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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止笔墨官司

张耀杰2017-06-21 16:20

 

1923年8月21、22日,章士钊的长文《评新文化运动》在上海《新闻报》连载,文中把批判矛头对准“倡为白话文”的胡适,说是“吾友胡适之所著文学条例,谓今人当为今人之言,不当为古人之言”,致使写白话文的人“以鄙倍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以就下走圹之狂,堕载道行远之业……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

文章发表后,遭受点名批判的胡适并没有正面回应,反应最为激烈的是鲁迅,他化名“雪之”发表于9月14日《晨报副刊》的“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文中抓住章士钊的“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一句话,反过来讽刺:“旧文化也实在太难,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

1925年9月12日,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9期重新发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并在开场白中回应了“雪之”发表的相关言论:“本篇作已三年,未见适之发抒何见,惟近于《国语周刊》囫囵其词以拒之曰:不值一驳。实则吾文所陈诸理,可得与天下后世人共明之……北京报纸,屡以文中士与读书人对举,为不合情实,意谓二桃之士,乃言勇士,非读书人。此等小节,宁关谋篇本旨。”

此时的章士钊,显然不知道“雪之”就是自己的结拜兄长章太炎的门生弟子、时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后来,出生于1881年的两个同龄人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愈演愈烈的一场学潮中狭路相逢。

鲁迅卷入女师大学潮的直接原因,是许广平找上门来寻求拯救,以及随后渐入佳境的情书来往。1925年4月16日,也就是章士钊以司法总长的本职兼任教育总长的第三天,许广平在来信中写道:“新任的总长,听说和研究系大有渊源——杨是得研究系捧出来的……”

45岁的鲁迅在4月22日的回信中议论说:“至于今之教育当局,则我不知其人。但看他挽孙中山对联中之自夸,与完全‘道不同’之段祺瑞之密切,为人亦可想而知。所闻的历来举止,似是大言无实,欺善怕恶之流而已。要之在这昏浊的政局中,居然出为高官,清流大约决无这种手段……”

鲁迅所说的“挽孙中山对联”,指的是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病逝后,章士钊写下的对联:“景行有二十余年,著录纪兴中,‘掩迹郑洪’题字大;立义以三五为号,生平无党藉,追怀蜀洛泪痕多。”

这副对联的大概意思是说:我景仰孙中山20多年,还写过一本《孙逸仙》,记录孙中山创办兴中会从事革命活动的丰功伟绩;结拜兄长章太炎看到《孙逸仙》一书后,也题写过“掩迹郑洪”四个大字,赞扬孙中山的功绩超过了郑成功和洪秀全。我虽然没有国民党党籍,想起您创立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理论,和您所卷入的党派斗争,也忍不住要流下眼泪。

专门在英国阿巴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攻读过法学硕士学位的章士钊,是调和立国论的提倡者。他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容忍反对党派合法存在的现代理念,与袁世凯有过短暂合作,参加过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章太炎、李烈钧等人发起组织的“二次革命”,也参加过梁启超、蔡锷、岑春煊、唐继尧、李烈钧等人发起组织的护法战争。应该说,章士钊这种不拘泥于党派利益的调和态度,与鲁迅的常常与人对立,是格局不同的两种人生境界。

1925年7月18日,章士钊主编的《甲寅》周刊在北京复刊,鲁迅见到上面有蔡元培的《教育问题》和吴稚晖的《怪事》等文章,便于7月20日致信钱玄同说:“《甲寅》周刊已出,广告上大用‘吴老头子’及‘世’之名以冀多卖,可怜也哉。闻‘孤松’公之文大可笑。然由文言大将,盖非白话邪宗之敌矣。此辈已经不值驳诘,白话之前途,只在多出作品,使内容日见充实而已。”

这里的“世”,指的是正在欧洲游学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北大教授钱玄同到校上课时,习惯于顺道拜访前辈蔡元培,被某些人讥笑为巴结讨好蔡元培的“曲学阿世”。浙江籍的鲁迅、周作人、沈尹默等人,便私下里用“世”来称谓同乡前辈“蔡元培”。

1925年8月12日,教育总长章士钊呈请段祺瑞执政府,免除了鲁迅的教育部佥事之职:“敬折呈者,窃查官吏服务,首先恪守本分,服从命令,兹有本部佥事周树人,兼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教员,于本部下令停办该校以后,结合党徒,附合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似此违法抗令,殊属不合,应请明令免去本职,以示惩戒(并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以完法律手续)。是否有当,理合呈请,鉴核施行。谨呈临时执政。”

8月13日,段祺瑞执政府明令照准。8月14日,免职令正式发布,鲁迅苦守了14年的教育部佥事的铁饭碗,被章士钊打破。

1925年8月15日,鲁迅草拟控告章士钊的起诉书,并于8月22日赴平政院投递。

10月30日,鲁迅在《从胡须说以牙齿》中介绍了这桩行政官司的进展情况:“近来看见他的古文的答辩书了,很斤斤于‘无故’之辩,其中有一段:‘……又该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阻本部行政,既情理之所难容,亦法律之所不许……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执政府将周树人免职,十三日由执政明令照准……’”

对于章士钊的答辩,鲁迅的反驳是:“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二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

事实上,鲁迅早在8月7日就直接参与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的发起事宜,8月10日又正式成为校务维持会委员。他所谓的“无故”二字,是不能成立的,借用他接下来的话说,就是“那些什么‘答辩书’也不过是中国的胡牵乱扯的照例成法”。

对于“照例成法”的最好注解,是鲁迅此前于1925年6月23日在《补白》一文中,对于中国人修练几千年的“存天理,去人欲”的治人术与人治术的专门介绍:“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已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或谓‘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最简单的打官司教科书《萧曹遗笔》里就有着不少惯用的恶谧,现在钞一点在这里,省得自己做文章——亲戚类:孽亲、枭亲、兽亲、鳄亲、虎亲、歪亲;长类:鳄伯、虎伯(叔同)、孽兄、毒兄、虎兄;卑幼类:悖男、恶侄、孽侄、悖孙、虎孙、枭甥、孽甥、悖妾、泼媳、枭弟、恶婿、凶奴。其中没有父母,那是例不能控告的,因为历朝大抵‘以孝治天下’。”

在鲁迅的心目中,由胡适率先提倡的白话文,就是他要加以捍卫的绝对“天理”,凡是反对白话的,就是他的仇敌。到了1926年5月10日,他在《二十四孝图》中把这层意思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

比之于鲁迅所发扬光大的中国传统的“照例成法”和“老手段”,章士钊更加熟悉的是他在英国阿巴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攻读过的现代法学。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并颁布实施《临时约法》,其中第10条规定:“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

第二天,章士钊就在《临时约法与人民自由权》一文中明确指出,这一条款严重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准则,为行政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法外立法、以权代法留下了隐患。十三年后,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违背法理设立平政院的章士钊,被鲁迅推上了“行政权侵入司法权”的“平政院”。

对于鲁迅的行政诉讼加笔墨官司的双重攻击,章士钊除了依法写出答辩书外再无公开表示,反倒于11月5日做出让步,以教育部名义加派鲁迅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助理员,算是给出了一条生路。

鲁迅并不领情。11月2日,章士钊主持召开部务会议通过小学生自初小四年级开始读经,每周一小时,至高小毕业为止的决议。12月18日,鲁迅在《十四年的“读经”》一文中,谴责“阔人”或“聪明人”的读经与主张读经,是为了“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并猎取“实利”。

1925年10月26日,有英、美、日、法、意、比、葡、荷、瑞典、挪威、西班牙十二国参加的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开幕;从而为第一次合作的国共两党发动新一轮的爱国学潮与政潮,提供了强硬借口。

11月10日,北京全国学生总会与广州外交代表团发起大规模示威运动,通电主张民众与武装相结合,并向段祺瑞发出最后通牒,令其即日下野出京。

11月23日,奉军副军长郭松龄在国共两党策动下倒戈反奉,引起全国震动。11月25日,北京临时政府诸部长纷纷辞职,内阁处于瘫痪状态。11月28日,北京市民学生数万人再次举行大规模示威运动,高呼“无条件收回关税自主权”、“驱逐段祺瑞,枪毙朱琛”等口号,先奔袭段祺瑞的住宅,之后又捣毁焚烧章士钊、朱琛、李思浩、刘百昭等人的住宅,段祺瑞、章士钊等人只好暂时避居天津。

12月1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在《京报副刊》发表《官欤——共产党欤——吴稚晖欤》,认为攻击已经离职的章士钊“似乎是打死老虎”。

与鲁迅反目成仇的同胞弟弟周作人,也先后在《语丝》周刊发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和《失题》,提倡“洋绅士所高唱的所谓‘费厄泼赖’(fair play)”。

林语堂接着两个人的话头,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中进一步发挥道:“此种‘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的条件,能骂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该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

针对林语堂等人的意见,鲁迅于12月29日写下《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说是“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而已矣。”

关于鲁迅这种拒绝妥协调和,恋爱中的许广平曾经有过相对明智的善意劝解:“你的弊病,就是对一些人太过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地呼吸,而对一些人则期望太殷,于是不惜赴汤蹈火,一旦人家不以此种为殊遇而淡漠处之,或以寻常人者对你,则你感觉天鹅绒了。这原因,是由于你的感觉太锐敏太热情,其实世界上你所深恶痛绝的和期望太殷的,走到十字街头,还不是一样吗,而你把十字街头的牛鬼蛇神硬搬到‘象牙之塔’‘艺术之宫’,这不能不说是小说家,取材失策,如果明了凡有小说材料,都是空中楼阁,自然心平气和了。”

1925年12月31日,段祺瑞改组国务院,教育总长章士钊改任执政府秘书长,由曾任孙中山广州大总统府顾问的国民党要员易培基,出任新一轮的教育总长。段祺瑞与发动学潮的国共两党之间,又一次实现了短暂的调和。

1926年1月13日,教育总长易培基正式到女师大兼任校长,鲁迅代表校务维持会致欢迎词时,给前任教育总长章士钊扣上了一个“非法”的罪名:“本校被非法解散以来,在外有教育维持会,在内有校务维持会,共同维持者,计有半年。”

作为对于鲁迅的一种酬劳和补偿,易培基于1月16日签署教育部复职令:“兹派周树人暂署本部佥事,在秘书处办事。”

1926年3月18日,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合作下,北大、师大、清华、女师大等80余所大、中、小学和140多团体共5000多人再次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军舰炮击正在封锁大沽口的冯玉祥国民军,自然也少不了再次高喊“驱逐段祺瑞,枪毙朱琛”之类的革命口号,从而遭到执政府卫队的枪击和追杀,造成47人死亡、200余人受伤的“三·一八”惨案。鲁迅是从来不参与游行示威之类的活动的。得知惨案发生后,他奋笔写作了《无花的蔷薇这二》,并且在落款处特别注明:“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3月22日,平政院正式下达裁决书。在该项裁决书中,被告是教育部而非章士钊个人。在章士钊不再担任教育总长的情况下,这场官司实际成了鲁迅与时任总长易培基双方。其中的“续据被告答辩到院,当即发交原告互辩,嗣又将互辩咨送被告,施准答复:此案系前任章总长办理,本部无再行答辩之必要等语”,易培基是有偏袒的。接下来的“所有被告呈请免职之处分系属违法,应予取消”的结论,更是一种权大于法、以权代法的行政闹剧。

借用足球场上的行话来说,该项裁决书是本该公正执法的平政院,对于已经被判罚出场的章士钊吹起了黑哨。章士钊虽然有“与现行法令规定程序不符”的事实,至少在“并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以完法律手续”一句话中,表示过对于并不合法的既成法律的有限尊重。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针对联合战线中的共产党发起了比“三·一八”惨案更为残暴的屠杀与清冼。置身于革命策源地广州的鲁迅,没有像在段祺瑞执政府治下那样,写出《无花的蔷薇这二》、《纪念刘和珍》之类的抗争文章。同年9月4日,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中公开承认道:“我恐怖了。”

“恐怖”之余,鲁迅撰文提到笔名“孤桐”的章士钊,以及对章士钊表示过友好态度的北京大学旧同事陈源等人:“倘若再和陈源教授之流开玩笑,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写了一点……听说他们已经别离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了。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

10月25日,带着许广平从广东来到上海租界定居的鲁迅,应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兼农矿部长兼上海劳动大学校长的易培基邀请,到上海劳动大学演讲,他在开场白中所要提到自己与党国要员易培基之间的关系:“这次易先生要我来讲几句话;因为我去年亲见易先生在北京和军阀官僚怎样奋斗,而且我也参与其间,所以他要我来,我是不得不来的。”

随着易培基的官场失势,尤其是李石曾、易培基、沈尹默、沈兼士、李玄伯一派人在文化教育界挑战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王世杰、朱家骅、杨铨、傅斯年一派人的明显失败,鲁迅回归教育界的可能越来越小。

鲁迅逝世之后,受到当时的左翼人士的尊崇。到了1949年之后,包括章士钊、胡适、陈源、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傅斯年在内与鲁迅对立的同时代人,大都成了“反面人物”打入另册。他们的历史地位被重新发现,是198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