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转型基本成功（2）

作者：马国川

发布日期：2008-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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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渐进的改革路径

经济观察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你和几位同仁创办的，中心自成立以来，对中国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你的改革主张也得到了重视。例如你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穷人经济学”等一系列理论，都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经济政策。

林毅夫：确实，我的想法有很多在后来和国家政策一致、或者成为政策的一部分，比如农村问题、国企改革、股票市场、宏观调控问题。但是，我从1988年后基本思路都很一贯，我提出的是出于我自己对问题的分析和一贯看法。我仍然坚持认为，中国发展的关键在于从“赶超战略”转轨到“比较优势战略”上来，因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内生于“赶超战略”的，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过渡，就要考虑这个现实。我的许多思想和主张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经济观察报：虽然你认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但是因为你认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内生性的，所以在如何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问题上，你给出的回答往往与众不同，比如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

林毅夫：确实。国有企业改革是个老大难问题。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制度，在动员全国资源发展重工业方面十分成功，使大陆在资本稀缺、物质基础落后的条件下很快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但是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低下。改革以来相当长时间里，国家仍然延续“放权让利”的改革模式，但是每次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后，总是要再次收回，以控制工资过快增长，于是改革过程中反复出现“活—乱”循环现象。我认为，这些都根源于传统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

经济观察报：什么是自生能力？为什么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

林毅夫：所谓自生能力(viability)，就是一个开放、自由和竞争市场中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的预期利润率。如果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只能依靠政府对企业进行政策补贴。这时候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是个隐形问题，在实行放权让利的改革后，竞争性的市场开始出现，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由隐性的问题变成显性的问题，而且，还出现了养老保险和企业冗员等社会负担问题。因为企业会利用政策性负担作为借口，要求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也因为政府很难逃避这种责任，企业的预算约束因此软化。

经济观察报：国际上以科尔内(Kornai)为代表的学者普遍认为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根源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因为国家拥有企业的所有权，所以天然对国有企业怀有父爱主义，以至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无法硬化。

林毅夫：我不同意这种判断。我认为，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是预算软约束问题产生的根源。一旦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企业的经理人员就没有压力提高生产率，将会追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和其他有道德风险的行为。企业实际得到的补贴将会大大高于政策性负担所增加的成本。

经济观察报：国内许多学者也接受了科尔内“预算软约束”理论，认为国有企业绩效差问题主要出在企业产权不明晰上，因此国家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产权问题。

林毅夫：“产权核心论”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既无助于解释国有企业问题产生的原因，还有可能演绎出错误的政策主张。与预算软约束理论一脉相承的是主流经济学给对转轨经济开的一揽子改革药方，即休克疗法，主张转轨国家应该全面、快速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他们认为私有产权是市场体制良好运行的基础，真正的市场竞争要求有一个真正的私有部门；转轨经济中的国有企业遇到的许多问题可以通过快速私有化得以缓解，私有化必须在国有企业结构调整之前进行，必须有一个全面“休克疗法”的价格放开。而我并不主张私有化。如果政策性负担仍然存在，即使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国家也不能从政策性亏损中脱身，预算软约束将不会消失。前苏联东欧休克疗法改革的失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取消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是改革的关键，只有从消除国有企业面临的不对等竞争入手，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形成能够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消除责、权、利不对等现象，最大限度地避免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激励相容，这才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出路所在。

经济观察报：事实上，中国改革确实没有采取私有化的断然措施，没有中断国有企业的生产，而是采取了渐进的改革路径，所以有人说中国的改革不彻底。

林毅夫：中国企业改革遵循的是一条放权让利的路径，同时放开了小型的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竞争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率。当然，经济活力主要来自新生的、小型的、非国有企业的迅速成长。原来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越来越难以维持，市场经济逐步形成。在改革进程中，国家、企业和人民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调整、适应新的市场体制。前苏联东欧国家采用的休克疗法，也试图以一个更有效率的市场体制替代缺乏效率的计划体制。私有小企业在禁令取消后迅速涌现，可是中型或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则被迫延长，进展缓慢。中国没有中断国有部门的生产，因此中国的渐进改革取得了休克疗法的一些积极效果，同时避免了它付出的昂贵代价。

经济观察报：但是在1990年初，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纷纷解体，国际经济学界对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主流思想是“华盛顿共识”，而且以这个共识批评、“唱衰”中国的渐进式改革。

林毅夫：“华盛顿共识”强调市场的作用，认为改革和转型的任务是彻底消除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从这个观点看，中国的改革确乎不彻底，而且注定要失败。我在这样的时代、思想背景下，根据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经验而对“华盛顿共识”提出挑战，当时真有孤掌难鸣之感。现在对“华盛顿共识”产生怀疑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多，而且国外还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和“华盛顿共识”针锋相对的“北京共识”，我开始有了“吾道不孤”的感觉。中国应该走渐进改革的路径，如果考虑转型成本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可以证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优于休克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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