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对新闻写作很重要
黄茂军
2011-04-16 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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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茂军

2002年1月到2003年10月,围绕着一个三峡工程,我居然做了6篇报道,还有2篇社论,时间贯穿我在经观工作的那两年,说我和三峡工程“干上了”,一点也不为过。

宜昌有本《中国三峡建设》杂志,总编辑叫周双超,是位女士。2003年10月,我到湖北做《楚荆发展之虞》时,专门到宜昌拜会周双超,她开我玩笑:你还敢来啊?现在我们这儿可不欢迎你,你连饭都捞不着吃了,这餐可是我私人请客……可见我招人讨厌的程度。

三峡水库蓄水的时间是2003年6月1日,我们4月就开始关注,那次采访,是我和周双超合作完成的。有一天,周双超突然向我打听成都的情况,类似房价、物价甚至风土人情什么的,我很好奇,追问之下她才告诉我,她先生已经作为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简称:三峡总公司)的先遣,被派到四川筹备金沙江的开发了。

“哟!你们还没完了,祸害完三峡,又接着祸害金沙江。”

“不接着干怎么行?那么多的设备、那么多的人,就闲置在那儿?”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开始围绕着金沙江项目这事儿做功课了。 2003年6月上旬的一天,我在三峡大坝坝区采访一期蓄水时,路过一个院子。

那院子的牌子是“工程设备处”什么的,里面停着很多大家伙,车轱辘比我都高,我就闯了进去。大概是因为脖子上挂着三峡总公司发的采访证,所以院子里的工作人员不仅不阻拦,甚至还热情接待,我索性就坡下驴,完全以讴歌“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嘴脸向人打听那些大家伙的用途。对方说着说着不耐烦了,随手甩给我一本册子,说这书上都有了,你自己看吧。我一看,《三峡工程设备手册》,里面设备名称、用途、购买国、购买时间和金额……林林总总,非常详细。

后来我在《后三峡时代的图谋》一文中披露了这些数据。

三峡工程一期蓄水采访完毕,我给当时的总编辑何力打电话,要求去报道金沙江工程。

我当时从网上查到了一则新闻:2002年11月,国家计委在宜昌主持召开金沙江溪洛渡和向家坝水电站建设第一次协调会议。

根据这则新闻,我决定直扑向家坝和溪洛渡。

这两个地方分别在云南的水富、永善两县,但以金沙江为界,分别和四川的宜宾县和雷波县隔江相望。地方政府对三峡总公司的项目建设自然是雀跃欢呼,也正因为这种心态,他们对前来采访的我提供了全方位的配合。由水电部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出具的《向家坝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由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出具的《溪洛渡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两份关键性文件都从地方政府处顺利拿到了。

我个人有一点体会,那就是现场对新闻写作很重要。

正是基于我在金沙江现场的踏勘、采访与资料搜集,我才敢在接下来的报道中实施这样的披露:

经国务院核准的《中国三峡总公司改制重组方案》已经明确:三峡总公司在改制为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投资主体后,将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的权力,依法享有资本收益权、经营权、资产处置权、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力,同时可以对其他大型项目进行投资和建设。

这个授权表明,在三峡总公司标准的企业构架外壳下,依然保存着一个坚硬的“二政府”的核,它的存在,说明我们的经济改革已经呈现出典型的“发展型政体”特征——在西方经济学的定义中,发展型政体是资本主义在亚洲的一个变种,它将财政部门、公共政策和大公司聚合起来,共同致力于国家目标——也就是说,它的所有运作细节看上去都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但真正掌控公司决策的仍然是国家意志。

比如三峡总公司在金沙江的投资与开发,表面上是它对金沙江蕴涵的丰富水能兴致盎然,实质上是在忠实地执行西部开发战略。勘测,设计,环境评估,可行性分析……所有的环节一个都不能少,但结论只有一个:必须上马!

其实三峡总公司在这个逢迎与执行的过程中,也并非没有它的成本核算与利益考量。

我前面已经提及,在三峡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后,三峡总公司设备与人力的闲置压力开始显现。三峡工程建设最高峰时,曾经云集有两万之众的水电建设大军,这些人如果不移师金沙江,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就会成为三峡总公司一个尾大不掉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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