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刚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即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迁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今年有一个看起来比较振奋人心的消息，在第二季度，中国GDP超过了日本，坐上了世界第二把交椅。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认真地在 《外交政策》（2010年1、2月合刊）杂志上发文预测说，2040年中国GDP规模将相当于全球 GDP的 40%，远超过美国（14%），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这样一个预测应该很鼓舞中国人心，因为中国多少年来说要复兴，至少在GDP总量上我们要复兴。

显然以上预言是很乐观的，因为它基本建立在趋势外推的基础上。一个自然的问题是，未来30年会重复过去10年的故事吗？未来30年会怎么走，当然取决于我们的经济潜力、国内政治以及国际的环境，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变量。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未来30年的人口演化绝对不同于过去30年，它注定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前车之鉴是日本。日本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也大致有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号称“日本奇迹”，使它的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位。但就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有人喊“日本第一”的时候，日本迎来了“失去的10年”，甚至有人说是“失去的20年”，从那时候起日本经济增长基本上就停滞了。一些人把失去年代归因于日元被迫升值、泡沫经济等，但这些金融因素恐怕很难真正解释。现在看来，失去年代最重要的原因，很可能就是人口问题。

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14-60岁的劳动人口总量开始减少，而且其总人口在2005年左右开始下降。中国现在的人口演变趋势已经跟它20多年前高度疑似了。我们已经在前30年重复了日本奇迹，会不会也重蹈日本随后20年的覆辙？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而且，与日本比较舒坦地度过“失去的十年”不同，中国的感受会痛苦很多，因为中国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远不及20年前的日本。

为什么人口减少会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或衰退？现代经济学一般把经济增长归因于五大源泉，即物质资本、劳动数量、人力资本、技术知识和自然资源。而人口变动跟其他四个因素的变动有很强的关联，人口要是减少了，可能就是一损俱损。

经济与人口的正相关

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GDP总量？因为经济总量直接跟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关。我们国家目前还不富裕，人均收入仍在世界100位左右。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大国，甚至被人家称为超级大国，被捧为G2，主要原因是我们人口多，使得我们总量比较大，展现了综合实力。其实，谈及综合国力，完全可以抛开GDP因素，因为人口数量本身就反映国力。如果人口萎缩，即使国民很富裕，这个综合国力也够呛。

有的人可能不屑于这种大国情怀，强调更要关注人民的富裕，人均GDP比总量GDP更重要。因为人均GDP等于总量GDP除以人口数量，有人就认为如果能把人口分母减少，人均GDP就自然上升了。这是一种典型的线性思维，把复杂事情极端简单化了。有人专门做过一个统计分析，把人均GDP和人口密度做了一个相关分析，发现其实两者没有统计相关性。如果把中国各省作为一个经济体，你再做一个人均GDP和人口密度相关性分析，你会发现两者呈现很强的正相关。也就是说，人口密度越大的地方，它越富裕。

为什么以上线性思维是错误的？理论逻辑在于，如果没有其它经济要素额外抵补，当人均GDP公式中分母减少时，分子可能减少得更快。因为，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有效需求对GDP具有主导作用，而人口减少导致的基本消费减少和自发投资减少会引起有效需求更大程度的减少（乘数效应），进而导致GDP减少快于人口减少；从微观经济角度看，人口减少会导致大部分地区人口密度降低，导致供给的规模经济效益降低，从而减少人均产出。

人口密度下降可能是许多嫌人太多的国人梦寐以求的，以为这样可以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殊不知人口密度快速下降，也可能带来的严重问题。曾经的世界汽车之都——美国底特律1950年有185万人口，但今天其人口数量不足当年的一半，成为美国过去60年来人口锐减最多的城市之一，而人口失业率却高达13%。福布斯甚至预言她在2100年后会消失。如果一个城市童话般干干净净地人间蒸发，也许并不可怕。但实际的衰亡过程对该城市的居民不啻为长期折磨。其实，现在欧洲许多地方都在上演类似的村庄、城镇消失的故事，扩展的并非悦目的绿地而是破败的废墟。至于人口密度急剧下降所造成公共设施维护不足、局部或全局的公共财政危机，则是更多的人口衰减的地方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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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失调的风险

谈到人口结构问题，我这里主要谈两类结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关于年龄结构，人口金字塔可以直观地把它表现出来。但是，现在我国的金字塔是个明显倒立的金字塔。这种倒立金字塔显现的问题是年轻人相对过少、老龄人口比例增长太快的问题。年轻人过少首先会带来劳动力短缺问题。自2003年左右珠三角地区已现民工荒，在2010年在东部甚至中部都普遍出现了民工荒，大有全面爆发之势。对此现象有不同解读，但我认为我国自2009年左右19-22岁劳动力达到高峰（大约1亿人）后开始快速减少应该是主要因素，而且在未来十年该年龄段人口会减少一半。这是一个很大的减少，显然经济应对不了这么快的调整。

实际上中国经济近30年发展，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比较优势上，比较优势就是人口红利，这个用完了以后，问题就来了。如果制造业开始空洞化的时候，我们经济转型不顺，别的产业不能填补空缺，这对经济是一个致命冲击。有人认为劳动短缺是期盼已久的好事，表明我们将告别失业（剩余劳动力），进而提高工人议价能力。这些说法乍听有理，细究不然。劳动力短缺会最终引致本国投资减少、企业倒闭，使得就业岗位也减少，也就是说人口少未必失业率就低。而且，失业是有结构性的，年轻人短缺并不能消减大龄工人失业，民工荒也不能自然解决大学生就业难。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有效地利用了所谓“人口红利”，但与此同时也切切实实地累积了大量 “人口欠账”。“人口红利”的另一面也许就是“人口高利贷”，而这个高利贷一定是要还的。

老龄人口比例增长过快（老龄化）既是我们社会发展进步的自然结果，但也是人口控制政策进一步有力地推进的。与发达国家自然演化的结果不同，我们的典型特征是“未富先老”。老龄化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也涉及到一个基本的人道主义问题，或者老年人养老问题。试想世代独生子女家庭，倘若三代共处，一对年轻人就要赡养4位老人；如果四世同堂，一对年轻人甚至要赡养12位老人。即使心存孝道，恐怕也会力所不能及。有人据此提出社会化养老可能解决问题，可严峻的现实意味着这种想法无异于画饼充饥。

联合国估算数据显示，如果目前人口变化趋势不变，到204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数量将占总人口的28%，远高于目前的11%。退休人口不断增加，而工作人口日益减少，资金一直严重不足的社会养老体系就有可能崩溃。事实上，目前我国能领取养老金的老人只有4000多万，而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只占人口总数的15％，离传说中的“社会养老”还很远。

人口结构的另一个表征是性别比例。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每出生100个0至4岁的女孩，相应会出生123.26个同年龄段的男孩。如此发展下去，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那时，每5个成年男性中就会有一个“光棍”。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引发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以及极端的反社会行为。这无疑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观念、性别筛选技术是人口比例失调的动因和凶器，但政府生育控制政策也显然是一大推手。

中国台湾、日本的人口密度显著大于中国大陆，但少子化已经引起了他们的人口焦虑。根据最新人口报告推估，台湾生育率逐年滑落，今年跌至0.94人。为鼓动大家生育，台湾有关部门专门特举办“鼓励生育创意标语竞赛”。台中市民张芝菁以“孩子是我们最好的传家宝”力拔头筹赢得大奖。我很欣赏这个有些回归传统说法，孩子，不仅是传家宝，也是社会传承的唯一载体。日本厚生劳动省发表的数据显示，到2030年日本劳动人口会比目前少一千万，在那之后会出现经济负增长。日本要面对的最大课题是如何克服人口减少带来的问题。厚生劳动省的报告悲观指出，劳动力衰退将影响日本市场规模，还将损害多项国民利益。日本如果无法及时补救，在一连串的恶性循环中，就将面对在二十多年后走向贫困。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似乎 “急中生智”，在2006年新年记者会上提出日本人应该“像狗那样生儿育女”，一时成为国际笑谈。2009年日本领导人提议给新生育家庭每月发放补贴，直至孩子年满15周岁。

经过30年的社会巨变，伴随30年的生育控制，中国人口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在已经进入“低生育率、低惯性增长和老龄化加速”的时代。随着人口形势从量变到质变，与人口变动相关的社会风险也在一天天积累，“人口安全”已经成为一个现实必须应对的课题。人口演化有其自身规律，并非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的。比如，我们知道强制减少生育不易，但国际经验表明，鼓励甚至强制增加生育更难。一种生育模式一旦形成，它将有巨大的社会惯性，改变它需要百倍费力。考虑到人口变动惯性和有关指标显现的长时间滞后性，当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再来解决，就为时已晚了。中国港台、韩国、日本等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当今的焦虑已经给我们发出了强烈的信号。面对目前人口的新局面，现在人口政策调整应该已是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