵营，左翼那时其实就已坚信 “历史终结”（借用福山的话），整个社会发展的真相仿佛就在他们彀中，那种怀抱“普世价值”的自负，有国内国际情势背景作支撑，只不过搞来搞去没搞赢，结果让对立面抢了这面旗帜。但无论这两派如何按下葫芦浮起瓢，时代的主流价值和政治正确都已与清遗民无涉。

20世纪的主流思潮，是过于相信人的理性，缺少敬畏，道德虚无，放任欲望成为主宰，并认为造反、革命或对抗可以促使社会进步……但很遗憾，那是我们历史中最混蛋和多难的一个世纪。这之间是否有某种因果关系？人的“有限理性”（套用西蒙的概念）事实上无法对此做出准确计算。所以，当一个时代的主流价值和政治正确形成后，即便由此造成灾难，也会推诿给其他原因 （冷战前计划体制下的社会悲剧，相信不是特例）。对20世纪，我们尚缺一次全面彻底的思想清理。但这或许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回到本文最初的话题。当日本将“王道”确立为伪满洲国的精神和指导方针，清遗民郑孝胥从自己确信的“普世价值”出发，抛却了国家立场（违背于这个 “普世价值”的民国 “乃敌国也”），投身于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满洲国”。但林志宏也注意到，并非每一个坚持儒家君臣之道的清遗民，都持相同立场，譬如陈宝琛就曾私怀密折，有意劝诫溥仪早日离开这进退维谷之举。两人的区别在于，陈氏受到其他价值的制约，而郑氏则让一种价值凌驾于所有价值之上。

郑孝胥思想深处的理路，与“第一个当美国汉奸”其实有若合符节之处。那位批判“告密”文化的女作家，其自身也陷入到类似的陷阱中——当美国汉奸，比向政府告密，其实走得更远。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为了“普世价值”——不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自由民主”抑或郑孝胥所谓的“王道”，可以突破伦理底线。

现实远比单一的“主义”或“价值”更为复杂，在几种价值的权衡过程中，我们需要警惕意识形态对现实的蒙蔽作用。那些坚信历史终结的人，那些信奉一种不由分说的主义或价值的人，都很容易被意识形态裹挟，走向一种激进的情绪。这并非20世纪之福，也可能在21世纪将中国引入另一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