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转型基本成功（3）

作者：马国川

发布日期：2008-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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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后发优势赶上发达国家

经济观察报：我发现，你对中国改革一直满怀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何处？

林毅夫：既有现实的根据，也有理论的根据。从理论上来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后发优势。这一后发者优势来源于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这种差距使得中国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模仿西方的技术，从而避免为技术创新付出昂贵的代价。

经济观察报：但是杨小凯不同意这种观点，前些年你们之间因此还发生了一场争论。他认为，后发国家不仅有后发优势，还有后发劣势——因为发展中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易而模仿发达国家制度难，所以总是倾向于模仿技术而不是制度，这种“路径依赖”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短期内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并留下长期隐患，甚至使得长期发展变成不可能。

林毅夫：我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会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还将必然伴随各种制度扭曲即所谓后发劣势。我的“后发优势”理论主要来源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说。我用这一学说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做出了严谨的经济学模型。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奇迹，就是成功地利用了中国劳动力相对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逐步占领了纺织服装、轻工产品、家用电器等国际市场，快速积累资金，逐步实现产业升级。按照这个学说，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后发优势”：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用较低的成本引进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变迁，加速资本积累，提高人均拥有资本，从而提升中国的资源禀赋，实现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升级。

经济观察报：杨小凯认为，先发展经济，再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必然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而致长期经济发展的失败。

林毅夫：宪政体制真的是经济长期发展成功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吗？从长期经济发展的绩效来说，宪政体制改革先行的国家并不一定好于宪政改革后行的国家。而且，我们还没有发现世界上有哪一个后发国家，是因为先进行了共和宪政体制改革，然后经济才持续、快速发展。从经验来看，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既不是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而且，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也不能保证英美的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没有这种体制的国家。同时，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制度决定于国情，体制也是这样。制度是不可能隔夜就改成的。即使共和宪政体制真的那么重要，是决定一个国家发展差异的根本，但从经验上来看，制度不是通过改变宪法或政权就可以在一代人或两代人之间建成的。因此，只能是一面发展经济一面逐步探索逐步完善。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以自由民主为本质的宪政民主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这也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却是一个无可置否的事实，这本身就说明技术模仿就能使经济发展得很快。当然，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你是说，宪政民主体制不是最优体制？

林毅夫：制度是重要的，但是一个最优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内生的，与发展阶段及历史、文化等有关系。比如要形成相互制衡的共和宪政体制，就必须有好几个在政治和经济力量上大约相等的集团。如果没有这样的集团，即使通过宪法，只不过是让在政治上有垄断权力的人来利用这部宪法，固化他的垄断权。因此，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也不见得是发达国家必然要有的最优体制。最优的制度内生决定于一个经济当中的很多因素，由于各个经济体许多因素的不同，因此，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杨教授把英美以外的国家经济发展上发生的问题都归咎于这些国家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或宪政体制改革不彻底，其实日本现在的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从引进技术为主的技术创新变为以自主开发为主的技术创新，经济由高速增长变为低速增长诱发的。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像印度、埃及、中南美洲都遇到了和前苏联在改革前同样的困境，其问题根源在于资源动员的困难。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会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而且，还将有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以法治为基础，界定各经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保证投资、生产、交易的自由，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力量对比，在一个后发国家远大于在一个发达国家，一个后发国家的政府只有确立了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才能确立和尊重上述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也才能利用后发优势在较短的时间里赶上发达国家。

经济观察报：其实你们的争论更是一场关于中国发展前景的论争，你并不否认民主制度的终极价值。

林毅夫：我从不否认民主制度的终极价值，可是今天的中国问题，不是简单的民主制度设计就能了事。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存在着一些经济社会问题，但不能把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因此，设想一个国家、地区，先用50年到100年改革宪政，然后才来发展经济，这在实际上怎么可能呢？

经济观察报：你们两位都是华人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你们的分歧主要在哪里？

林毅夫：作为学者，我是很尊敬小凯的，他做学问很认真，也有社会责任感。虽然我们在学术观点上时有冲突，但“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在学术上，只有不同观点的不断砥砺和切磋，我们各自的理论才能不断完善，不断前进。小凯和我的论争，主要是研究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我觉得，他看问题，还是从理论看世界，而不是从世界想理论，我则是反过来。比如在宪政问题上，他认为最好的宪政制度，就是英美的制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先建立英美的宪政制度，再发展经济，否则就会有后发劣势。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不难构建理论模型来证明英美制度的优越性，可是，从工业革命以后，除了英美自己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是先完成了英美式宪政体制的改革后，再来发展经济而成功的。当然，不好的制度是会制约经济发展的，可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都是一面发展经济，一面完善制度。我一直主张进入世界看世界。经济学研究必须从变动的现象出发，观察其背后的理论。就像孔子在川上的叹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真实的世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的，而理论一被提出来就变成了老子所说的 “前识”，如果把现有的理论当作是必须遵守的真理，就会犯了老子所说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经济观察报：实际上，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问题中，我们更能理解你和杨小凯之间关于 “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的争论。近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事实，但体制问题日益凸现也是事实。

林毅夫：问题当然存在，但是成就是主要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转型基本是成功的。我们当然要警惕杨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但是在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上，我认为仍然要坚持事实已经证明是成功的渐进改革的发展战略。

经济观察报：他甚至预言，尽管俄罗斯震荡疗法后的短期社会效果相较于中国的渐进式转轨而言好像是一个失败，但由于俄罗斯进行了根本的体制变革，其将来发展会超越中国。

林毅夫：一个国家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最重要就看其技术能否保持不断升级。中国经济从1978年底才走上快速增长的道路。那时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远大于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如果利用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能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维持了近40年的快速增长，那么单单利用这个技术差距中国经济应该就有可能维持近50年的快速增长。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时，中国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人口比50年代的日本和60年代的亚洲 “四小龙”多，资源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的潜力大；同时，中国的资本积累率每年高达GDP的40%左右，为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些因素表明，中国发展的潜力大，至少可以有50年的快速增长。从1978年底的改革到现在才30年，因此，中国经济应该有可能再维持2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由于美国的总体技术水平处于全世界的最前沿，技术开发的投入大、风险高，总体的技术进步慢，资本的投资报酬率低，因此，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变迁也慢，能长期维持3%的增长速度已经是相当不错。而中国经济则可以再维持20年左右的7%～10%的快速增长。因此，我相信在21世纪，最慢到2030年，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实力的经济。中国完全有这个潜力，对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矛盾、问题，如果都能够实事求是态度地解决，我想这个潜力就会发挥出来。至于俄罗斯，我还没有看到它能够超越中国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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