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宝安区一个城中村的出租房里，任熹光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正在忙着用电话联系东莞那边的朋友，希望能够尽快帮自己在东莞找到工作，以及帮他解决近段时间的居住及生活问题。他的语气近乎是在哀求。

1989年出生的任熹光刚刚在一周前度过他的22岁生日。他16岁就从江西吉安来到深圳，一直在深圳宝安区一家电子元件厂打工。让任熹光想不到的是，春节后，他从老家回到深圳，原来的工厂却关门了，随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他便日夜颠倒沉溺于网络游戏，大多数时间都在网吧。

几天前的一个凌晨，他刚从租住房屋附近的网吧出来，就被治安人员叫住，在一番盘问之后，他被带到附近的派出所。

随后，派出所的人告诉他，根据深圳市大运会期间的相关规定，他已被列为“治安高危人员”，因此，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离开深圳，否则警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性措施。“我从来都没干过什么违法的事情”，任熹光说，他也正在找工作。“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还是加紧时间搬走吧，”任的房东梁先生说，按照公安部门的规定，被列入“治安高危人员”的任熹光在限期内不搬走，作为房东的他也将受到严厉处罚。

一位在宝安西乡翻身村开旅社的刘老板对此感受尤深。他说，现在治安队三天两头过来折腾，一般人根本不敢来住宿，生意越来越难做，他原本还指望开大运会赚点钱，现在希望基本上都泡汤了。

在深圳打工已经10多年，户口仍在江西老家的陈长开表示，今年以来，他所住的城中村经常有治安队和派出所以及出租屋管理站的人来查这查那，正常的生活秩序受到很大的干扰。

陈长开说，旁边那栋出租屋，上个星期因为有一位租户的电脑被盗，派出所的人来查看后，以该楼房没有安装门禁系统为由，要求所有租户在一星期内搬走。房东则被告知，完善相关设施之后，待审查合格，才可重新出租。“再是正常人，三番五次被调查，当然也会感到不自在。”陈长开说。

8万人只是开始

像任熹光这样被列入“治安高危人员”名单，被深圳警方要求在限期内离开的人员，至少有8万人。

4月10日，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申少保在深圳市公安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首次公开提到“治安高危人员”的概念。

申少保称，过去的100天里，已经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他解释说，深圳大运会安保工作的真正难点在社会面，而社会面治安管控的难点在人口管理，特别是流动人口管理。人口管理的难点则在于对“治安高危人员”的管控。

据此，从今年1月1日开始，深圳警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

在“百日行动”中，深圳警方共出动警力20余万人次，检查出租屋30余万余间(次)、网吧、旅业、休闲娱乐场所、其他场所16万余家(次)；处罚出租屋主2300余人，停业整顿、取缔黑网吧、旅业及其他场所1180余家。

申少保强调，截至目前，已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受到震慑离开深圳，但这还不是全部。接下来，深圳警方将继续对“治安高危人员”进行严格监管。

深圳市公安局一位知情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随着大运会的临近，清理活动的要求将会越来越严格细致，规模也将更大。

因此，“ 8万人只是开始，接下来，在警方的清理行动中，将会有更多的‘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市。”上述知情人士说。

高危人群的定义

所谓“治安高危人员”，是指对深圳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有现实或潜在危害的人群。并列举了7类人员。如“有前科、长期滞留深圳、又没有正当职业”的；“在应当就业的年龄无正当职业、昼伏夜出、群众举报有现实危险的”；“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员，对他人有危害的”；“对群众安居乐业有现在或潜在危险的”等。

深圳警方一位相关负责人向本报记者解释，为掌控和清出这部分人员，深圳警方今年以来展开了频繁的清理行动。“从2月18日起，深圳宝安区警方对排查出的167个治安复杂区域，每两天开展一次以清理挤压治安高危人员为主的‘铁帚’行动。”该负责人说。在处罚方面，一般情况下“对因管理不善导致发生重大刑事案件的出租屋进行依法查封、强制停租，对治安高危人员，令其限期搬离。”

按照深圳警方的安排，接下来深圳警方将继续对“治安高危人员”进行严格监管，从4月11日至7月31日，将开展“大运安保严管严治严打冲刺十大行动”，在巩固原有清理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相关工作。

100万无业人员

深圳以清理“治安高危人员”及限制低素质人员方式来管理城市治安的思路由来已久。

早在去年4月，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铭在与深圳市港澳界别政协委员座谈时就表示，深圳流动人口总量失控，具体管理缺位，是深圳治安的症结所在。

他认为，深圳的治安要从根子上解决，就是要解决流动人口总量失控，无业人员长期在深滞留等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深圳治安永无宁日。

李铭说,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后,大城市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取消。由此带来流动人口增长失控。他表示,经过初步估计,深圳至少有100万无固定职业人员。

“无业人员不清除出去,深圳没有太平。我们也在争取,深圳不是有立法权吗?如果给我们依据,对3个月以上无正当职业的人,不租房子给他,请他回原籍。”李铭说。

李铭的上述观点经媒体报道之后，在当时就曾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今年借大运会清理和整顿流动人员的思路，与李铭去年清理限制流动人员想法完全是一脉相承”，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表示，按照深圳警方对“治安高危人员”的定义以及李铭的估计，那么仅无固定职业人员就有100万之多,“难道都要清出深圳？”

他表示，尤其是深圳警方在对“治安高危人员”界定中，最后一条“其他一些未列举的，对群众安居乐业有现在或潜在危险的”，这几乎可以作为“针对任何人的借口”。

他认为，这种对社会治安的管理思路及其方式，一言以蔽之，就是简单粗糙，往深里说，这种对流动人员的处理方式，甚至还涉嫌违宪。

汕头大学地方政府研究所教授黎尔平博士认为，深圳警方的上述做法，“是在剥夺公民享有自由迁徙权”。

他表示，很不理解在深圳这样一个标榜中国民间组织发育最好、市民社会最为发达的城市，为什么不通过民间组织来承担类似的工作。

黎尔平认为，采取目前的方式，其实质还是在沿袭过去《收容审查法》的思路，其结果对于深圳政府的形象来说“成本太高，代价太大”。

任熹光突然担心起来，被列入“治安高危人员”名单之后，不知道还能不能在东莞找工作？之前，他隐隐约约听人说起，为确保大运会的安全，作为深圳周边城市的东莞也将在治安方面进行严管。

任熹光说，去年深圳特区庆祝成立30周年的时候，深圳市曾提出要善待外来工，要求外来工把深圳当做自己的家，他也曾经参加过宣传大运会的活动，现在却被要求离开生活了6年的深圳，想想心里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