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始终是归宿是最终亦是最初始的呼唤

“这里的空气，似乎能穿透你的心扉”，这句话，是勃朗宁夫人写给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的。那里的空气，现在是否依旧能穿透心扉，你看 《美丽人生》，就差不多能得到答案。 《美丽人生》的拍摄地，是托斯卡纳的一个小镇阿雷佐，当男主人公圭多说 “早安，公主”的时候，那蓝天白云的美丽背景，让你没有理由不相信勃朗宁的这句话。

被千年时光雕刻过之后，托斯卡纳尤显精致与高贵，那些沁人心脾的不仅是空气，还有人类关于善的思考，一路穿过历史的风尘，让你的呼吸，变得愈加虔诚。米勒（DavidMiller）作 《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一书，先从一幅名为 《好政府和坏政府的预言》油画开始娓娓而谈，它由洛伦泽蒂在1337—1339年间创作，覆盖了托斯卡纳的锡耶纳市共和宫九人执政议政厅的三面墙壁。2001年，两位意大利知识分子博比奥和维罗里，在进行一场美好的交谈，他们的内容被概括为“共和的理念”，而他们在交谈中达成的其中一个共识，其灵感就来源于这幅油画。

那幅油画，在构画人类幸福生活的漫长旅途中，以世俗的热忱和坚定，举出这样一个理念：他们把共同的善，当作他们的上帝。以此与中世纪教廷的黑暗相抗争。而那个共识，是这样的：共和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也是首要原则为——掌权者应该承担追求公共利益的义务。以此，与世俗的道德沦陷、政治设计和实践中的各种直奔特殊利益的诡计相抗争。

人类社会在善与恶的博弈中前行，而善始终是归宿，是最终亦是最初始的呼唤。1948年，联合国提出《世界人权宣言》，它的序言坚定地为一些记忆大开着门， “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污蔑已发展为野蛮的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但之后，世界上一些国家还是在不定期上演暴行的黑暗剧目。

政治哲学成为当今世界学术思想界的一门显学，尽管过于热闹，杂音浑浊，但终究还算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因为它包含了对过往历史的一种善的和解，对未来的一种善的设计。共和主义是其中一种政治哲学理论，它和自由主义、社群主义间的争论，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论争的基本框架。

事实上，这里并不深刻地存在如何选择的问题。在所有政治理念之后，还有一个笨重偏执极易增肥的巨人，它叫做权力，它可以深刻地改变形成社会共识的方式，以及共识的内容。怎样让它减一下肥，并一直保持优美体型以符合人性而非践踏人性的方式，翩跹于历史舞台，是所有政治理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任何引到人共同生活与社会之中的规则，都可能使个人处于被支配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承认人是社会性动物，必然有权力这个东西从社会内部诞生，那么权力应该为谁所支配？在各种名称和言说方式之后，有这样一个很切实的问题，需要回答。

在善的深度，直面分歧

博比奥和维罗里的交谈，由一个尖锐的分歧开始。共和这个词语，不断地从维罗里的思考中盘旋而出，很自然，甚至理所当然；而博比奥故意远离这个词，他说 “在我作为一名政治思想学者的经验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共和主义或者共和国”，他甚至毫不客气地说： “在我看来，共和（国）是一种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理想国家。它是一种修辞性的理想，而且因此对我来说很难理解你用共和和共和主义者，意指的是什么。”

有矛盾有分歧，讨论才会有价值，而对话、思考和倾听才会在激烈的言辞间渗出美好的东西来。博比奥是意大利都灵大学的教授，主要研究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康德和卢梭，自嘲为待在自己小天地里的人。维罗里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这所学校在政治哲学领域内获得了极大的成就，相比较之下，维罗里的思想体系开放而活泼，对价值判断的热情更积极。

由此，两位教授同仁，各自对自己课堂的定位是不同的，维罗里喜欢与学生分享自己的价值判断；而博比奥更愿持一种冷漠的超然态度教书，严谨而冷峻，努力避免价值判断，他甚至不当地忽视了卡坦尼奥和罗塞利，把凯尔森引入课堂，因为后者与他一样，没有太多价值判断的热情，并建构了一套可以填充任何内容的司法体系。在博比奥教授看来，他的学生不需要政治价值判断的引导，而更需要一种纯粹的理论，因为纯粹的理论其适用性更强，也更容易在面对现实时做出理性而客观的评价，毕竟学生们与现实政治是存在一定距离的。

在这一场交谈里，博比奥已是耄耋之年，他的身份已是荣誉退休教授，而维罗里还处在学术生命的旺盛时期。老头子对维罗里满嘴的共和表达了厌憎之意，他说，我认为政治，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是为了权力而进行斗争，像你所做的那样谈政治，我认为是花言巧语。维罗里更愿意清晰而坚定地持这样的理念：政治本身就是造就美德和自由的秩序，其条件是，充分享有政治自由，充分尊重人的多元性，充分让人在公共生活里发挥自创性和自发性。

维罗里在交谈中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时刻在试图与博比奥一起建立一个开阔的、可以从容对话的平台，他看到了霍布斯对自己这位严谨的对话者的影响，颇为妙慧地用霍布斯的话，证明了自己的言说绝非花言巧语，自己只是在以一种更接近热情与雄辩的方式，鲜明地传达自己的理念，而且，他悄悄地把博比奥这个稍有点倔强的老头子引向了趋向于和解和认同的谈话方式。这是理性与雄辩有机结合的智慧的成功。至此，他们的谈话已由 “美德与共和国”到 “爱国主义”进入 “何种自由”的辨析。

维罗里在本书前言中写道，博比奥在智识的完整和公民的热情上为我们上了绝妙的一课。此一真挚的表达，实在有趣，反过来讲，是维罗里用自己的智慧，把博比奥的公民热情唤起，并充分享受了博比奥在智识上的完整。博比奥的表现，则很生动地证实了一个观点：年轻时不激进，老年时就肯定落后了。老头子博比奥年轻时，用他自己的话讲，是一个很激情的人，曾在法西斯政权的最后几年参加了 “正义与自由”运动，那时的激情和秘密行动的刺激惊险，让他回味不已。

当我们照看好自由真理就会照看好它自己

当他们的谈话进入何种自由的时候，博比奥听到维罗里对自由主义、共和主义、民主的自由观进行清晰的分析时，他严谨的思维变得温柔起来，他告诉维罗里，自己和他其实共享着一些理念，只是他不喜欢过多的修辞，而喜欢可以被现实考验的理论。我们不妨推测，维罗里之谓共和主义的自由观是，主张自由 （主要地）意指不依赖他人的任何意志，切实地打动了博比奥，这位经历了20世纪极权黑暗的老人。在讨论 “温顺与不妥协”时，博比奥几乎是抱着欣赏的态度在倾听，他面前那位年轻人说，不妥协与仁慈是一致的，它们都以正义和公共的善为意义的核心。

真正的对话，犹如一支华尔兹，和着共同的旋律，分分离离，却相随相契，那是获得真理的渴望而激发的优美。维罗里和博比奥的谈话，渐入佳境，慢慢脱离词语的樊篱，进入意义范域内的对话。当他们讨论到义务、责任感、内在的信仰与公民意思的结合时，不同的知识结构和表达方式，相互辉映着进入理性、温和、光明的境界。善是有深度的。

即便维罗里可能倾向于坚持他们的谈话是在共和主义的理论体系内进行的，但是，当他们进入这样的境界，命名已经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了。世俗的生命观，拥有极大的尊严，但是，观念并不一定直接导向切实的行动，博比奥思想中现实的一面，自有他动人之处。而维罗里的政治激情，那种对善、对设计人类共同的生活理性持有的理想的热情，也同样打动着我们。

公民的首要义务是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他们之中，尊重他人，而统治者需承担的第一项义务是追求公共利益，维持共同的善。但是，人的道德完善程度是不一样的，当维罗里引用意大利著名批评家桑梯斯的话“在人们心中激发一种义务感是值得尊敬的事”，两位学者在情感上以热情的方式理性地和解，他们一起走向了一个问题，怎样造就政治精英，像马志尼和罗塞利那样的政治精英。他们的谈话在最后其实又回到了我们最初提出的那个问题的另一面，如果支配和被支配是人类社会秩序产生的基础，权力的诞生是必然的，那么权力该怎样被使用，或者，怎样的人配使用权力——不妥协、仁慈地阐释和实践政治。

那些所有关于光的表述，业已延续几千年。 《礼记》言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但是，说有光于是有了光，毕竟不是人类的权力。我们知道，人类社会至今为止，并没有产生过任何一种所有人共同参与而建立起来的，符合人性道德的正义制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并未随着现代化的进展而走向理性、合理和和谐。我们只能说，人所有的思考，其作用是照亮自己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