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拉维·艾亚尔

　　过去几年中，印度可以从中国“学到什么经验”以及中国能从印度学到什么，成了国际会议上的时髦话题。那些兴奋的记者、德高望重的管理大师、跃跃欲试的商人以及圆滑的政客，一谈起中国都是金句不断，但说的都是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没什么意义。

其中的一条“深刻见解”是，印度擅长做软件，中国擅长搞硬件。另一条是，印度应该仿效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中国应该借鉴印度的金融和司法制度。总之，结论看来就是印度应该修路，中国应该民主。

这些观点具有一种精致的对称性，认为中国和印度其实像镜子一般映照出彼此的成与败。但两国的评论家中哪怕是洞察力欠佳的人，也能轻易看出，如果中国有了太多民主，或许就没有这么多马路。

事实上，民主在印度经常被用作替糟糕政府进行辩护的借口。在中国，印度也总是作为民主缺陷的样本；同时在印度，那些羡慕中国经济成就的人也会哀叹，如果以民主为代价，印度也能取得中国的成就。

但这正是让我觉得争论出了偏差的原因。民主强调建立共识，或许它在印度延缓了决策过程，但同时，它所维护的制度基础应该使得一个国家的治理更为容易，而不是更困难。

媒体自由意味着新德里比北京拥有更有效的反馈机制。最高法院、选举委员会等独立机构之间的权力制衡，意味着印度可能比中国有着更大的抗突发性事件的能力。

正如SARS疫情以及接下来民众中所发生的恐慌所证明的，中国处理与健康或者环境灾难有关的突发危机方面的能力，是值得怀疑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决策层是一个极高明的杂耍演员，但他们把太多的球抛到空中，使整个体系过于紧张，而印度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尽管远非完善，但印度在建立一个可持续性和实用性的民主制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敬畏的。民主不应该遭到滥用，成为政府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无能表现的借口，而是应该用来证明印度面临着比修建购物中心和公路更为艰巨的挑战。

后改革时代的中国决策层的最大特点是把经济增长作为其政权的基石。印度的政党能够从北京学到的，就是不要只盯着选举结果，而要把经济增长和提供公共设施作为最终目标，至少作为第二个目标。

指望印度的政客们能够大公无私、以国家利益为重，这种想法太天真，但这恰是从中国执政党那里所能提炼出的最珍贵的经验。

一个政权的长期存在需要务实主义、适应能力，尤其是公众会认为政府政策与自身未来息息相关，至少能让下一代人拥有更好的生活。如果印度的政客不能或者不愿意从中国同行身上“学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就有可能败在中国面前。

应该是印度向世界证明公路和民主可以并存的时候了——哪怕是在发展中国家。进入新世纪后，印度的经济发展已经证明了评论家认为在低收入国家民主会不可避免地阻碍经济发展的说法是错误的。

但遗憾的是，印度的这种新增长相当程度上并非因为政府。引发全球关注印度经济的，是那些私营部门。类似IT这样的行业把印度放在了国际版图上，这些行业一开始并未受到政府的重视以及扶持。

如果印度政府能够提升在完善基础公共设施方面的表现，比如教育、公共卫生、饮用水以及电力等方面，他们就不仅能创造出一个真正促进经济腾飞的平台，而且这种发展将是可持续性的、有着坚实基础的。

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主要优势在于，其经济改革的社会基础在文化水平、平均寿命、妇女权利以及对待劳动的态度方面，都优于印度。

30年后，尽管中国在后改革时代社会成就的取得有所放缓，而印度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这些方面印度与中国相比仍然有着很大差距。

印度要“赶上”中国，仅仅修建基础设施和增加出口是不够的。只要有半数的印度女性不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吹嘘印度即将 “赶上”中国（正如印度一些人惯于这么做的）不过是在说胡话而已。

中国和印度可以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而且世界也能从这两个国家身上学到很多。

（帕拉维·艾亚尔（PallaviAiyar）女士曾是印度Hindu报业集团驻北京记者。2008年，她根据自己在中国的五年经历，出版了 《烟与镜：亲历中国》（SmokeandMirrors,AnExperienceofChina）一书。本文节选自该书最后一章，标题为编辑所加。杜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