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理通胀莫走美国老路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适时地对物价压力的爆发表示了关注。不幸的是，他们正在从那些被邀请参与处理这个关键问题的所谓专家那里，听取一些错误的建议。

面对通货膨胀的态度

这一事实非常清楚地摆在前不久于北京结束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作为一个从2000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并为期三天的会议，中国发展论坛已经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公开政策辩论平台之一。会议为相对少数的国内外学者和商界领袖团体，与多数中国高官之间的会面提供了一个机会，参加会议的高官上至总理下至其他官员。

会议中达成的共识是，中国对于最近爆发的通货膨胀不宜反应过度。归根到底，这种观点认为，通胀加速的主体集中在食品和能源部分。即一种所谓国内宏观经济稳定化政策范围之外的“结构性”力量的反映。构成这个结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最近食品和能源领域的价格飞涨都是日趋强大的全球力量爆发的结果。这一观点迅速成为了谈论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问题时的定理。

从表面上来看，数据似乎支持了这个结论。

如果把食品部分除去，中国的核心通货膨胀只维持在1.6%。换句话说，在中国8.7%的年通货膨胀率中，有将近90%单独归咎于食品价格的上涨。如果把能源部分也除去，核心通货膨胀率将下降至1.1%。假设这些导致通货膨胀的势头会减弱，专家们从中得出结论说，通货膨胀在中国进一步蔓延的恐惧是过多的。

因此，他们敦促中国的国内政策制定者要保持克制，不要在宏观经济稳定化措施方面，例如货币政策，实行进一步的紧缩。

剥离“特殊因素”致政策失误

它让我回想起了上世纪70年代早期，那时我才刚刚开始我的职业生涯，成为华盛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名经济学家。在很多方面，今天的宏观经济气候与那个时期极其相似。

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造成了商品通货膨胀的同步爆发。农产品价格也飞涨，这是因为“厄尔尼诺”现象通过海流造成了大灾难。当然，还有接下来的1973年的石油禁运，使石油的价格翻了四倍。

当时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坚信美国央行无法采取任何措施，去抵御这些由外部或外生力量造成的情况。他将这些归为“特殊因素”，即必然会回落和自行缓和，是通货膨胀的不可再生情况。他吩咐美联储的研究员将这些所谓的特殊因素从CPI中剥离出去，并重点关注更清洁化的美国内在通货膨胀率。那是现代经济学实践中比较黑暗的时刻之一 ，核心通货膨胀率诞生。

伯恩斯致命的错误就是让核心通货膨胀率指导了美国的货币政策，这导致了他将联邦基金利率稳定地维持在广义CPI膨胀率之下。结果就是，实际短期利率被推入了负值区间，这给日趋泡沫倾向的美国经济提供了致命的刺激。

不幸的是，伯恩斯在努力把所谓的特殊因素从CPI中清理出去时，还不仅仅止步在食品和能源上。最终，他把一大群其它“扭曲”因素剥离了出去，其中有房屋所有权、二手汽车、流动房屋、甚至女人的珠宝。当然，最后那个因素被剥离，据推测应该是金价受外部驱动飞涨至850美元一盎司所导致的结果。

上世纪70年代的美联储不仅没有正确地领会实际利率的概念，而且没有很好地理解通胀预期在促成未来价格增长中的关键角色。价格和工资指数之间不易察觉的相互作用是随后发生的“工资与价格”盘升的主要原因。相互作用持续得越久，就越不容易被解开。看看保罗?沃克（Paul Volcker）就知道了，他最终将联邦基金利率提到了19%才结束了两位数的通胀和通胀预期。

不可低估的通货膨胀

中国不应该忽视美国在通货膨胀方面最刻骨铭心的政策错误所带来的教训。的确，如今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制约了中国猪肉的供应。而50年来最恶劣的冬季天气又导致了中国能源价格的扭曲。

但是，不论是不是特殊因素在作怪，人们都有足够的理由要担心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已经站在了令人揪心的通胀预期恶化的风口浪尖上。新颁布的劳动力改革刚好在广义通货膨胀加剧的时候推动了最低工资的增长。另外，为中国经济困难家庭提供特殊津贴，即为上升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提供补偿金的报道亦不绝于耳。

无论怎样，所有国家的央行都应该把工资和物价的同步增长视作通胀预期的不利变化，对于中国人民银行来说尤其应该如此。中国人民银行当前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和一年期贷款利率分别为4.1%和7.5%，这两个利率都大大低于广义通货膨胀率，并且让人无限地回想起伯恩斯对负实际利率的态度以及上世纪70年代的美联储。

中国去年的GDP增长超过了11%，并且2007年工业产量猛增了近17%。对于这样一个仍然处于白热化的经济体来说，千万不能低估通货膨胀的危险。过热的经济只能加深原本就恶化的通胀预期。央行越早采取更多果断的行动就越好。即便当前外部需求冲击似乎正在减慢中国的出口增长，这种观点仍然适用。

我在中国所听到的辩论与以前惊人地相似。这与导致美联储出现巨大政策错误的理论如出一辙。

人老了就健忘，但对于我来说，上世纪70年的那次致命的通货膨胀是不会忘记的。专家们正在为如今的中国提供与美联储当年一样可怕的建议。作为一名历史见证者，我只能寄希望于中国的领导和政策制定者能拥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去留意上世纪70年代那次刻骨铭心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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