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原生态时代，学者往往是集教师、研究者、作家和翻译家等多重角色于一身的，大抵是横跨中西的博雅之士。查良铮亦作诗亦译诗，俱有传世经典；杨宪益作《译余偶拾》，兴味盎然。自从科研评价体系与职称评审制度日渐严密规范，这样的才子似乎是越来越少了。当士子们挤破了头为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生产文章的时候，外国文学在前所未有的繁荣中走向边缘化。一方面，学术期刊的外国文学研究文章沉入了理论的海洋，变得越来越深奥难懂；另一方面，外国文学翻译出版也难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种人气了。常人不知杜拉斯，只知杜拉拉。外国文学译者的稿酬标准十多年来未变，可见行业之惨淡。

不过，在今天的外国文学研究界，教书、译书、评书、写书都拿手的四栖达人，还是能找出一些的。作为他们的同行，我深知在科研体制束缚之下、正经工作之外写一点雅俗共赏的东西，鸭梨巨大。古人云“信速不及草书，家贫难为素食”，看似轻松的文学随笔，端的也不是只会用时髦理论套文学作品的凡庸之辈玩得来的。法语文学博士黄荭给她的这本新作谦虚地题名为《闲来翻书》。

这是一本有关法国文学的随笔集，也收入了作者生活中的一些随感文字。作家，作品，作者本人的生活，此三者在书中是浑然一体的。这样的文章，CSSCI是不会收录的，因为拿学术规范的尺子去测量，你会发现它们缺乏文献综述、脚注尾注、研究方法……更严重的是，这些文章里有太多的“我”。学术论文中是不允许出现“我”的，这样才能体现“客观”“科学”的精神。换句话说，作者必须与研究对象拉开距离，把被研究的作家或作品当作一个与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干的东西加以观察，再用“新□□主义、后□□主义、超□□主义”之类的理论解剖一番，方为正确的写作方法。

“正确”的外国文学研究论文，在其工整的外表之下，看不到文章作者自己。文学研究变得和科学研究一样冷酷、一样的“去人化”。当游戏规则制定完备之后，学者们便越来越学者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苏珊·桑塔格曾发出“反对阐释”的呼声，拒绝以一孔之见强奸文艺作品的倾向。不管该不该阐释，重要的，是文学研究者对待作家和作品的态度。

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传统，如果说有其传统的话，其中的重要一条就是“以意逆志”，在阅读中以自己的体会去迎受作者的本意，甚至是在感受上与作者合为一体。把作者当成朋友，与作者对话。把作者当成自己，想象另一个时空的场景。这也是研究方法的一种，却在当下的学术生态圈里不能成为正道之一。因为在“正道”的逻辑里，书只是资源，作家只是资源供应商，甚至作家已死，只存文本。

法语教授黄荭在书中有这样的感叹：“我已经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像伐木工人砍树一样看书，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被填表申报翻译合同科研项目约束着，在自由和妥协中挣扎，常常连砍树的时间都没有。”不过，她还是有时间在纯粹的文学园地里精心培植一些花草的，如今这些花草已蔚然可观，虽然难以得到CSSCI的承认，却符合文学爱好者的口味。我相信，真正的文学爱好者大体上是“以意逆志”的读者，是懂得用心灵去阅读的。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些用心去感悟法国文学而得来的文字。黄老师就像是跟诸位作家熟识的朋友，向我们讲述他们的传奇。西蒙娜·德·波伏瓦、玛格丽特·杜拉斯、安托万·德·圣艾克絮佩里……这些文坛名宿从作品的背后走了出来，在人生的舞台上饰演各自的角色。而在这些“副文本”的背后，我们分明又看到了叙述者黄荭的影子。常常是在叙述的间歇，能看到叙述者带有个人色彩的慨叹。作家的经历不再是常见的学术论文中一笔带过的充斥着数字的“生平简介”，而是具化成带着黄荭色调的浪漫曲。“三重奏、四重奏、蓝调芝加哥，经历过人生的种种磨砺和考验，波伏瓦终于在这个乍暖还寒的腼腆春天深深打动了我，让我在认清她的同时认清了自己。”读书不仅是为了了解别人的生活体验，也是为了了解自己。该书最后的《曾经花语》，收入了作者的一些日记片断。从高中生到留法博士，从浙南的农家小院到巴黎的地铁站，关于回忆，关于时间的故事，片言碎语间，仿佛有杜拉斯的味道。

原来文学评论者也可以这般有个性有腔调的。原本是“我注六经”，结果成了“六经注我”。我想，这才是文学的本质所在。每一位文学大师都不曾远去，他们共同点缀着每个读者心中的灿烂星空。威廉·福克纳说过，“文学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人的勇气、荣誉感、希望、尊严、同情心、怜悯心和牺牲精神复活起来”。文学不能直接贡献GDP，却可以直接制造幸福。

黄荭人如其文，便也是个很有趣的女子呢。美食家黄荭时不时会叫上一帮朋友到她家聚餐，并亲自下厨。杯盘狼藉之后，当负责刷锅洗碗者在厨房里挥汗劳作时，她会亲自弹奏起古筝来助兴，其余人则慢悠悠地品茶，好一派文人雅士的盛宴。有此等的闲情逸致，便也有了这本《闲来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