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记忆

　　最后姜永先生还是决定去银行把手中的2000美元换成人民币了。从2003年开始陆续抛售手中美元的他，现在觉得如释重负：“今天我手里的外汇资产就只有92年时朋友给我的100美元和200港币了，我把它们当作纪念品。”

这是2008年4月1日的下午，当日汇率为1美元兑人民币7.0218元，逼近破7大关。而16年前，还施行固定汇率制度的人民币由中国政府定价为1美元兑5.5元人民币左右，但在外汇黑市上，要12元人民币才能换到1美元。

姜永先生供职于中国中银国际证券公司。就在他在中国陆续结汇的同时，他的美国同行——大名鼎鼎的国际金融大鳄沃伦·巴菲特也开始平生第一次投资美元以外的外国货币；另一位与巴菲特齐名的、曾凭借抛售英镑而大发横财的乔治·索罗斯警告着美元的衰落；而被称为“对大势的把握无人能及”的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已经开始教女儿学汉语了。

这些都让姜永先生坚信自己已经和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泰斗们在美元的判断上达成了共识。而遥想1992年，当朋友赠他100美元和200港币作为他南下海南的礼物时，“我觉得好欣喜，这是‘美刀’啊，硬通货！我把他们藏在箱子底下，准备防止以后人民币大规模贬值，备不时之需。”那时，中国人还必须凭出境证件和有关证明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申请，经批准后获得额度“相当低”的外汇，美元昂贵且来之不易。

90年代的姜永先生一定会羡慕当时在非洲开发银行工作的赖金昌。赖当时的年薪以美元支付，而且每年5万美元的年薪还不用交税。

但从去年开始，这位居住在中国成都，仍然挣美元、花人民币的世界银行员工发现，他的工资算上人民币升值和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等于缩水了20%。“美刀”已经成为赖金昌乐意回想的美好的旧时光。那段美钞在中国无比坚挺和稀缺的历史，也象征着一些中国人光荣的个人史。

1988年，在人民银行总行工作的赖金昌有机会去澳大利亚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当时他们公派出国人员每人每天房费上限是30美元，饭费是10美元，零花钱是1美元。

因为这次出国，他得到了去免税店买两个“大件”和两个“小件”的指标。他当时货比了两家出国免税商店，一个在对外经贸大学旁边，另一个在方庄附近，最后“买了松下28寸的彩电，几百美元，到现在还在用，质量相当好，是原产的。冰箱是日立的”。

他依稀记得那两个商店老是在排队，海关就在旁边办公，大家拿外汇交钱，“当时很多人有指标没钱，就去黑市上换，当时人民币比美元就是5点几，88年黑市上最高到过8了。”

光1988年那一年，物价指数就上涨了34.8%，通货膨胀正席卷中国。比起普通商店，免税店的价格还是要低很多，“所以如果没钱用完指标，可以把指标给亲戚朋友。”

曾在中建集团供职的退休职工谢宏家里也有那么一部同样的松下旧彩电，这也是他当年去了一趟中亚之后获得的“大件”指标之一。说起他家里的几个大件，他依然很兴奋，因为这些东西让他当年在邻居中长足了面子。谢也没有忘记，当年他第一次得到美元时足足让他兴奋了一天一夜，“没见过嘛，就是知道美元是个值钱的东西，一张票子能顶人民币好几张。那个东西拿出来，还是很长脸。”

那一年，绿花花的美元给了他下海的第一桶金。他和别人合伙创办了一个易拉罐公司。而一个小小的易拉罐拉环耗掉了他所有的美元，并且仍需要大量的美元。

当时，拉环国内还无法制造，需要进口，而要进口就必须申请用汇指标，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企业最为头痛的问题，“我们没有足够的外汇使用，还只能托关系找有多余外汇额度的单位帮忙。”

1988年，中国外汇储备净值仅33.72亿美元。在那个外汇紧缺的年代，为了配合对外贸易政策等，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外汇调剂用汇指导序列”，序列内的企业才能用汇。外汇管理局综合司的管涛回忆道：“当时即使企业排队排到了，没有外汇了的情况也很常见。”

1994年之前，中国处在短缺时代，经历过两次通货膨胀和大规模的抢购风潮。那时候国际产品价格比国内产品价格要低，所以导致黑市美元价格很高，人民币一直贬值，人民币贬值又导致通货膨胀率提高，物价上升，换汇成本提高，又导致汇率贬值，形成恶性循环。

外管局的官员回忆说，当时一吨板材的价格是250到300美元，但是国内的价格是3000到4000人民币：“你说黑市美元的价格能不高吗？从国外把板材买来再卖出去就赚了一笔。”

1994年之后，中国渐渐向有效的世界工厂发展，商品价格放开，国内产品价格下降，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很高，又有很多出口退税政策的出台等，大大刺激了出口竞争力。当时人民币仍然在贬值，但是美元的官价和黑市价格已经差不多了。

山东的一家纺织企业也在此间应运而生，和许多纺织企业一样，这个厂也在对外贸易政策的春风下高喊着 “创汇去”的口号，把触角伸向了欧美地区。当时的纺织企业在成本优势的带动下业务蒸蒸日上，换来了一大堆美元，还有英镑。

“最开始是从外面赚了些钱回来，我们把留存的外汇发给了职工一部分。我厂里面没有多少职工，过年的时候我还是象征性地给一部分职工发了一部分美元工资，从1美元到10多美元，厂里的职工都高兴坏了。”那时候毫不犹豫用美元报价的这家纺织企业老总可能想不到，十年之后他会鼓励客户用欧元结账。

1997年7月，泰国人一大早醒来发现他们在一天之内骤然变穷了许多，货币泰铢眨眼间就失去了五分之一的国际购买力。中国周围的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新加坡元和港元一个都不能少地一路下滑，兑美元比率纷纷创下历史最低点。尽管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但是包括大多数中国人在内的整个世界仍然对此表示怀疑，美元仍然被很多中国人“逮着机会就囤积”。

然而彼时，中国早已脱离了生产马靴和丝巾这种廉价商品的初级阶段，悄无声息地打造着自己的制造业基础。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还不能生产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但是到了2005年，中国制造的笔记本电脑已经占据了全球近一半的市场份额。美国几乎已经不再生产粗斜纹棉布牛仔裤，LeviStrauss几乎关闭了美国境内的全部60多家工厂。中国，这个在美国胸衣、鞋类、玩具和自行车市场享有绝对优势的国家正在慢慢成为美国人裤子的生产基地。

中国的贸易增长仍然很高，产品的竞争力仍然很高，97年之后的中国继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97年之前的亚洲四小龙，成为全球商品的供应国。

正是“中国制造”的力量，牵引着美元在中国式微的趋势。摩根斯坦利的斯蒂芬·罗奇正是据其上世纪90年代期间二十多次的访华感受结集为 《全世界唯一的增长故事》一书。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那年，18岁的北京女生刘景高考名落孙山。但怀着走遍世界的梦想，她决定选择导游职业作为自己新的人生起点。而连她自己都不曾料到，做导游不久后，她自己又多了一个身份——外汇黄牛。

“当时整个行业的结算货币都是美元一统天下，全部是以美元报价，就连中国去越南也得用美元报价。”刘景对当时美元的炙手可热深有体会。

1998年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居民个人因私购汇额度为2000美元，不仅额度有限，而且手续繁琐。许多人为了去国外买点东西，开支可能会大一些，就只有靠关系才能换到美元了，而除了通过银行系统的熟人和外汇黄牛党以外，找导游帮忙也是途径之一。于是，许多带外团的导游也扮演了黄牛党的角色，他们既能从外宾那廉价换到美元，又能将这些美元高价换给出境游的中国人，轻松的地赚得差价，刘景当时就很轻松地从这样的业务上月入过万。这样丰厚的收入让她几年后顺利地当上了一家旅行社的老板。

而个人购汇额度每年5万美元的2008年4月2日，她的黄牛党同行老熊却在雅宝路上无所事事：“一天也不会有多少询价的电话，谈成的生意更是少之又少。很多都已经转行了，我再看看形势。”

姜永先生和黄牛也打过不少交道：“我96年的时候有了点钱了，就在黑市上去换了3000块美元。”他当时就是和黄牛一起去银行，他把人民币存在黄牛账户，黄牛把美元存在他账户。价格大概在9.3左右。

他用这3000元美元买了B股，96年底的时候有外汇就可以买，之后马上仅限于境外人士了。“当时买的耀皮玻璃从1996年的6毛跌到了1999年的4分，到2001年居然又涨了回来。”这3000美元，变成了后来的1万多美元。

2001年允许境内人士投资B股也让黄牛着实火了一把，年前还是一个黄牛“手下”的老熊在这难得的机遇中升级成了熊老板。

“美元价曾一度涨至9块钱。不仅炒股票的人找我们，证券公司也找我们，要求合作。”熊老板老板称，“生意实在火爆，我们都转移地点，到证券公司的大厅去站过班。”当时，熊老板上阵，还雇了4个站班的“手下”。

那时，多数证券公司国际业务部都有一个“御用黄牛”，专门替B股大户进行美元换汇工作，资金的调度都在几亿元。

这波行情从2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5、6月份，美元一度吃紧，黄牛的内部价格不断攀升，市场价格则是更高。回忆起这段时间，熊老板白净的脸上仍然掩饰不住兴奋，“当时晚上都有点睡不好觉，老梦见绿票子”。

2002年，当欧元两个字最开始进入刘景的眼帘，她没有半点的触动。但两年后的2004年，是美元大幅贬值和欧元大幅升值的一年，整个旅游行业在欧洲市场的报价和结算货币逐渐变成了欧元，此前他们习以为常的美元报价逐渐被抛弃了。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之前不断贬值的美元已经吞噬掉他们不少辛辛苦苦挣来的利润。美元的版图步步退缩。

现在的刘景同样已经不再把当年炒外汇的经历放在眼里了，因为她的旅行社业务早已上了轨道，而眼前的北京奥运虽然还没到来，她的账上却早已经有一笔来自汇率变动贡献的丰厚利润。

2005年7月21日19时，电视里传来了令许多人都意外的消息：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

但这一个消息并没有出乎刘景的预料，听到这个消息后她急忙给远在欧洲的朋友打了个越洋电话：“机会来了。”而和导游行业的许多人一样，没有任何金融知识的刘景对自己在汇率变动上的灵敏嗅觉更加自信。

从2006年开始，她的旅行社就开始预订奥运客房，当时和饭店签的全部是美元合同。之后美元持续的贬值让她赚到了不少。“比如，我们当时和饭店预订的房间是100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算的话饭店能拿到800块钱，但我们预计到奥运会的时候美元汇率会达到6.5，这就表示饭店最终只能拿到650块钱，少拿了150块，这中间的差价就我们赚了。”

但同样的这个消息让熊老板的手机紧张了10分钟，搅了他的饭局——当时熊老板接到朋友告知升值的电话，赶紧放下筷子，电话询问银行的朋友美元贬值多少，会不会继续贬。

美联储是否也开始怀疑他们一直深信不疑的 “借来的钱就等于挣来的钱”的理论，他们开始在关注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常识性源泉：一个以商品交换为内容，以竞争为主题，辅之以赤字消费控制的健康经济环境。

美元的堕落不光让中国的黄牛熊老板失望了，或许如果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活着，他也会很失望。当年东躲西藏的萨达姆随身携带的，不是别的，而是75万美元钞票，且全部是崭新的100美元面值的现钞。

如果他料想到美元这也有今天，他还会带美元吗？他曾身陷其中的伊拉克战争也在促使着美元衰落。没准他会不管多重都干脆带着黄金——最纯粹的货币，才更有安全感。

（采访对象要求匿名，文中姜永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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