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以写诗的方式承担基督的重荷

吴剑文2018-09-28 15:10

(图片来源:全景图片)

经济观察报 吴剑文/文 李劼,文学评论家,熟悉八十年代当代文坛的人都听说过这个名字。虽在沪上著名大学有过教职,但他的价值取向,却更偏向思想家,而非从事学术。所以他后来逐渐偏离“本行”,旁涉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典文化,西方文学文化经典等不同领域。他曾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春风得意,与许多先锋作家和诗人过从甚密;九十年代后,转而从事思想文化研究,既论古典名著《红楼梦》,也谈“曾国藩的无言事功”或“希特勒的行为艺术”;一九九八年旅美,远离喧嚣的他深入思考,陆续写出《美国风景》《百年风雨》《中国文化冷风景》等历史文化论著。近几年,他推出新著《木心论》和《唐诗宋词解》,目光又重回文学的世界,并因此返回读者的视野。

问=经济观察报

答=李劼

问:你放弃现当代文学评论二十多年了,为什么突然心血来潮写了一本《木心论》?

答:木心,尽管身后有忠心耿耿的弟子使劲推介,并且在其故乡建立了庙宇般的纪念馆,但在一个崇尚权势、崇尚钱财、崇尚诺奖、崇尚成功的粗鄙透顶的年代,几近对牛弹琴。不要说一般的学子,即便是最高学术机构里的著名学人,竟然也会满脸疑惑并且还带着不以为然的神情私底下作问:木心的写作真的很有价值么?这就好比有人问:肖邦的钢琴真的很好听?在这种语境下的《木心论》写作,似乎只能写给木心一个人看了。准备好让人读不懂,然后听凭来自四面八方的讥笑。不笑不足以为道。

问:为什么会读不懂?关于木心作品的评价,赞弹不一,两极分化一直很严重,这是一个颇有趣的现象。

答:要读懂木心的作品,首先要读懂木心其人。木心并非许多年轻人眼中的潇洒老叶客,而是扛过十字架之后掸去尘垢,重整衣冠,听凭愚民继续批斗的倔犟才子。木心所遭受的屈辱,放在老舍,放在傅雷,惟有自杀以求一了百了。木心能够顽强地活下来,且不说才华如何,仅以内心深处那种如如不动的定力而言,就已然强过老舍,强过傅雷。

木心的内心具有常人难以体味的诗意。《木心论》的行文固然轻松,但我在文中将他比作但丁却暗示了但丁身后的黑暗。并不是所有的现当代诗人或者作家都能够成为但丁。能够成为但丁,必须能够走出但丁身后的黑暗。那样的黑暗,不要说老舍、傅雷走不出,即便鲁迅都没能走出来。因为走出那种黑暗的人,手中没有匕首,从来不持投枪。木心手里,只有一支笔。那支笔隐喻着基督一样的担当,也隐喻着老子哲学所拥有的水性的诗意。所以,木心会把基督比作诗人。这句话的背面,恰好就是,木心以写诗的方式承担了基督所承担的重荷。当年的扫厕所、倒马桶、没完没了地像牛马一样遭受鞭笞,木心全都不声不响地承受下来,并且过后从不提及。苦难入诗,不见踪迹,真正踏雪无痕。正是这样的定力使木心的文字,每一句话,每一行诗,都能写得晶莹剔透。中国现当代文学倘若还能长长远远地留给后世什么作品的话,那也就是木心的文字了。

问:也即是说,许多人能欣赏木心的文字,但那文字背后隐伏的悲痛却忽略掉了,真正理解木心,还需要作更多的阅读准备。

答:木心的知音极其稀少。不要说汉语世界,即便扩展到整个世界范围,能够明白木心,恐怕也得是抵达里尔克、茨维塔耶娃那种境界的同行。木心可以与普鲁斯特做做朋友,可以跟乔伊斯谈谈文学。在美国,能够读懂木心的同行更少。艾伦·金斯伯格被自己的嚎叫宠坏了。凯鲁亚克据说开车开得很不错。阿尔比寻思着以什么样的脏话砸向台下的观众。诺曼.梅勒心仪的是杀人犯。那是个风行媚俗的市场,每个人都吆喝着走向成功。木心不会吆喝,只在夜半三更低吟。

问:木心是诗人,在《文学回忆录》中用了不少篇幅论及唐诗宋词。他关于宋词以婉约派为正宗,词是小提琴,不应该勉强小提琴去打仗的比喻,和你在新著《唐诗宋词解》中的“词为情物”立场相近。但你们对唐代诗人的评价不太一样,尤其是杜甫地位的问题。你笔下推崇的作为巅峰的唐代诗人,主要是初唐的王勃、刘希夷、张若虚,盛唐的李白,中唐的李贺,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隐。对杜甫、王维、孟浩然、白居易、杜牧都颇有微词。且不说被尊为“诗圣”的杜甫,王维在五律上、白居易在乐府歌行上、杜牧在七绝上的艺术造诣,历来皆被推崇,为什么在你看来他们无法作为唐诗巅峰的代表?刘希夷、温庭筠、韓偓很少在其他诗论诗选中进入“第一梯队”,你对他们却极为“偏爱”,为什么?是否有《红楼梦》的影响?

答:《唐诗宋词解》是写在《木心论》之后。感觉像在度假。星光灿烂的唐诗,以悲剧开场。初唐两位最耀眼的天才,全都夭折。王勃失足落水,此乃天妒;刘希夷横遭谋害,是为人嫉。偌要说唐诗是快乐的,那么就必须补充一句,也是凶险的。相比之下,杜甫的颠沛还真不算什么,李白的稀里糊涂,那才让人捏把汗。晚唐的诗才,结局都惨淡。中唐的白居易是在官场里学乖了,才得以沉缅苏杭。唐朝诗人大都活得很起伏,鲜有陶渊明的宁静。孟浩然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欲望像口袋里的锥子,总也藏不住的。杜牧再装模作样,还是忍不住在诗歌里画了地图。相比之下,温庭筠的高尚,岂是白居易、元稹、杜牧之辈能望其项背的?温李之李商隐,与韩偓交相辉映。这舅甥俩倒是脾性相类,诗风也相近。温婉之间,透出硬朗。所谓有情有义,大概就是这样的。倘若李唐王室可以李隆基为典范的话,那么与李隆基在性情上相类似的诗人,得数这舅甥两个。当然,李隆基败得悲苦,韩偓退得漂亮。倘若李隆基也能作诗,那么其风格应该与这舅甥俩相近。敢爱和敢于担当,在性格和人格上是一回事。

但这并不意味着李后主的怜香惜玉,太过纤弱。李后主承受的重荷,世人无从体味。但同样承受过重荷的木心是明白的。所以木心会说,后主何时粗过服、乱过头?这句话的潜台词应该是,就算我背着十字架,衣冠也照样整整洁洁。但那样的整洁,显然不会是“独立小桥风满楼”,而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水是清净的,人是大气的。并非帝王般的气度,而是此心悲悯的听凭风吹雨打。

问:这大概就是你说的“词乃情之共生物,情重方能词佳”,认为情的厚薄好比词的含金量,还作了柳永第一,李清照第二,秦观第三这样的排名。你说从审美价值而言,唐诗的成就其实逊于宋词,如何理解?审美价值的核心是什么?这里的审美价值是不是以情之轻重为评判的标准?也即是说,词之优劣有着相对一元化、可以量化的评判标准;而诗作为“心声”,因人各有志而显得更为多元?

答:北宋是个中国文化人的黄金时代。朝廷重文,当朝文官的学养比较深厚。词风因此也变得厚重起来了。但同时造成的问题是,官气随之上升。所谓唐宋“散文八大家”,有六家是北宋命官。那些文章大都以天下为己任,庙堂气浓得化不开。而所谓的处江湖之远,其实是离京城的距离之远,并非陶渊明那样的暧暧远人村。诸如,唐朝被放逐的柳宗元,宋朝被贬官的苏东坡,等等。这样的庙堂气也同样不知不觉地渗透于北宋的词作。倘若以词乃情物的标准衡量,大概也就是柳词了无庙堂气。即便是不入官场的“官二代”晏几道,都未能免俗。这可能是柳永能够在北宋诸多词家中脱颖而出的原因所在。他不仅身在江湖,心也不在庙堂,不与须眉浊物为伍,只跟众姐妹厮混。跟什么人厮混,很要紧。俗话叫做,人以群分。秦观的词才不低,但跟苏轼太近,就不能像柳永那般彻底。有趣的是,周邦彥混迹于京城,跟皇帝共享风流,写出来的词句就不重官气重柔情。中国的历史固然是男人的历史,但中国历史上的好男人却是女人造就的。李师师的笑靥既造就了宋徽宗,也成全了周邦彥。

但李清照的欢笑造就的,却是她自己。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那样的烂漫将南渡后的苍凉,反衬得令人触目惊心。易安词不仅不沾北宋的官气,而且也了无南宋的爱国腔。辛稼轩金戈铁马的长短句里洋溢着极其阳刚的英雄气。但陆游、陈亮之流,爱国爱得迂腐透顶。相比之下,北宋词的庙堂气,还让人能够忍受。南宋词里的那种爱国主义伧俗,令人无语。凝噎是肯定不需要了。反正已经留取丹心照汗青了。南宋词的亮色,亮在易安、幼安而已。

倘若说,诗有动物性,因为心声的缘故;那么词则宛如植物,美在枝叶花蕊般的柔软。稼轩词的刚中有柔,算是别具一格。但词绝不能迂。以理念入词者,迂。尤其以儒家理念入词,丑极。北宋词的庙堂气里有点胸臆,尤其是范仲淹的词作,有松柏相,可观。南宋词里的爱国主义,大都是儒家说教式的愚忠。这些儒生也不想想孔丘当年,把灭了自己所属的殷商族裔的姬旦,说得有如梦中情人般的美妙。孔丘的只爱周公不爱殷商,对后世的儒生难道就没有一点昭示么?可悲的是,后世只推崇爱国效忠,不要说性情、心灵之类的,连起码的头脑都没有。

诗词是灵性的标记。小说也一样。小说的境界通常不在于叙事的花哨,而在于灵性的有无。博尔赫斯的小说叙事别有洞天,是因为空灵得有如现代物理学的超弦图像一般。灵性的前提是心灵的自由,任何功名心都是文学的羁绊。以文学写作谋生的文学作品,弄得再考究,骨子里脱不去伧俗。我在《唐诗宋词解》里从《红楼梦》返观诗词,秉承的就是灵性的有无。刘希夷、韩偓、柳永为什么不被历代的诗论词话当回事,因为那些诗论词话的作者本身就没什么灵性可言。那帮浑人谈论诗词,有如在皇上面前评功摆好。那当然是杜甫、陆游他们得分了。因为他们最知道效忠,最不忘君王。至于辛稼轩的不讨好则在于,没有把长短句写得像岳飞那般血淋淋。苏东坡虽然不太安分,但在《大江东去》里还是胸怀天下的。如此等等。由此可见,《红楼梦》掀翻了什么样的台面。以前的诗论词话乃是贾政的天下,如今要变成贾宝玉的世界,评判标准全然翻转。

问:从先秦到唐宋,中间隔了上千年;从唐诗宋词到《红楼梦》,中间隔了数百年。为什么这样的审美境界没有延续性?都是断代之后过了很长时间才复兴?

答:崖山之后有没有中国且不论,崖山之后再也没有了唐诗里的诗意、宋词里的词情,却是肯定的。诗的格律,词的曲牌,全都在。但写诗的唐人,填词的宋人,不再。写完《唐诗宋词解》有一种莫名的愁怅,仿佛告别了一群有趣的朋友。我所说的文艺复兴,其实跟国家的兴衰毫无关系,而是意指想要找回那样的朋友。当然,更想找回的是先秦诸子那样的智者。可见,我所说的文艺复兴,乃是人的复兴,或者说,人的觉醒。

这也是我历史写作的努力所在,找回那些人格健全的华夏先民。所谓人格健全,指的是没有遭受集体无意识心理创伤的人们。历史是人的历史。倘若将历史置入一个空间的话,那么就可以发现,历史最重要的内涵乃是人的差异。为什么今人写不出唐诗宋词里的性情,为什么先秦以降的士大夫一代不如一代,为什么先秦诸子成为中国人文历史的永恒标高,要说历史是沦丧的,那么又沦丧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