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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深处是故乡

王小鲁2015-09-21 15:38

王小鲁/文

读完王小帅的新书《薄薄的故乡》,我才知道他的电影和生活经验之间具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你电影里面情绪的每次波动,这本书几乎都告诉了来源。”我对作者说。这本书是了解电影文本与电影作者之间关系的方便途径。如书里面所显示的,王小帅与外部世界的疏离感以及内在的漂泊感之深,超乎了我的预想,虽然那些感受已经延伸在了他的电影作品里面,但是看电影的时候,我没想到这一切对于导演如此重要,如此的具有历史根基。在9月初,成都言几又书店安排我们做了一番对话,名为——《电影与乡愁:独立电影是否还有新的可能》,借着新书的推介,谈的更多的是他的电影,同时谈及今年《闯入者》(2015)所面临的当下电影局面。

我曾思考那些在电影中自觉或者不自觉重复出现的元素,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我11》(2012)里面作者目击年轻逃犯跳入水中,父亲用自行车驮着儿子去野外写生,这些情节都曾在生活中真实出现过,但它们仅为碎片,电影中有更为深隐的主题,与经验世界保持了契合。在对话会上,我谈到了以前曾在小帅电影中总结的母题,就是不停地要离开“此地”——《冬春的日子》(1993)里面刘晓东和喻红夫妇要离开北京,《冬春的日子》以福建的偷渡为背景,人们冒死也要离开出生地,《青红》(2005)里是要离开贵阳,这个故事是导演的家庭故事,导演的父亲王家驹先生是上戏老师,后来随着在军工企业工作的妻子去了“三线”,多年后他们想回到上海,但是却回不去了。

不停地要离开“此地”的主题,延伸出来的一个内涵,则是对于“被给予的生活”的拒绝。由于这一主题在王小帅电影中不停的出现和激荡,故而已经成为他电影叙事的一个原型。这主题其实也是小帅家庭叙事中不停出现的主题。在《薄薄的故乡》中,我看到一些动人的场面,在他们被迫迁徙的时刻。王家驹在上戏读书和教书7年,一朝离沪赴贵阳,王小帅写道:

“有一个画面是父亲反复说起的……先期去的人都去迎接,帮着各家搬运行李。他看到沿着山脚摆放着各家各户运来的家什,床,书桌,五斗柜,沙发,锅碗瓢盆,密密麻麻,蜿蜒开去,蔚为壮观,父亲说他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完了。这一切不是梦,不是幻觉。这就是现实了。”

那是1966年9月底的故事,20年后,1989年的年底,小帅被分配到福建,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永远记得一年后的那次报到旅行,从北京去往福建……望着窗外墨一般的黑暗,恐怖和孤独感慢慢浸透了全身。崩溃出现在次日清晨……这一切都错了,等这趟列车真正到了终点,一切都来不及了,一切都无法改变了。我要下车,我要坐火车回去,不能等到一切都变成现实。”

在经过上世纪80年代社会控制的稍微宽松之后,小帅仍然要接受一个被给定的命运。命运似乎重演了。1979年王家驹一家成功“逃离”贵阳,但不是靠自己努力达成的,而是由于上海的朋友偶尔向武汉话剧团长提到他,而武汉正好缺一个演员,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之后全家就去了武汉。那年小帅13岁。多年后的叙述里,父亲说:“这完全是被动的”。

虽然那个结果是王家驹想要的,但是他还是在感叹这并非自己主动而为的结果,似乎此事并未体现人的自由意志和尊严。这种自觉性的产生是伟大的。王小帅谈及此事时说:“父亲说过,在中国,个人是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的。少年时听父亲这么说会莫名其妙燃起仇恨,是谁那么坏,谁不让父亲决定自己的命运。”

王小帅和父亲都曾使用一个类似的比喻——“我们就是河床上的水,顺流而下,无法控制”。王小帅说父亲一直想掌握自己的命运。“父亲谈的最多的是尊严”。其实当一个人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生活方案的时候,他是一个被贬低了的人。可以感到小帅深爱他的父亲,他为父亲生命尊严的被贬低而痛心——其实父子俩互相痛心。我看过王家驹先生去世前夕出版的《天窗》一书,谈及小帅在北京做电影人的遭遇,其担忧与心痛溢于纸上。书中,王小帅将在三线职工于70年代末期密谋逃回上海的努力,称为是“人性的觉醒”,这个过程在电影《青红》里面,已有深刻的表达。

他们这一代导演喜欢讲述个人故事,但对于王小帅反复讲述的“三线往事”,我曾表示疑虑,这一经验作为电影素材是否过于偏僻——你的三线与我何干?这是他要处理的问题:如何将个人化和特殊化的往事呈现出更多普遍性的价值,不然就不能够和更多人共鸣。但这本书提示我重新思考这一切,我发现三线往事并非狭窄的历史故事,那是社会控制和被动性生存的极端化体现,它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很强的象征功能,因为那曾是大家普遍的命运。而这种“人的被迫性生存”,让主角受制约于无名的力量而失去行动力,是王小帅电影的重要表达倾向,也是中国90年代以来独立电影美学的重要部分。

《薄薄的故乡》和王小帅的电影都表达了对于故乡的焦虑,因为他没有“确定的故乡”。听说我已经读完了此书,导演私下问我:那你觉得我的故乡究竟哪里?

人的故乡往往是由父辈决定的。王小帅的父亲王家驹先生可能生于青岛,后随父迁入丹东,再后来闹土匪回山东,他的父亲作为邮局官员在很多城市辗转,落户合肥时,遇到同为邮局官员子女的小帅的母亲,他们相识后,王家驹考入上戏,在此历经7年,结婚生子后,很快随着支援三线队伍来到了贵阳。在贵阳历经13年到武汉。小帅的居住史前期当然是与父亲重合的,他的相对自主的历史是全家搬到武汉两年后——1981年他从武汉考到央美附中,只身闯北京——开始的。但1989年北电毕业后落户福州电影厂,而且以电影为业的他将遭遇当时所有电影人遭遇的电影机制问题,他重新被贬低,失去了对自身命运的掌控。

如上所述,王小帅祖父辈的经历似乎就有些特殊,这也许更加促成了小帅思想意识中深刻的漂泊感。前现代中国社会一般有稳定的可以追溯的故乡,但是小帅的祖父辈就开始了类似古代“宦游人”的生活。台湾曾盛行一种“离散文学”,小帅的家庭叙事有离散美学的味道。作为艺术素材来说,这是宝贵的经验,但是作为一般个人来说,则如孔子所自嘲之“累累然如丧家犬。”在贵阳的时候,三线的上海人都谋划回沪,似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可以确定为故乡的能够理直气壮回去的地方,王小帅一家却不那么肯定。上海并非确定的故乡。这种没有故乡的感觉,是如此的强烈地规定了王小帅的人生感受。

故乡究竟是何物?这个概念本身并没有那么美好,甚至有人认为故乡是一种暴力。故乡往往是一种强制性的联系,一种被给予的身份和限定,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故乡。故乡这个概念也不包含自由、主体性这种现代价值。我理解小帅眼中的故乡,也许是一种理念性的存在:在这里我们拥有“在家之感”,内心安定自在,行动上自由,某种程度上它还可能是意义的发源地。

人们往往从精神层面使用故乡这一概念,故乡在我们精神追索的过程中显现。故乡也是每个人昨日所历经的一切领域,那是供我们回想和凭吊的时间与空间、历史和场景。电影在最深处与故乡建立着联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王小帅作品里几乎处处可以索引。即使他在表达无家之感,这是某种对故乡的思考和梳理,这过程是一种电影再现,也是一种生命自觉,进而是一种抵抗。

当王小帅遭遇和父亲一样的抑制的时候,毕竟时代变迁,他已经有了不同的行动能力。他在福建电影厂努力写剧本,等机会,但是他最终无法复制张艺谋等人在广西电影制片厂被重视、很快实现电影梦的经验。在次年某次会议上,领导说小帅要再锻炼五年才可能拍片的时候,他径直离座,奔向宿舍,15分钟内就把包打好,离开了福建厂,赶往回京的火车站。

从他的家庭史上来,这是一种进化,是生命自由意志绽放的伟大一幕。对于自主性生存的持久压抑历经无数年,在1990年得以改观。再之后,王小帅成为中国独立电影的重要代表人之一。

1990年后的王小帅成为一个北漂,四处蹭住,历经艰辛拍出了处女作《冬春的日子》,这是在传统电影体制外的荒烟蔓草间开辟新路。不再去寻找厂标,自己去找废弃胶片,摄影、美术由身边朋友担任,演员是自己美院附中的同学刘小东和喻红。在言几又书店的活动上,他说:“我要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按照自己的思考,说出来,不要像以前那样被别人左右。拍《冬春的日子》,我就拍一个小小的个体,颓废的,没落的,没有成功的小艺术家,成天在恍惚中度过。其实这也代表了一定的普遍性,代表了个体的脆弱。出来后很快就有反弹,说这是年轻人的无病呻吟,没有生活,我们就反驳,我们每时每刻在生活中,我就是生活。”

在《薄薄的故乡》里,他说电影拍的是刘小东夫妇的故事,“可附着的却是我的现在的心境,一个恐惧、迷惘、失败的世界”。而片子中娄烨“扮演一个有气无力的逃往者,其实是在他身上安置了一个我”。

这些挫败了的人物形象,丝毫没有要求纳入集体的愿望。1950年代以来的中国电影当中,个体都是因为纳入集体才获得了人生的成功,被个人情绪左右的人物都将受到惩罚。《冬春的日子》如实呈现的脆弱悲观的个人,堪称破天荒,本片也是数十年来中国剧情片个人表达的真正实现。《冬春的日子》乃至90年代以来中国独立电影,都是导演要求自主性命运,不接受被给予的人生方案的产物。今天看这批片子,往往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必须将其投放在中国整个的电影史、思想史中去看,这样才能看到其真实的意义所在。

自主的表达实现了,但传播受到了限制,对于高耗资的事业来说,这是非常有效的抑制措施。1993-2003年的十年间,电影制作和院线建设对私人资本逐步进行了开放,中国电影“真正的市场化”时代似乎到来了。随后中国院线票房成绩猛增,人们欢呼迎接“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票房的繁荣将带来电影界私人资本的发达,而这应该给独立艺术电影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但最近其命运似乎更加不济起来,我们现在应该追问这一现象——被动性生存果真已经改变?

过去的介入很直接,如今却通过更为精致的方式得以进行。借资本和观众之力进行控制。王小帅的《闯入者》是一个例证。

《闯入者》作为艺术作品,不是没有缺憾,它的叙事走向不够集中,这削弱了它表达的强度,但它有很好的故事内核。退休的老邓因为受到一个神秘电话和神秘男孩的刺激,开始反思她在文革中所做的错事。老邓其实有小帅母亲的影子,虽然故事是虚构的,但灵感来自导演对母亲经验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追问和探索,它仍然体现了独立电影的某种忠实原则。它使我想起了哈内克《隐藏摄像机》(2005)里的历史反思,它带着某种精神品格,又具有一定的娱乐元素,是王小帅结合商业和艺术的尝试。它试片时口碑不错,但是放映时排片份额不足1%,且多排在垃圾时段。王小帅曾为此表示愤怒,认为这是一次“谋杀”。“闯入者被谋杀”,这无意间构成了一个精巧的隐喻。。艺术批评属于正常范畴,此处撇开不论,其他攻击王小帅的,似乎皆来自于“非官方”力量在2015年5月,围绕本片产生过全国范围内的争吵。那似乎是一个富有开放性的讨论,院线方面出来说话了:我们的经营也有成本,我们不选择你是为了规避经营的风险。这一次,好像是民间自愿选择抛弃了《闯入者》。

言几又书店的发言上,导演是这么分析的:“2003年以后……一个是票房在提高,院线数量在增加,与好莱坞斗争还很难,但是有的单片出来,已经不比好莱坞差。另外,独立电影却再次进入到一个类似于地下的状态,不被别人理解,甚至被讥笑,你的电影没人看,你自然就该消亡。这个十年,我经常发出悲观的声音。”

我很赞同这个观点,之前也曾撰文分析。我补充一下几点:一个是黄金时代遍地黄金,资本方有暴利的机会,这个时期他们会在表达上自我调整以保证资金的安全,多数已经失去了呼吁环境改善的余暇和勇气,资本方代表对于导演叙事尺度的控制早于了官方管理,于是“管理无痕迹”。

而院线结构不多元,将艺术片和好莱坞大片放在一块屏幕前比赛,结果如何不待多言,艺术电影如小帅电影中对于生存被动性的悲剧性叙事,与Happy Ending的娱乐片完全不同,这我已有分析,结果是“以院线的名义自发屏蔽艺术片”。此其二。

第三,中国电影管理已经发挥了如此强大的推动功能,这时候建立分众化艺术院线是一大德政,但却没有这个动作。原因可能在于艺术电影多具有批判性,建立艺术院线而缺乏作品填充,则是将问题明显化。虽然如王小帅所强调的,《聂隐娘》(2015)在院线获得18%的排片,值得庆贺,但这也依赖于偶然性,让艺术电影制作变成一种赌博。而且《聂隐娘》现象让多数观众的观影期待发生错位,并非稳定长久的艺术片观影机制与培养机制。

最后一点是最艰困的局面:观众已成为压抑机制的另一个重要力量。我们时常听说“民众的堕落比权力者更甚”,但这里有一个不可颠倒的因果关系。现在的观众多90后“二次元”群体,二次元是最近两年的重要现象,二次元比三次元世界少了一个维度,他们在影像和游戏、漫画中沉浸,现实感退去。而这被我们视为时髦,似乎他们代表了一种新感受力,一种新人类的出现。但现实维度的去除,其实使他们变成了“非政治人”。我忽然感到,这去除了一个维度的二次元人不就是马尔库塞所谓的One Dimensional Man(单向度的人)么?次元和向度是同一个英文词——“dimen-sion”。我们已经成功的制造出了数量惊人的单面人,他们身上充分体现着无产阶级的“不革命性”,他们构成了中国当下电影的观众基础。

马尔库塞所谓“单向度的人”品味单调,失去了批判能力。这个概念强调资本主义下工业和技术对人的控制,它更多的是一个心理理论,它呼唤心理的解放,更强调科学技术的批判,而非制度批判。但是在中国,我们必须强调其中的差异,上述一切压抑性力量其实是牵线木偶,背后更有另外一只支配的手。

对于中国单面人的塑造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多年之后终见成效,它将过去显性控制体系隐藏了,抑制系统使用新的方法,充分体现了民众自愿的“民主”原则,这种表面的自愿性深刻地遮蔽了背后的一切。于是,电影深处的故乡,从此更加无从辨认,无从求索。《闯入者》等独立影片的被抛弃,是一种新抑制系统作用的结果。王小帅仍然在呼吁:“不要把独立表达淹没掉。如果这次淹没,就很难再起来了。一个人可以抗住孤独的压力,但很难抗住糖衣炮弹的诱惑,若这些人被诱惑走,真的就没有独立电影了。”他还在请求支持。“我们都在大市场里,大电影公司是正面战场,肩负着抗衡好莱坞大市场的主力军,冒很大风险,是好现象。但是也不要忽略主战场之外艺术电影的空间,这是一个带有温度的、有良心的、关注现实的领地。希望有能力的政府给出一个法制法规,去给它一个空间。这些话我一说,就有人骂我。但是我要说到死。”

空间没有如期待的那样在扩大。过去我们有网络,网络曾经是新千年之初民众自发建构的公共领域,但今天,曾经饱满的公民自发性被削弱,每个网页的内容都已经根据甲方利益修订过了。不过最近几年一些文化空间成长起来,凝聚了一批年轻人,这些空间还在谈论读书,谈论艺术电影,他们似乎在角落里塑造一种风尚,这是一个具有可能性的超越途径。在言几又书店的交流之后,我们一起和工作人员吃饭,我谈起“单向度的人”,我对书店的老板说:“也许以后多面向的人的生产,就靠你们这种空间了。”说这么严肃的话题,大家似乎都不好意思起来,这种讨论对于这个小时代来说,似乎过于严肃与高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