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周末加息恐惧症谁之错
清议/文
很明显,自猪肉价格上涨之后,特别是5月份CPI公布后,内地股市开始患上了周末加息恐惧症。每到周末,个股主动性卖盘加大,大盘走势较周初明显疲软。本周的症状似乎有所加重,自周三开始,盘面就弥漫在一片加息的恐惧气氛当中。有预测说,6月份CPI涨幅将突破4%,创内地近两年来月度新高。同时,央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居民对物价满意度在下降。
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公共经济政策应当注重与民众的沟通,据说是美国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的遗产之一。这无疑是正确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执行离不开民众的参与,如果加息后人们不相应紧缩开支,收敛投资,加息的效果当然不会理想。反之,如果减息后人们不相应扩大开支,增加投资,减息的效果也不会理想。如今的美国,美联储制订的货币政策确实是在不断与民众的沟通当中出台的,并且绝大多数情况下与市场的预期相一致。
内地本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似乎也开始意识到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性,强调货币政策应当符合市场预期。遗憾的是,由于央行的货币政策过度关注物价走势,令民众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局限到“物价上涨要加息,物价下降要减息”这一非常片面的定式逻辑思维框架当中。
在很大程度上,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定式思维逻辑,与本届央行所奉行的货币主义理论有很大关系。该等历史非常古老并经过上个世纪下半叶一群“芝加哥小子”的刻意鼓吹而广泛流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理论,相信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只能是一种货币现象,即扩大货币供应量导致物价上涨,紧缩货币供应量导致物价下降。必须承认,受大学经济学课程全盘西化的影响,除央行外,内地知识界对该等理论似乎也是坚信不移。
实际上,内地经济实践并不支持该等货币主义理论。无法回避的事实证据是,1997年内地19.58%的货币供应总量(M2)增长率不仅没有导致CPI上涨,反而由1996年的8.3%大幅下降至2.8%;而2004年的CPI涨幅虽然由上年的1.2%提升到3.9%,但当年货币供应总量增幅却由上年19.58%下降到14.86%。进一步说,1997~1999年货币供应总量的平均增长率为16.39%,比最近3年的16.04%还要高,但那时的物价走势是通缩,而最近3年的物价走势是通胀。
我的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变化决定物价走势,是有条件正确的说法。所谓有条件,是指在供求关系不变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足以决定物价的走势。但是,如果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货币供应量对物价的影响就不得不退而其次。这也就是说,供求关系与货币供应量都是影响价格的因素,不能片面强调其中的一个而忽视另一个,否则,就是以主观错误指导经济实践。
今年以来内地出现的所谓高通胀(指CPI涨幅超过3%)与内地市场的供求关系,尤其是与食品市场的供求关系,二者之间非常紧密。我一再强调,千万不要小看了猪肉价格的上涨,因为其中包含着近10年来粮食累计减产以及因燃料油长期供给短缺引起的对粮食需求增长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猪肉、粮食、燃料油的供给不足,清洁生活用水和空气也严重供给不足,并伴随着越来越突出的不仅城市道路而且高速公路的严重阻塞问题。在更大的范围内,由于投资不足,内地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出现的价格上涨现象也是供给不足导致的。此外,必须承认,持续上涨的房价同样是供给不足导致的。
我想说的是,既然物价上涨或通货膨胀不完全是由货币供应量增长导致的,既然内地的物价上涨主要是供不应求导致的,继续向民众灌输货币供应量变化决定物价走势这一有条件正确的货币政策预期逻辑就是非常错误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遭绑架的民众对货币政策预期模式。我相信,目前内地民众因CPI快速上涨而对加息表现出的恐惧心理,是本届央行错误地给出货币政策预期逻辑导致的。值得注意的是,该等错误逻辑不仅误导了民众,也误导了企业,甚至误导了更高的决策层。接下来,既然能够充分证明现行内地货币政策的导向是错误的,为什么不思改变它呢?决不夸张地讲,这将从央行货币政策预期模式开始,引起内地经济领域一场颇为深刻的变革。
想想看,既然内地高通胀主要是由供不应求引起的,既然自1985年工资改革开始的上一轮高通胀是通过一方面提高居民储蓄存款利率,另一方面降低贷款利率,并由此鼓励投资,增加供给的途径才得到有效抑制的,那么,以限制投资增长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政策还应当延续吗?股票投资者还要无休止地担心加息及其对市场可能构成的负面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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