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舞 访、文

2018年圣诞节前后，钱锁桥的英文版新著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的两个中文版《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分别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和台湾联经同期推出。

钱锁桥现任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1985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后，在深圳大学外语系执教五年，1963年生人钱锁桥所完整亲历的“文化热”，与作家查建英在访谈录《八十年代》中所转述的一模一样。因缘际会，他翻译了伯克利名教授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合著的Michel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and Hermeneutics，其台湾译本《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诠释学》帮助钱锁桥拿到了伯克利的奖学金。

刚刚本科毕业时，钱锁桥就在书店里偶遇了当时“还从没听说过”的作家林语堂My Country and MyPeople的汉译本《中国人》，“感觉书中对中国、中国人的话语完全是一套新的说法，但当时还不知道如何消化”。1990年他终于入读伯克利，少数族裔研究系黄秀玲教授提供了一份亚美研究专业的助教工作。钱锁桥这时“重逢”林语堂。当时流行的一本亚美文学教科书，一方面将林语堂当成“华美文学作家”先驱，另一方面又恶毒攻击，因为林语堂不符合华美作家应该“以美国为归依”的主旨且“政治不正确”。受此刺激，钱锁桥将所有关于林语堂的著述通读了一遍，从国内延续至伯克利前两年的对“西方理论”的迷恋逐年减弱。1994年，钱锁桥开始撰写博士论文，确定专攻林语堂研究。

钱锁桥从一开始就不是做所谓“单一作家研究”，2011年在Brill出版的首部专著Liberal

Cosmopolitan:LinYu－tang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

（《自由普世之困：林语堂与中国现代性中道》）是一部理论导向的跨文化批评，他试图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批评的语境内突出彰显林语堂文学实践的意义。而首部专著完工之前，钱锁桥就明确意识到要写一部像样的林语堂传记，以之“作为中国现代知识思想史的个案研究”，而史料上的悉心搜求更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1996年他拿下博士学位，转折点出现于1997年至1999年在纽约做博士后期间。名校博士帽并没有让求职如想象中那般顺遂，钱锁桥索性去了哥大巴纳德学院做了两年博士后，做的是从林语堂研究延展出去的“华美文学研究”。哈佛名教授维尔纳·索勒斯（Werner Sollors）及其中国高徒尹晓煌对钱锁桥多有支持，尹博士告诉他，普林斯顿大学有一批尘封的“庄台出版公司”档案——该公司由华尔西创立，出版了赛珍珠的《大地》和林语堂的《吾国吾民》等中国题材畅销书。钱锁桥如获至宝，有两个月里，天天开车从曼哈顿赶到普林斯顿去查档案，“一盒一盒地从公司流水账式的文件中理出有用的资料，主要是林语堂和华尔西/赛珍珠的来往信件”。

新世纪之后，钱锁桥又从美国回香港，在城市大学教了13年书，此间2009年赴哈佛出任富布赖特访问学者时，又与时任芝加哥《美国—东亚关系学报》主编查尔斯·海福德（Charles Hayford）及石静远、陈勇、余茂春等一众学者，就林语堂研究多有切磋，还曾去林语堂三女儿林相如府上做专访，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观摩林家的绘画和书法收藏；后来，还得到台湾著名林语堂研究专家秦贤次先生的史料分享与支援，也应龙应台之邀赴台北林语堂故居做了一个月“驻馆学者”……2011年，钱锁桥在香港召集顾彬、陈子善等海内外学者开了一次林语堂研究的国际研讨会，论文集The Cross-cultural Legacy of LinYutang:Critical Perspectives（《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评论文集》）两年前由其母校的东亚研究所正式出版。

钱锁桥想写出一部“智性传记”，重新发现不仅仅是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更欲还原出兼具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语堂——和鲁迅、胡适一样，林语堂视“批评”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标识，他捍卫“德先生”最为得力、最为坚定、最为雄辩；林语堂虽然也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但他不像鲁迅、胡适那样激烈，他重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并发展出一套“抒情哲学”，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性之路而言仍具备可用资源与活力。

日前，笔者与钱锁桥教授进行了一次笔谈。

|访谈|

　　　　受访人：钱锁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博士，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

采访人：燕舞（资深媒体人，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问学者）

跨文化履历对林语堂研究的帮助

燕舞：您在新书后记中特别致谢了叶文心教授，那您的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是哪几位？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您有影响吗？

钱锁桥：我去伯克利那年，CyrilBirch（西里尔·白芝，1925—）教授刚退休，系里迎来一位哈佛刚毕业的才女LydiaH.Liu，就是刘禾教授，我在她的指导下完成论文。刘禾教授一直对我很好，我很感激。叶文心教授是我论文指导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还有一位是WilliamNestrick（威廉·内斯特里克）教授，他是搞文艺复兴研究的，但对日本、中国感兴趣，对中国学生（起码是对我）非常nice。我记得到他的办公室，屋里全部堆满了图书和纸张，完全没有立足的地方。可惜，他给我的论文签字通过后不久便突然去世了。

其实，我到伯克利后的头两年一直都是跟着HubertDreyfus（休伯特·德雷福斯）和PaulRabinow（保罗·拉比诺）到处听课，听海德格尔、福柯等，他们统称“理论”；后来，跟历史系一帮人厮混，他们都是Wakeman（魏斐德，1937—2006）、叶文心的学生。伯克利最让我受益的是它的图书馆（英文和中文的）以及中国研究中心，当时各路人马都到中心逗留，做演讲或访问，所有活动我都去听，眼界开阔不少。

我当时当然也看过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但我可以老实地告诉你，他那本书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因为他写林语堂只有一页。我在哥大时有幸见过夏先生，很健谈，真是个怪才。但我可以这么说，我当时对整个台湾先我们大陆来的一辈留美学人都很失望，也一直很纳闷——为什么他们没有一个人关注林语堂（周质平先生是个例外，但周先生是我多年后2009年到美国做富布赖特访问学者时才“发现”的）。

燕舞：您本人学术旅程的国际化程度非常高，这对您理解传主的跨文化实践和“种族与情感”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吗？

钱锁桥：我们往往说“学贯中西”，这是做学问很高的境界。林语堂不仅“学贯中西”，而且真正生活于两个世界。要能真正理解林语堂，能有中、西两个世界的生活体验，当然很重要。

我自己的跨文化履历当然对林语堂研究帮助很大了。我虽然是学英语出身，但来英国前对英国的了解都是纸面上的，对纽卡斯尔的了解更是根本谈不上。来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它在19世纪可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重镇，是有名的“煤都”，也是造船中心——北洋舰队（以及日本海军）的船都是从这儿出去的。我在写《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时，又读到林语堂抗战时在《纽约时报》上写的一篇文章，林语堂要告诉美国，当时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这毋庸置疑，如果质疑这一点，那就等于是“carryingcoaltoNewcastle（把煤运到纽卡斯尔）”。我读到这儿时惊呆了，不得不佩服林语堂的英文，我要是没来纽卡，绝对不可能理解这句西谚。然而，并没有记录显示林语堂来过纽卡。我把这句话讲给我同事听，问他们现在还有没有这种说法，他们都乐了，哈哈，现在还可以用。

通过挖掘林语堂

来发现另一种现代性途径

燕舞：1990年代以来，您对林语堂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哪几个大的阶段？理解又是怎样逐步加深的？

钱锁桥：我的学术生涯确实是从研究福柯和西方“理论”开始。到了伯克利才真正知道，福柯那叫一个火，几乎各个文科学科的研究生都得知道点儿福柯。可是，我越往深处钻，越觉得这不是我要关注的。我关注的是“中国现代”，现代中国发生了什么，“新中国”从哪里来。福柯探讨的是西方的现代性，方法、视角新颖，批评尖锐深刻，备受推崇。PaulRabinow（保罗·拉比诺）教授是美国公认的福柯研究权威，他写了本很精彩的书FrenchModern(中文译为《近代法国》，相当不妥，应译为《法兰西现代》，是探讨法国（及其殖民地）的现代性，不是传统的有关法国的社会学或历史学研究。中国史学界所谓的“近代”与“现代”在现代性视野下都是“现代”)。而我要关注的是“中国现代”，照理说，这和吾师之志趣有相通处。但是，我不仅觉得福柯等西方理论家探讨的西方的现代性没有中国元素，而且觉得他们的方法、视角，那套“话语”本身来自西方的经验，不能完全套用于中国的经验——尽管中国现代的经验其实深深浸染于西方理论与经验。

我们是跨文化的，“西”在我们现代举足轻重，而西方现代性理论并不包括中国经验。从福柯开出的后殖民理论，也和我们的经验相差很远。我们有我们的优先问题意识。比如，对中国现代性来说，中国文化如何重生，如何得以融入现代，便是一个中心议题。于是，我决定走自己的路。可这是要付出代价的，由此你不入流，也不在你恩师、导师的话语圈了。我为了生存而一头扎进了亚美研究领域，这也是伯克利的强项，在美国领风气之先。我真的很感激黄秀玲教授给我那份亚美研究系的助教工作，不仅让我解决了刚到美国第一年的生存问题，还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后来做林语堂研究，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受亚美话语那种恶毒的攻击林语堂的语言的刺激。

我从1994年开始写博士论文，确定开始做林语堂研究。但是，其实，我一直都没把它当成所谓“单一作家研究”。也许我是比较文学出身，中“理论”的毒不浅，从我的论文到第一本书,一直都没想着写传记。我是要探寻“另一种”理论，中国现代性的另一种出路，而且还涉及中美关系（其实美国在中国走哪条路的问题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我找到了林语堂。也可以说，林语堂是一个“棋子”，一个被我成长过程中的主流话语埋没的棋子，我通过挖掘他来梳理我自己的历史，来发现我自己，看看我们本来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种现代性途径，现在和未来可不可以有另一种活法。

博士论文写完了，“家”是回不去了，却找不到工作。我按自己的心意游学、写论文，天真地以为毕竟是伯克利出来的，反正美国任何地方都去便是，结果被现实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最后，很幸运到纽约做博士后，提出的课题是华美文学研究，这可以说是从林语堂研究开出来的分支项目。也就是说，要搞懂中国现代，还得做美国研究。我在伯克利的时候见到过来做演讲的哈佛教授WernerSol－lors（维尔纳·索勒斯），在纽约期间去哈佛演讲时，又见到他的高徒尹晓煌，他们两位对我非常支持。特别是尹晓煌君，他告诉我普林斯顿大学有一批庄台公司档案，没人去看过，或许对我有用。这一下花了我好多汽油钱：有两个月我天天开车从曼哈顿到普大，一盒一盒地从公司流水账式的文件中理出有用的资料，主要是林语堂和华尔西/赛珍珠的来往信件。这绝对是我林语堂研究的转折点。其实，我写完论文就已经不满意，觉得只是从文本到文本，虽然林语堂出版的英文著述当时也没人看，特别是对他在美国的背景不甚了了。

后来，又去了台北林语堂故居好几次，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正值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感觉故居没人管，要关门似的。再后来，张隆溪先生邀请龙应台女士到香港城大做访问，我跟她讲我的研究，她热情邀我去做“驻馆研究员”，2004年我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把馆里的资料清理了一遍，这对我的研究帮助也很大。但直到这时，我还是没想写传记，我想的是“中国的出路”。

而进入新世纪，我自己来到香港，近距离地体验中国的发展，更惊讶地看着西方的“理论”被娴熟地用来“言说中国”，知识界也再次洗牌，自己的思路也更加清晰了。于是，我的第一本“理论”书

LiberalCosmopolitan:LinYutangandMiddlingChineseModernity（《自由普世之困：林语堂与中国现代性中道》）在2009年回美国做富布赖特访问学者时终于完成，并于2011年在Brill出版。

林语堂不仅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

燕舞：国内读者熟知的林语堂传记或代表性研究，至少就有其次女林太乙的《林语堂传》和施建伟、王兆胜、万平近等学者的多个版本，您以如此大的体量和篇幅来写这部《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您的自信在哪里？

钱锁桥：做学问一大忌便是手里没什么料，话却说得很满。孔夫子早就教诲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做学问的第一个境界，就是要知所不知。一上来就是《全传》《大传》——当然这不排除是出版商故意耸人听闻——怪吓人的。国内林语堂研究领域正是整个学术界的一个缩影。我记得1994年回家那一趟，在常州新华书店里发现一本《林语堂在海外》，赶快买来，回家拜读。结果发现，那可是整个照抄林太乙的《林语堂传》呀。我当时想，这样也能出书？这也叫学问？这也叫专家？我现在写有关林语堂的论文，今后人家也叫你“林语堂专家”，和这种专家并提，那不羞死啦？！要是抄袭也能算做学问，那我这个花了二十多年、走遍世界各大图书馆查寻档案资料、往往一个注释也要对照几遍才弄出来的东西，它叫什么？

林太乙的《林语堂传》可以一读，毕竟是女儿作为自家人写的。但也正因为此，对后代写父辈的传记特别要留心，她肯定“私心”很重。而且，林太乙是位出色的作家。凡把传记写成小说的，我没兴趣。

整体上讲，华尔西/赛珍珠给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和林语堂的关系也是本传记的一个支点。当代“理论”看不起传记，是有一定道理的。作家传记往往写成流水账似的，啰里啰唆，不知想要说什么。我看美国学者PeterConn（彼得·康）写的《赛珍珠文化传记（PearlS.Buck:ACulturalBiography）》就有这个味道。但中国有《史记》传统，传记是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我写《自由普世之困》是位跨文化评论家，那写《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我就是位历史学家。但主旨都是一样的，都是以林语堂为“棋子”，探究现代中国的知识思想问题，探究中国的出路（前途）问题。

燕舞：既往代表性林语堂传在史料特别是英文史料方面如果说有所局限，难道仅仅是因为作者英文水平的局限么？您这部传记特别收录了“林语堂全集书目”，德语也不是您的专业，其德语创作这部分您是怎么处理的？

钱锁桥：要真正达到“双语”“双文化”是很不容易的，不只是所谓“英语水平”问题，而是要能活在该语言中。我不懂德语，但波士顿大学（BostonCollege）的吕芳是位才女，她在德国、加拿大、美国都待过，德语一流，她也来香港参加研讨会，我就向她请教，请她把林语堂的德语博士论文都整理出来了。

燕舞：《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的自我定位是“一部叙述林语堂跨文化之旅的智性传记”，何谓“智性传记”？林语堂本人也曾写过《苏东坡传》《武则天传》——尤其是《苏东坡传》对很多不同领域的名家都有深远影响，这对您写他的传记反过来有什么影响？

钱锁桥：“智性传记”从字面上讲，就是写一个人的知识思想史。或许“智性传记”就像林语堂写的传记那样，既注重史实，又带有时代及个人激情。读完我这部传记，你应该就知道了林语堂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苏东坡传》和《武则天传》。

燕舞：将林语堂与鲁迅、胡适并称，可以说是您的林语堂研究的一大亮点。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双子星座”扩展到“三足鼎立”，您的根据何在？

钱锁桥：“三足鼎立”是我在这部传记的第一章中作为引言提到的，但我其实希望读者读完该书后能和我产生共鸣——鲁迅和胡适其实并不能和林语堂并称，鲁迅和胡适都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林语堂不仅是二十世纪的，还属于我们二十一世纪，不仅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毕业生杨柳女士与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专任教师胡茂盛博士，以及《北京舞蹈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张延杰副研究员，对本专访亦有贡献，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