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经观十年，总是不由自主想起很多乐事。记得我们有记者写了稿子，一位领导看完了告诉他，写得很好，我只改了一点点。他高高兴兴地把稿子拿回来了一看，顿时吐了，领导加的一句话就是此刻我这篇文章的标题：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经观记者就是这样绝对不允许流于庸俗。如果你的文章里有大路货的词语，像什么“亮丽风景线”啊，“浮出水面”啊，“市说新语”啊之类的都会被彻底地讥笑。和平里那座小楼里驻扎着的，是由一大帮特立独行的人组成的队伍。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不可侵犯的坚强个性，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不可复制的才华。文人相轻，互相讥讽的情形经常出现，但在内心里他们都相互保有崇高的敬意。

经观的不同，首先是态度的不同。2003年北京城里SARS病毒肆虐，按当年的感觉就跟欧洲黑死病来了一样，北京城几乎变成了一座死城，大街上行人寥寥。各行各业都处于停顿状态，人们窝在家里通过电视了解地坛医院和小汤山的情况，除了在疑似病例和死亡人数的数字变化中惊恐不安外，什么都做不了。

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好得到一辆新车试驾一个月的机会，我和机动记者部的兄弟们就开车每天在北京城里瞎逛，我们每天分头采访，然后集中写作，而要集中写作，首先就得开着车找个喝咖啡或者吃饭的地方。那时候北京城大部分饭馆都关了门，我们就四处找，找那些和我们一样胆大的敢继续营业的人，这也不比突入到出了重大事故的人民医院里容易多少。

我们不戴口罩，因为口罩会妨碍我们谈笑风生，所以每个遇见我们的人都能清楚地见到我们兴奋的面容。我们无所畏惧，我们勇于担当，我们相信认真严肃充分的交流是我们报道工作的关键，也是我们最大限度地拓展视野的重要工具。这般表现，正是我们面对大事时的态度，每一次报道下来，都让我们生出一种立于巅峰而环顾四野的傲气。

那时候我曾经写下社论《让我们共同担当》，我一直觉得那是我写过的最好的社论。当时的社领导刘坚说，他在上海出差宴请一些重要客人，有一位来晚了，满脸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出去买报纸了，买了很多份，要发给在座每人一份，就因为上面有这篇社论。当他知道那天晚宴的东家正是经观时，由衷地向我们的领导表示了敬佩。

经观的不同，还在于视角的不同。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下台以后，疫情的公布正常多了，关于病状本身的变化都能达到实时公开。但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新兴的市场化媒体来说，对权威机构的采访依然是困难重重。于是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叠加被迫成为了我们制胜的法宝。一方面报社有许知远、覃里雯、黄继新等一干外语顶呱呱的洋派记者；另一方面也有仲伟志、黄茂军、孟雷等一干史学、社会学功底深厚的“老家伙”。史彦、方军、黄一琨等一帮青年才俊也个个不输风采。这一帮人联合起来，为经观读者呈现的是一个史诗般完整的疫情社会风貌。

在这些报道的采访对象中，有医生也有护士，有官员也有摊贩，有警察也有军队，有权威专家也有怀疑他们的百姓，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就连大使馆和世卫组织的一些国际机构也都被请来在我们这里发表看法。

由于采访之前做了缜密的计划，保障了我们的每一个独特视角都有不同流俗的报道方式，严肃认真、生动有趣、意味深长。我至今都认为，在每一家媒体都讲究国际化的年份里，没有谁家比经观做得更好，那样的国际化是以“我”为主的国际化，是站在世界和历史之上瞄准中国的国际化，独到而不受习俗的羁绊。

经观的不同，还在于环境的不同。那是经观自营的一种环境，这种自营的小环境现在我想可以称之为自由与信任。就像何力和我谈社论。他的话简单至极：你说YES我说NO。解释一下就是，除非他说不可，其余皆由我说了算。这是一种经过冲撞之后确立下来的原则，这种原则其实贯穿于编辑部所有流程当中，非常利于发挥所有人的创造力。

当初在SARS期间，我们做了很多期大大小小的专题报道。有读者来信说，真羡慕你们的记者，他们知道得那么多。其实，莫说我们的记者，把钟南山算在内，整个国家也没有几个人了解SARS是一种什么东西，会造成怎样的灾难。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检查，我们的报道直至今日都客观，这就是自由与信任产生的结果。记者们不仅仅能钻会挖，更能不受限制地思考事情的本源，这可以保证他们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真相，最大限度地接近正确的认识。

那时候的经观编辑部里，人人都希望报纸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类，最希望它有益于中国，有益于一切中国人。所以没有人愿意去做有违良心的事情，别家媒体的不正之风，以版换钱这样的事不会出现，即便有这样的人，也会在所有人炯炯目光的照射之下龟缩回去。

那时的情形，真想再回去走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