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停止人民币升值，尽快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组合(3)

六、理顺要素价格是宏观经济政策非常重要的一环

要素价格体制早就应该理顺，越拖越不好，越拖越不利。事实上，我国经济体系目前面临的很多问题正是要素价格体系长期扭曲所导致的。譬如国际能源价格尤其是油价和国内成品油价格长期倒挂，我国要素价格长期管制，这种倒挂和管制能持续多久？以柴油为例，国内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之差距已经达到差不多6000元，所以全国高速路上都是大货车排队加油；全世界的飞机都刻意调整时间到中国机场加油；甚至香港澳门都跑到深圳和内地来“揩油”！

要素价格倒挂、管制、补贴，那些高能耗的产业和企业就死而不僵，所谓科学发展、转变增长方式、降低能耗、保护环境又如何谈起？许多人将目前国内的通货膨胀简单归咎于国际能源（石油）、基础原材料、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是的，没有人否认这些价格的上涨是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然而，它却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们要问：为什么全世界这些产品的价格持续上涨？真实需求能够解释吗？不能。全球货币泛滥尤其是美联储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全球投机资金的大肆炒作才是石油、原材料、食品价格暴涨的基本原因。回到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上述产品价格的上涨是重要原因，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却是大规模热钱流入中国所造成的流动性泛滥。要素价格倒挂、管制和补贴，刺激或鼓励国内对上述商品的需求，也是推动通货膨胀的原因。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理顺上述要素价格是非常重要的宏观政策，也是实现中长期通货膨胀目标的重要手段，尽管我们错过了理顺资源要素价格的最好时机（2000年到2005年之前都是理顺要素价格比较好的时期，当时没有通货膨胀预期）。

因此，我们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魄力来稳定人民币汇率，也必须拿出巨大勇气来理顺要素价格、取消要素价格管制。

毫无疑问，要素价格改革会使企业面临短期的痛苦调整。国内要素价格与国际价格的接轨，国内短期价格会出现急速上升趋势，短期CPI和PPI肯定大幅度上涨，但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要素价格上涨，会迫使那些严重消耗资源的企业关门停产或转型，迫使企业节能减耗，迫使企业节约要素的使用，整个经济体系会朝健康方向发展。允许要素市场充分竞争，允许价格调节企业的生产决策，企业对价格高企的要素需求就会降低，要素价格最终会出现回落。

理顺要素价格、解除要素价格管制，宜早不宜晚，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形成市场化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

七、下决心进一步降低企业税收负担

要有效遏制通货膨胀，同时又要尽可能防止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防止出现严重经济衰退和企业经营困难，需要认真研究合适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是非常重要、非常重大的课题，对于今天的中国尤其显得重要和迫切。货币政策的基本职能是防止流动性泛滥、防止货币供应量过度、防止长期严重的通货膨胀；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维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帮助保持企业的经营发展活力，尤其是税收政策要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目前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应该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谓稳健的财政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减税。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长期远远超过GDP增长速度，有人估计中国全国实际的财政收入根本不是目前报告的5.3万亿，而是早就超过这个规模，甚至达到8万亿以上的水平。政府掌管如此庞大的资源或资金，不计成本地大兴土木或大搞各种投资，是推动国内需求持续上升并最终推动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投资增长速度一直高居不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大规模的投资。与私营企业和个人投资相比，政府投资往往是不计成本，从而推动各种要素价格需求旺盛和价格上涨。

因此，减税应该作为我国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首先，减税降低政府掌控的资源或资金，遏制政府不计成本的大规模投资，降低政府投资对要素的过度需求，有助于遏制长期通货膨胀。其次，减税有助于降低企业经营压力，增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帮助企业度过成本上涨的困难，对防止企业普遍出现经营困难和整个经济增长严重下滑具有重要意义。减税本质上是国民收入在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由于私人投资比政府投资更有效率，更符合真实需求，对要素成本更敏感，因而能够让整个经济体系的资源更好地符合真实需求，反过来有利于抑制过度需求和通胀。

为了帮助企业持续稳健经营，减税之外，货币政策也要适时调整，尤其是要改变信贷调控方式，不要用行政方式来控制信贷规模，应该采取间接调控手段，不能搞一刀切，回到过去那种“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

八、对中国而言，确保经济维持较高速度增长，比遏制通货膨胀还要重要

1970年代美国的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给了经济学家创造新名词、构造新理论模型的机会。有一位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叫阿瑟?奥肯，曾经作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他发明了一个新名词，来刻画“滞胀时代”。这个名词就是“痛苦指数”（Discomfort Index）。痛苦指数=通货膨胀率+失业率。1970年代末期，美国通货膨胀高达21%，失业率达到9%，因此痛苦指数达到30%。

然而，痛苦指数无法衡量通货膨胀和失业之差别。的确，不同的收入水平、不同的历史经验、不同的经济制度安排、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人们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痛苦的感受和反应是非常不同的。我们知道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特别害怕通货膨胀。二战以后的德国中央银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反通货膨胀；欧元诞生之后，欧元区的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ECB）秉承德国中央银行的传统，也只有一个目标：严厉控制通货膨胀，目标是2%以下。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大体上也把控制通货膨胀列为最重要、最优先的目标。换句话说：他们宁可牺牲经济增长，也要将通货膨胀压下来。

基本的解释是：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欧各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恶性通货膨胀的惨痛教训，对通货膨胀异常警惕；其次，西方发达国家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保障制度），相对而言，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心和害怕更甚于担心和害怕失业。因此之故，西方发达国家可以不惜牺牲经济增长来遏制通货膨胀。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宏观调控难度更大。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保险）还远不完善，一旦经济增长大幅度下滑，失业人数大幅度上升，对社会稳定的冲击是很难预料的。因此，我们无法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不惜一切代价来遏制通货膨胀，而是要尽可能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将通货膨胀控制在可以承受的水平（依照历史经验，如果通货膨胀不进入两位数水平，大体是可以承受的）。也就是说：对中国而言，确保经济持续增长和尽可能低的失业率，是最重要、最优先的目标。当然，通货膨胀也不能失控，这就是我们的宏观调控比发达国家要难的原因所在。

因此之故，依照今年的就业形势，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必须将确保经济增长和就业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紧缩政策的力度和紧缩的具体措施是需要尽快加以调整的。核心是改变信贷控制方式和减轻企业税负。

九、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适当组合

最后，让我简单总结一下中国应该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

1、 停止人民币升值，彻底消除人民币长期升值预期；

2、 重新回归固定汇率制度，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明确准则；

3、 继续采取进一步的果断严密措施，强化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尤其要严密监管资金大规模撤离或资本外逃；

4、 满足上述条件后，可以调节基准利率，确保名义利率高于预期通货膨胀率，确保真实利率为正；

5、 改变信贷调控方式，摒弃行政命令式的信贷规模控制，采取贷存比等间接控制信贷的方式；

6、 大幅度降低企业税收负担，降低财政收入占GDP之比例，维持企业自我发展的能力和活力。

7、 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取消资源价格管制。

作者简介：

向松祚 独立经济学家，1986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3年至1998年先后在企业和中国人民银行工作。1998年入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1999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同时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国际事务硕士学位（MIA）。2001年回国经商，是华友世纪通讯有限公司（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创始人之一。 早期著作：《存亡之秋》、《市场经济新观念》、《市场经济新体制》、《金融危机与国家利益》。作品曾获吴玉章奖、中国图书奖、全国十佳经济读物奖。2003年翻译出版六卷本《蒙代尔经济学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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