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芸 4月26日，天津市老街进步道气势轩昂的曹锟故居里，渤海商品交易（简称“渤商所”）所繁忙运行，一天下来包括原油、动力煤在内的5个品种成交金额17.1亿元。不过“交割信息”显示，除了螺纹钢有1320手、占到交易量0.5%左右的成功交割配对之外，其他四个品种交割量完全为零。

这其实是一种常态，渤商所虽然身为现货交易所，每天达成贸易协定并且转移物权的交易却接近于零。不过，即便“跛脚”走路近两年，渤商所的扩张步伐依然神速，还将上市阴极铜、白砂糖、绵白糖三个品种，都是目前大宗商品市场的活跃品种。

存在问题的不仅仅是渤商所，还有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以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见本报《危险的天贵所》）。据官方数据，天津目前共有11家交易所。但一位监管层人士表示，仅仅在天津滨海新区的保税区里，就有约20家大大小小、形式各异的交易所。

本报近期对天津数家交易所进行了深入调查报道，调查的结果显示，天津部分交易所在交易模式、股东和治理结构方面存在重重问题。一些交易所采用的“现货连续交易”、“做市商制度”、“份额交易”名为金融创新，却被包括海外衍生品专家、监管层在内的金融业内人士强烈质疑。数位从最初即参与天津金融改革规划和交易所设计的专家表示，部分交易所似乎已经背离了设立的初衷。

“有些交易所设立时的情况，包括本意、股东结构和运营模式，已经在中途被某些外来因素改变，后来有些无法控制了。”一位参与规划的交易所内部人士说。

                         “跛脚”渤商所

“渤海商品交易所2011年计划上马30多个品种，交易量争取超过全国三家期货交易所的总和。”在一次面访中，交易所副总经理郑宇表示。

早在2005年，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批复》，对天津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提出政策支持，而天津市政府几年来一直冀望“金融立市”。

在这种初衷下，渤海商品交易所在交易模式上进行了创新，设计出“现货连续交易”这种国内和海外都没有的模式，并以这种模式上市了原油、动力煤、螺纹钢等5个品种的标准化合约，进行多空双向、有杠杆的保证金交易。

然而，多位监管层人士、其他交易所从业人员和海外衍生品专家均对渤商所的所谓“现货连续交易”模式提出了质疑。

“现货交易最根本的属性就是货物易主并且缴税。渤商所交割比率基本为零，也就是说货不易主，而且并不缴纳任何贸易税，根本不能算作现货交易。”一位监管层人士指出。

值得关注的是，现货贸易平台设立的初衷是简化交易流程、降低贸易成本，而渤商所内频繁交易合约，每交易一次就要缴纳一次手续费，现货交易成本被抬高。“这部分成本，会在最终商品的价格里体现出来。而这和国家对抗通胀、平抑大宗商品价格是完全对立的。”上述监管人士指出。

同时，一位大宗商品市场资深人士指出，渤商所“创新”的“现货连续交易”模式，不但不能实现所发现价格的基本功能，反而蕴藏着价格被操控的风险，“渤商所的合约没有到期交割日期，只要缴纳非常少的延期交割费，就可以无限期持有，完全取消了交易所合约和现货价格在交割日期前强制回归的基本原则。”“这种情况下，交易所的合约可以在投机炒作下完全和现货脱轨，投机资本并不会畏惧价格回归而遵守价值法则，可以随意靠资金操控价格，从而将交易所变成了彻底的赌场。”上述资深人士尖锐地表示。

证监会内部人士透露，渤商所模式，其实和十一部委联手肃整的大宗商品“电子盘”没有质的区别，而如果交易所真得实现了“三十多个品种、交易量超过三家期货交易所总和”的扩张目标，“离关门之日也就不远了。”

                        脱缰设计初衷

渤商所只是天津众多交易所中的一家，在天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和创新平台”的框架下，纷纷上马开张的交易所吸引了不少投机资金以及众多散户。

但数位从最初即参与天津金融改革规划和交易所设计的专家纷纷表示，部分交易所已经背离了设立的初衷。问题集中在设计本意、股东结构和运营模式之上。

2010年2月开始试营业的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截至今年3月，累计成交金额为2800亿元。宣称采用24小时现货连续交易和“做市商制度”，但却不能实现定价，完全以海外市场价格乘汇率换算，让会员（也就是“做市商”）和投资者对赌，已造成90%以上投资者亏损。股东结构方面，四个出资股东里除了天津产权交易所之外，三家股东的注册地都子虚乌有，而其中两家股东背后是房地产大佬。

2011年1月26日开始挂牌交易的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两幅以“份额交易”上市的画作在短短两个月价格翻了17倍，大部分时间要么涨停要么跌停，被媒体形容为全球最疯狂的投资品种之一；而股东结构方面，屡屡声成为国家金融机构背景，却被曝光为民营控股，而且与天贵所有着惊人一致的地方——大股东济川投资公司和二股东天津泰运天成投资公司主营业务均来自房地产行业。

而这两家交易所最初的创始人在交易所准备过程中都逐渐淡出。

参与了天贵所创建及二次融资的一位人士表示，天贵所2008年成立，一直到2009年下半年都“做不起来”，后来在北京找到了地产大鳄——兆阳国际成立公司注资后，重新设计了交易模式，开始试运营后“一下就火了”。

据天津产权交易所内部人士透露，在新股东入股以后，天贵所原来的控股股东天津产权交易所就失去了控制力，“产权交易所主任高栾虽然身为交易所董事长，但是已经不是实际控制人了。天贵所走的路也越来越偏离高栾本来的想法。”

无独有偶，文交所的创始人，首任总经理屠岸春也在交易所第一批品种挂牌之前决然离去。据媒体报道，天津金融办知情人士形象地解释屠岸春离去的原因：“打个比方说，如果你的目标是盖一个五星饭店，结果却被人硬做成快餐厅，怎么办？”

“这些交易所显然已经背离了市里最初进行金融创新的原动力。”一位参与了交易所最初设计的专家埋怨。“金融创新要根植于实体经济、又反过来服务实体经济。这些交易所通过扭曲的交易模式，已经不发现价格、没有融资之类的功能，除了炒作以外没有别的意义了。”

“国有的机构需要国资委审批，很难出资，外资又不准入，剩下的就只有民营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据调查，天津多家交易所都有来自浙江一带的背景，这些游资有炒作期货等衍生品的经验。而也有市场人士指出，天津市政府的某些高层曾在浙江一带任职多年，有大量人脉资源。

无正规金融背景的民营股东“控局”，并以金融创新名义四处开花，与交易所最终失控有着直接关联。

                      困局与创新边际

据记者调查，天津市并不存在一个完善的金融创新项目提案过程。项目论证也主要集中在是否与现有法律相冲突的层面。“金融创新本身就肩负着推动法律法规的完善，必然是没有现成的法规去套用的，这种论证根本没有意义。”上述专家认为。

实际上，交易所的乱象仅是一个缩影。中央政策的摇摆不定、其他地方政府在金融棋局上的“誓死争夺”，已经逐渐挤压天津“金融立市”的空间，迫使天津金融改革和创新的方向日益偏离了最初规划的轨道。“地方金融市场的建设，总得有一个重点。”另一位参与天津金融规划的学者表示，天津最后将金融市场建设的重点定位在新金融，也就是以创新为导向、以新的金融工具为依托。

令天津进一步陷入尴尬的是，市场开始有传言“新三板”的推出将令北京成为继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之后的第三家证券交易所。一位监管层人士也透露，全国性场外股权市场，最终可能真的要落在北京。

在复杂猛烈的竞争面前失去了资本市场建设的机会，而港股直通车的夭折有浇灭了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希望，困惑的天津最终将目光转向了更为艰险的衍生品市场。

事实上，天津的困惑并不是个案，全国有许多个地方政府正在争夺金融市场地位的战斗中焦虑辗转，而金融市场的重复建设、同质竞争正在各地大量上演。

天津文交所受到媒体“炮轰”之后，全国数地依然陆续开张“文化艺术品份额交易”。4月下旬，郑州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启动申购程序，将开始艺术品的份额交易；在北京，九歌艺术品交易所也将于5月份正式启动运行；厦门文交所也已经确立了选址，今年内将上马运行。

而以大宗商品为标的物的“电子盘”已经遍布全国，根据证监会统计已经超过200余家，其中乱象不断，七个部委联手整顿都收效甚微，并频频爆出携款出逃、爆仓等风险大案。“中央应该尽快明确态度。”一位参与规划的学者认为，如果继续允许这种重复建设、恶性竞争持续下去，市场将会出大问题。

“金融创新的确是有试错机制，但是试错是有限制、有范围的，更何况有西方金融市场为先例和参考。”一位参与规划的专家指出，天津也好还是其他“先试先行”地区，已到了总结实验结果，进行决策立法阶段，“再试下去，就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