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云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gileschance@yahoo.com

3月末，全球的金融领袖们齐聚中国城市南京，参加由20国集团(G20)　轮值主席国法国主持的研讨会，寻求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的途径。对某些国家而言，这样的议题可以被翻译成“削弱美元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法国便是其中之一，它之所以选在中国举行这次全球财长会议，就是希望将后者拉入到反对美元的阵营中。但是，法国并没有如愿在货币改革这一问题上得到中国的支持。中国对美元贬值的忧虑，令其不得不三思而行，并最终倒向美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乃大势所趋，但若没有中国的支持，又何谈组织起一支强有力的团队迅速着手改革呢？

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30个月的今天，人们已经普遍认同是过多的债务引发了危机，而其中大部分又要归因于美元债务。全球化特别是中国于90年代开始在世界经济中崛起，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压力。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暴露出当今世界货币体系设计上的致命弱点，其直接脱胎于二战后美英两国主导和相互妥协而构建的战后金融体制。

1944年，为建立一种新的金融体系以确保战后世界经济安全平稳的发展，英美两国的经济学家在美国东部举行了布雷顿森林会议。领导英国代表团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金本位制度需要依赖某一国的货币来支撑整个世界经济，潜在的具有通胀性，进而限制世界经济发展，因为该国需要不断地印发货币来满足全世界的需要。他建议建立一种独立于各国货币之上的新货币单位，并由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来发行与控制，所有国家都成为这一组织的会员。他为构想的新货币单位取名为“ban-cor”，其价值将与黄金、其他贵金属以及诸如铜、石油等大宗商品挂钩。凯恩斯已预见到，各国间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及储蓄率，势必导致各国间贸易及经常账户的失衡，这种失衡实际上正在不断威胁着当今全球的金融稳定。他的方案提出利用金融激励来使失衡状态自我调节——鼓励逆差国家减少进口，增加出口；顺差国家则应从逆差国进口更多。但是，美国希望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因为这可以巩固其国际特权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拒绝了凯恩斯的建议。当时整个世界还需仰赖美国的金融和经济实力，而无力提出异议。布雷顿森林会议达成的协议，强化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也使美联储变成事实上的世界央行。

战后的许多年里，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带动世界其他地区经济恢复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凯恩斯所预见的问题也显露端倪。在1950年代的世界经济成长中，与美元挂钩的黄金供应已经无法跟上世界经济增长对美元的需求量。当时美国财政部长亨利·富勒认为“为整个世界提供货币储备和交换，对于一国和一种货币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但是美国在1960年占整个世界GDP份额超过40％。鉴于遵循现有体制的方便以及美国对经济的支配对于这一体系仍然利大于弊，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得以保留。

然而，美国在1971年将黄金与美元脱钩，支撑这一国际货币的，仅剩下美国政府的诚信和自利。强大的美元需求使得美国的政府和其他机构能够轻而易举地发行债券。随着世界经济增长仍然强劲，摆脱了黄金储备短缺羁绊的美元发行，也不断增加以满足全球的货币需求。截至2000年，美国金融机构发行的美元面值的各类金融产品，已成为支撑各国金融体系的主力。全世界对美元的依赖意味着一旦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其影响将迅速波及整个世界。战后货币体系设计上的这种缺陷——凯恩斯早有预见、特里芬教授之后也提醒过的——在2008年美国金融大崩盘

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2009年2月，当

全世界还在思考几乎

拖垮整个世界经济的

金融危机的原因和结

果时，中国人民银行

行长周小川在一篇演

讲中再次提出货币体制的根本设计缺陷问题。周行长在这篇演讲中说，“危机的爆发以及其殃及整个世界的结果，反映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脆弱和系统风险”。他呼吁“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富有创造性的改革”，“达到维护全球经济与金融稳定的目标”。周行长借鉴凯恩斯的构想，提出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一种新的货币单位为基础，这种货币单位由四种主要货币按固定数额比例组成，即所谓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　or　SDR)。在周小川发表这番讲话之前，尚未有人将这次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设计方式联系起来。中国央行对经济的干预得到各大媒体的广泛报道，并引起全世界的惊叹和兴趣。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对周行长的干预政策表示赞赏的国家，并承诺在2011年G20主席国任期上，将改革货币体系作为一个中心议题。

IMF及其他一些机构近期的研究显示，改进现行货币体制可以有多种途径，但是无论何种，都将涉及美元角色的削弱。其中一种是采取凯恩斯的建议，建立一个与一系列商品挂钩的新的国际货币，并由一个全球央行监管 (凯恩斯曾期望IMF扮演这个角色)。这种新的货币体系或许可以提供稳定和公正，但需要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大动干戈，真正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另一个途径是引入“SDR”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储备货币，然后逐渐使之成为主导的世界货币。无论哪种方式，改革都需要各主要玩家们的支持，尤其是GDP仍占全球四分之一的美国。

美国无疑会尽力将美元的特殊地位一直保持下去，但如今中国也同样希望美元继续维持其价值。中国的储蓄中大部分投资在美国的债券上，所以中国最担心的就是美元国际币值的贬值。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出现变化，世界对美元的需求自然也会随之减少。美国持续的财政赤字需要依靠大量发行美元来维持，如果世界对美元需求降低，势必会使美国政府维持巨额赤字的成本更加昂贵。美国将不得不大幅删减支出，包括撤回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所有开支庞大的军事行动。

由于中美两国在维护美元价值上利益一致，这次南京会议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问题上，没有提出实质性的建议。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在开幕致词时，特别强调了改革世界货币体系的长期性。而美国财长盖特纳的发言则对货币体制改革只字未提，只是专注在各国政策在维持全球金融稳定中应起的作用上。最终，研讨会的焦点聚集在了一个范围相对狭小的议题，即接受人民币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中的另一主要货币。这与中国已经致力于推动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的努力是一致的，也为推动SDR最终成为一个主要储备货币，迈出了第一步。

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目前以美元为主的货币体系存在潜在危险，需要加以改变，但是南京G20财长会议传递的信息却是，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元将依旧保持其全球主要货币的地位。随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的推迟，美国将继续为支撑财政赤字大幅举债，下一轮严重金融危机的发生指日可待。(马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