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文

一

读完王小帅的新书《薄薄的故乡》，我才知道他的电影和生活经验之间具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你电影里面情绪的每次波动，这本书几乎都告诉了来源。”我对作者说。这本书是了解电影文本与电影作者之间关系的方便途径。如书里面所显示的，王小帅与外部世界的疏离感以及内在的漂泊感之深，超乎了我的预想，虽然那些感受已经延伸在了他的电影作品里面，但是看电影的时候，我没想到这一切对于导演如此重要，如此的具有历史根基。在9月初，成都言几又书店安排我们做了一番对话，名为——《电影与乡愁：独立电影是否还有新的可能》，借着新书的推介，谈的更多的是他的电影，同时谈及今年《闯入者》（2015）所面临的当下电影局面。

我曾思考那些在电影中自觉或者不自觉重复出现的元素，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我11》（2012）里面作者目击年轻逃犯跳入水中，父亲用自行车驮着儿子去野外写生，这些情节都曾在生活中真实出现过，但它们仅为碎片，电影中有更为深隐的主题，与经验世界保持了契合。在对话会上，我谈到了以前曾在小帅电影中总结的母题，就是不停地要离开“此地”——《冬春的日子》（1993）里面刘晓东和喻红夫妇要离开北京，《冬春的日子》以福建的偷渡为背景，人们冒死也要离开出生地，《青红》（2005）里是要离开贵阳，这个故事是导演的家庭故事，导演的父亲王家驹先生是上戏老师，后来随着在军工企业工作的妻子去了“三线”，多年后他们想回到上海，但是却回不去了。

不停地要离开“此地”的主题，延伸出来的一个内涵，则是对于“被给予的生活”的拒绝。由于这一主题在王小帅电影中不停的出现和激荡，故而已经成为他电影叙事的一个原型。这主题其实也是小帅家庭叙事中不停出现的主题。在《薄薄的故乡》中，我看到一些动人的场面，在他们被迫迁徙的时刻。王家驹在上戏读书和教书7年，一朝离沪赴贵阳，王小帅写道：

“有一个画面是父亲反复说起的……先期去的人都去迎接，帮着各家搬运行李。他看到沿着山脚摆放着各家各户运来的家什，床，书桌，五斗柜，沙发，锅碗瓢盆，密密麻麻，蜿蜒开去，蔚为壮观，父亲说他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完了。这一切不是梦，不是幻觉。这就是现实了。”

那是1966年9月底的故事，20年后，1989年的年底，小帅被分配到福建，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永远记得一年后的那次报到旅行，从北京去往福建……望着窗外墨一般的黑暗，恐怖和孤独感慢慢浸透了全身。崩溃出现在次日清晨……这一切都错了，等这趟列车真正到了终点，一切都来不及了，一切都无法改变了。我要下车，我要坐火车回去，不能等到一切都变成现实。”

在经过上世纪80年代社会控制的稍微宽松之后，小帅仍然要接受一个被给定的命运。命运似乎重演了。1979年王家驹一家成功“逃离”贵阳，但不是靠自己努力达成的，而是由于上海的朋友偶尔向武汉话剧团长提到他，而武汉正好缺一个演员，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之后全家就去了武汉。那年小帅13岁。多年后的叙述里，父亲说：“这完全是被动的”。

虽然那个结果是王家驹想要的，但是他还是在感叹这并非自己主动而为的结果，似乎此事并未体现人的自由意志和尊严。这种自觉性的产生是伟大的。王小帅谈及此事时说：“父亲说过，在中国，个人是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的。少年时听父亲这么说会莫名其妙燃起仇恨，是谁那么坏，谁不让父亲决定自己的命运。”

王小帅和父亲都曾使用一个类似的比喻——“我们就是河床上的水，顺流而下，无法控制”。王小帅说父亲一直想掌握自己的命运。“父亲谈的最多的是尊严”。其实当一个人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生活方案的时候，他是一个被贬低了的人。可以感到小帅深爱他的父亲，他为父亲生命尊严的被贬低而痛心——其实父子俩互相痛心。我看过王家驹先生去世前夕出版的《天窗》一书，谈及小帅在北京做电影人的遭遇，其担忧与心痛溢于纸上。书中，王小帅将在三线职工于70年代末期密谋逃回上海的努力，称为是“人性的觉醒”，这个过程在电影《青红》里面，已有深刻的表达。

他们这一代导演喜欢讲述个人故事，但对于王小帅反复讲述的“三线往事”，我曾表示疑虑，这一经验作为电影素材是否过于偏僻——你的三线与我何干？这是他要处理的问题：如何将个人化和特殊化的往事呈现出更多普遍性的价值，不然就不能够和更多人共鸣。但这本书提示我重新思考这一切，我发现三线往事并非狭窄的历史故事，那是社会控制和被动性生存的极端化体现，它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很强的象征功能，因为那曾是大家普遍的命运。而这种“人的被迫性生存”，让主角受制约于无名的力量而失去行动力，是王小帅电影的重要表达倾向，也是中国90年代以来独立电影美学的重要部分。

二

《薄薄的故乡》和王小帅的电影都表达了对于故乡的焦虑，因为他没有“确定的故乡”。听说我已经读完了此书，导演私下问我：那你觉得我的故乡究竟哪里？

人的故乡往往是由父辈决定的。王小帅的父亲王家驹先生可能生于青岛，后随父迁入丹东，再后来闹土匪回山东，他的父亲作为邮局官员在很多城市辗转，落户合肥时，遇到同为邮局官员子女的小帅的母亲，他们相识后，王家驹考入上戏，在此历经7年，结婚生子后，很快随着支援三线队伍来到了贵阳。在贵阳历经13年到武汉。小帅的居住史前期当然是与父亲重合的，他的相对自主的历史是全家搬到武汉两年后——1981年他从武汉考到央美附中，只身闯北京——开始的。但1989年北电毕业后落户福州电影厂，而且以电影为业的他将遭遇当时所有电影人遭遇的电影机制问题，他重新被贬低，失去了对自身命运的掌控。

如上所述，王小帅祖父辈的经历似乎就有些特殊，这也许更加促成了小帅思想意识中深刻的漂泊感。前现代中国社会一般有稳定的可以追溯的故乡，但是小帅的祖父辈就开始了类似古代“宦游人”的生活。台湾曾盛行一种“离散文学”，小帅的家庭叙事有离散美学的味道。作为艺术素材来说，这是宝贵的经验，但是作为一般个人来说，则如孔子所自嘲之“累累然如丧家犬。”在贵阳的时候，三线的上海人都谋划回沪，似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可以确定为故乡的能够理直气壮回去的地方，王小帅一家却不那么肯定。上海并非确定的故乡。这种没有故乡的感觉，是如此的强烈地规定了王小帅的人生感受。

故乡究竟是何物？这个概念本身并没有那么美好，甚至有人认为故乡是一种暴力。故乡往往是一种强制性的联系，一种被给予的身份和限定，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故乡。故乡这个概念也不包含自由、主体性这种现代价值。我理解小帅眼中的故乡，也许是一种理念性的存在：在这里我们拥有“在家之感”，内心安定自在，行动上自由，某种程度上它还可能是意义的发源地。

人们往往从精神层面使用故乡这一概念，故乡在我们精神追索的过程中显现。故乡也是每个人昨日所历经的一切领域，那是供我们回想和凭吊的时间与空间、历史和场景。电影在最深处与故乡建立着联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王小帅作品里几乎处处可以索引。即使他在表达无家之感，这是某种对故乡的思考和梳理，这过程是一种电影再现，也是一种生命自觉，进而是一种抵抗。

当王小帅遭遇和父亲一样的抑制的时候，毕竟时代变迁，他已经有了不同的行动能力。他在福建电影厂努力写剧本，等机会，但是他最终无法复制张艺谋等人在广西电影制片厂被重视、很快实现电影梦的经验。在次年某次会议上，领导说小帅要再锻炼五年才可能拍片的时候，他径直离座，奔向宿舍，15分钟内就把包打好，离开了福建厂，赶往回京的火车站。

从他的家庭史上来，这是一种进化，是生命自由意志绽放的伟大一幕。对于自主性生存的持久压抑历经无数年，在1990年得以改观。再之后，王小帅成为中国独立电影的重要代表人之一。

1990年后的王小帅成为一个北漂，四处蹭住，历经艰辛拍出了处女作《冬春的日子》，这是在传统电影体制外的荒烟蔓草间开辟新路。不再去寻找厂标，自己去找废弃胶片，摄影、美术由身边朋友担任，演员是自己美院附中的同学刘小东和喻红。在言几又书店的活动上，他说：“我要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按照自己的思考，说出来，不要像以前那样被别人左右。拍《冬春的日子》，我就拍一个小小的个体，颓废的，没落的，没有成功的小艺术家，成天在恍惚中度过。其实这也代表了一定的普遍性，代表了个体的脆弱。出来后很快就有反弹，说这是年轻人的无病呻吟，没有生活，我们就反驳，我们每时每刻在生活中，我就是生活。”

在《薄薄的故乡》里，他说电影拍的是刘小东夫妇的故事，“可附着的却是我的现在的心境，一个恐惧、迷惘、失败的世界”。而片子中娄烨“扮演一个有气无力的逃往者，其实是在他身上安置了一个我”。

这些挫败了的人物形象，丝毫没有要求纳入集体的愿望。1950年代以来的中国电影当中，个体都是因为纳入集体才获得了人生的成功，被个人情绪左右的人物都将受到惩罚。《冬春的日子》如实呈现的脆弱悲观的个人，堪称破天荒，本片也是数十年来中国剧情片个人表达的真正实现。《冬春的日子》乃至90年代以来中国独立电影，都是导演要求自主性命运，不接受被给予的人生方案的产物。今天看这批片子，往往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必须将其投放在中国整个的电影史、思想史中去看，这样才能看到其真实的意义所在。

三

自主的表达实现了，但传播受到了限制，对于高耗资的事业来说，这是非常有效的抑制措施。1993-2003年的十年间，电影制作和院线建设对私人资本逐步进行了开放，中国电影“真正的市场化”时代似乎到来了。随后中国院线票房成绩猛增，人们欢呼迎接“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票房的繁荣将带来电影界私人资本的发达，而这应该给独立艺术电影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但最近其命运似乎更加不济起来，我们现在应该追问这一现象——被动性生存果真已经改变？

过去的介入很直接，如今却通过更为精致的方式得以进行。借资本和观众之力进行控制。王小帅的《闯入者》是一个例证。

《闯入者》作为艺术作品，不是没有缺憾，它的叙事走向不够集中，这削弱了它表达的强度，但它有很好的故事内核。退休的老邓因为受到一个神秘电话和神秘男孩的刺激，开始反思她在文革中所做的错事。老邓其实有小帅母亲的影子，虽然故事是虚构的，但灵感来自导演对母亲经验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追问和探索，它仍然体现了独立电影的某种忠实原则。它使我想起了哈内克《隐藏摄像机》（2005）里的历史反思，它带着某种精神品格，又具有一定的娱乐元素，是王小帅结合商业和艺术的尝试。它试片时口碑不错，但是放映时排片份额不足1％，且多排在垃圾时段。王小帅曾为此表示愤怒，认为这是一次“谋杀”。“闯入者被谋杀”，这无意间构成了一个精巧的隐喻。。艺术批评属于正常范畴，此处撇开不论，其他攻击王小帅的，似乎皆来自于“非官方”力量在2015年5月，围绕本片产生过全国范围内的争吵。那似乎是一个富有开放性的讨论，院线方面出来说话了：我们的经营也有成本，我们不选择你是为了规避经营的风险。这一次，好像是民间自愿选择抛弃了《闯入者》。

言几又书店的发言上，导演是这么分析的：“2003年以后……一个是票房在提高，院线数量在增加，与好莱坞斗争还很难，但是有的单片出来，已经不比好莱坞差。另外，独立电影却再次进入到一个类似于地下的状态，不被别人理解，甚至被讥笑，你的电影没人看，你自然就该消亡。这个十年，我经常发出悲观的声音。”

我很赞同这个观点，之前也曾撰文分析。我补充一下几点：一个是黄金时代遍地黄金，资本方有暴利的机会，这个时期他们会在表达上自我调整以保证资金的安全，多数已经失去了呼吁环境改善的余暇和勇气，资本方代表对于导演叙事尺度的控制早于了官方管理，于是“管理无痕迹”。

而院线结构不多元，将艺术片和好莱坞大片放在一块屏幕前比赛，结果如何不待多言，艺术电影如小帅电影中对于生存被动性的悲剧性叙事，与Happy　Ending的娱乐片完全不同，这我已有分析，结果是“以院线的名义自发屏蔽艺术片”。此其二。

第三，中国电影管理已经发挥了如此强大的推动功能，这时候建立分众化艺术院线是一大德政，但却没有这个动作。原因可能在于艺术电影多具有批判性，建立艺术院线而缺乏作品填充，则是将问题明显化。虽然如王小帅所强调的，《聂隐娘》（2015）在院线获得18％的排片，值得庆贺，但这也依赖于偶然性，让艺术电影制作变成一种赌博。而且《聂隐娘》现象让多数观众的观影期待发生错位，并非稳定长久的艺术片观影机制与培养机制。

最后一点是最艰困的局面：观众已成为压抑机制的另一个重要力量。我们时常听说“民众的堕落比权力者更甚”，但这里有一个不可颠倒的因果关系。现在的观众多90后“二次元”群体，二次元是最近两年的重要现象，二次元比三次元世界少了一个维度，他们在影像和游戏、漫画中沉浸，现实感退去。而这被我们视为时髦，似乎他们代表了一种新感受力，一种新人类的出现。但现实维度的去除，其实使他们变成了“非政治人”。我忽然感到，这去除了一个维度的二次元人不就是马尔库塞所谓的One　Dimensional　Man（单向度的人）么？次元和向度是同一个英文词——“dimen-sion”。我们已经成功的制造出了数量惊人的单面人，他们身上充分体现着无产阶级的“不革命性”，他们构成了中国当下电影的观众基础。

马尔库塞所谓“单向度的人”品味单调，失去了批判能力。这个概念强调资本主义下工业和技术对人的控制，它更多的是一个心理理论，它呼唤心理的解放，更强调科学技术的批判，而非制度批判。但是在中国，我们必须强调其中的差异，上述一切压抑性力量其实是牵线木偶，背后更有另外一只支配的手。

对于中国单面人的塑造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多年之后终见成效，它将过去显性控制体系隐藏了，抑制系统使用新的方法，充分体现了民众自愿的“民主”原则，这种表面的自愿性深刻地遮蔽了背后的一切。于是，电影深处的故乡，从此更加无从辨认，无从求索。《闯入者》等独立影片的被抛弃，是一种新抑制系统作用的结果。王小帅仍然在呼吁：“不要把独立表达淹没掉。如果这次淹没，就很难再起来了。一个人可以抗住孤独的压力，但很难抗住糖衣炮弹的诱惑，若这些人被诱惑走，真的就没有独立电影了。”他还在请求支持。“我们都在大市场里，大电影公司是正面战场，肩负着抗衡好莱坞大市场的主力军，冒很大风险，是好现象。但是也不要忽略主战场之外艺术电影的空间，这是一个带有温度的、有良心的、关注现实的领地。希望有能力的政府给出一个法制法规，去给它一个空间。这些话我一说，就有人骂我。但是我要说到死。”

空间没有如期待的那样在扩大。过去我们有网络，网络曾经是新千年之初民众自发建构的公共领域，但今天，曾经饱满的公民自发性被削弱，每个网页的内容都已经根据甲方利益修订过了。不过最近几年一些文化空间成长起来，凝聚了一批年轻人，这些空间还在谈论读书，谈论艺术电影，他们似乎在角落里塑造一种风尚，这是一个具有可能性的超越途径。在言几又书店的交流之后，我们一起和工作人员吃饭，我谈起“单向度的人”，我对书店的老板说：“也许以后多面向的人的生产，就靠你们这种空间了。”说这么严肃的话题，大家似乎都不好意思起来，这种讨论对于这个小时代来说，似乎过于严肃与高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