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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8年1月开始，《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普通刊物，转型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轮值编辑的同人刊物，并且很快成为全国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思想类刊物之一。由《新青年》杂志直接启动的文学革命加思想解放的白话文运动，为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提供了通俗易懂的话语工具、写作范本和思想资源。遗憾的是，在整整100年的岁月里，《新青年》编辑部并不复杂的真实情况，却一直被虚实参半、以讹传讹的历史叙述所遮蔽和改写。

鲁迅笔下的“编辑会”

1915年9月15日，由上海群益书社印制发行、陈独秀主撰主编的《青年杂志》正式创刊。随着抵制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全面爆发，陈独秀把主要精力投入现实政治之中，《青年杂志》出版第一卷共六期之后停顿了6个月时间。到了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时，该杂志正式定名为《新青年》。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率先以“充分世界化”的“文艺复兴”的历史性眼光，在《新青年》杂志提倡并且尝试写作白话诗文，从而开启了一场试图在文化思想层面改写中国历史进程的文化运动。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随后便出现了与“五四运动”一样广为流传的另一个历史概念，叫做“新文化运动”。在此后的岁月里，人们更加常用的是并不严谨却又约定俗成的一个关联概念，叫做“五四新文化运动”。改写历史进程的《新青年》杂志及其编辑部的故事一旦进入历史，也面临着被改写、被重构的命运，其中最具小说化色彩而且流传最广的，是鲁迅笔下的相关叙述。

1933年5月，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中写道：“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在落款时间为1934年8月1日的《忆刘半农君》中，鲁迅另有生动形象、活灵活现的事后追忆：“《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长期以来，在鲁迅研究者及崇拜者的眼中，鲁迅的每一句话语都拥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于是，鲁迅参加《新青年》每出一期的编辑会议的故事情节，在相关著述中几乎成为不移之论。对鲁迅的说法提出否定质疑并且尝试性地进行历史还原的，是鲁迅的同胞兄弟周作人。

周作人晚年的曲折还原

在鲁迅被奉为文坛偶像的情况下，晚年周作人只好在《知堂回想录》中通过曲折委婉的讲古忆旧，来还原一部分的历史事实：

“《新青年》的事情仍旧归独秀去办，日记上记有这一节话：‘十月五日，晴。下午二时至适之寓所，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六时散，适之赠所著《实验主义》一册。’在这以前，大约是第五六卷吧，曾议决由几个人轮流担任编辑，记得有独秀，适之，守常，半农，玄同，和陶孟和这六人，此外有没有沈尹默那就记不得了，我特别记得是陶孟和主编的这一回，我送去一篇译稿，是日本江马修的小说，题目是《小的一个人》，无论怎么总是译不好，陶君给我加添了一个字，改作《小小的一个人》，这个我至今不能忘记，真可以说是‘一字师’了。关于《新青年》的编辑会议，我一直没有参加过，《每周评论》的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只是客员，平常写点稿子，只是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才会被邀列席罢了。”

以上叙述见于《知堂回想录·卯字号的名人二》。到了《知堂回想录·坚冰至》中，周作人接着写道：“……平常《新青年》的编辑，向由陈独秀一人主持，（有一年曾经六个人，各人分编一期，）不开什么编辑会议，只有1918年底，定议发刊《每周评论》的时候，在学长室开会，那时我也参加，一个人除分任写文章，每月捐助刊资数元，印了出来便等于白送给人的。”

比起公开发表的上述文字，周作人在1958年1月20日写给曹聚仁的私信中，表述得更加真实明确：“鲁迅写文态度本是严肃、紧张，有时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之处，即是失实——多有歌德自传‘诗与真实’中之诗的成份。例如《新青年》会议好像是参加过的样子，其实只有某一年中由六个人分编，每人担任一期，我们均不在内，会议可能是有的，我们是‘客师’的地位向不参加的。”

作为“客员”也就是外围成员，周作人对于《新青年》编辑部的内部情况是比较隔膜的，他在还原一部分历史事实的同时，对于《新青年》六位轮值编辑的介绍存在着明显错误。

编辑部的真实故事

2005年，笔者在台北《传记文学》10月号发表《北京大学与〈新青年〉编辑部》一文。其中所考证的历史事实是这样的：《新青年》第四卷共六号的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出版时间为1918年1至6月。第五卷共六号的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陶孟和，出版时间为1918年7月至12月。第六卷共六号的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高一涵和李大钊顶替的是预备出国的陶孟和、刘半农留下的空缺。由于陈独秀被变相免职和五四运动突然爆发，六卷各期没有能够按时出版，时间被拉长为1919年1月至11月。自1919年12月的7卷1号开始，《新青年》杂志又恢复到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原初状态；该杂志作为北京大学部分同事轮流编辑之同人刊物的短暂辉煌，也因此终结。

1917年10月16日，刘半农在写给钱玄同的回信中表示说：“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锣鼓喧天的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罢！……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你说对不对呢？”

这是有据可查的关于组建《新青年》编辑部及同人团队的最早动议。正是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大“台柱”联合推动之下，由陈独秀一个人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从1918年1月出版的4卷1号开始转型为由六名北大同事轮值编辑的同人刊物，并且直接启动了一场遍及全国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出版史和中国文化史谱写了一页辉煌篇章。

到了刘半农负责编辑的《新青年》4卷3号的首页,刊登有一则《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这是“编辑部”的名称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之中，这一启事是《新青年》杂志由按稿计酬的普通刊物转型为无偿供稿的同人刊物的正式标志。

在陶孟和轮值编辑的《新青年》4卷4号的首页，刊登有这样一则《本社特别启事》：“易卜生（HIbsen）为欧洲近代第一文豪，其著作久已风行世界，独吾国尚无译本。本社现拟以六月份之新青年为‘易卜生号’，……海内外学者如有此项著述，望于五月十日以前寄至北京东安门内，北池子，箭杆胡同，本号本杂志编辑部为祷。”

这里公布的《新青年》编辑部的地址，就是陈独秀的住家。《新青年》4卷6号即“易卜生号”的轮值编辑，是和自己的学生罗家伦合作翻译易卜生的《娜拉》剧本并且写作长篇论文《易卜生主义》的胡适。

由原名君默的沈尹默轮值编辑的《新青年》4卷5号，是由钱玄同、刘半农协助操办的。1918年4月4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往校，致陶君函，《小说集》二本，……至法科访半农，遇玄同谈至五时方返。”

这里的“陶君”就是《新青年》4卷5号的轮值编辑陶孟和。4月12日，《周作人日记》中又出现了“上午往校，以文交君默，下午三时返”的记录。

至此，《新青年》第四卷共六号的轮值编辑——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已经悉数出场。接下来的第五、第六卷的轮值编辑，只要认真阅读各期刊物的具体内容，是不难予以准确认定。具体到鲁迅来说，他所谓的“《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的例会制度，确实是不存在的；他也从来没有应陈独秀的邀请，参加过所谓的“编辑会”。

鲁迅日记中的《新青年》

鲁迅日记中第一次出现陈独秀的名字，是1920年8月7日的“上午寄陈仲甫说一篇”。这里的“说”，指的是两天前刚刚完成的短篇小说《风波》。

在此之前，周氏兄弟与陈独秀保持联系的是周作人。1920年3月11日，已经把《新青年》编辑部回迁上海的陈独秀在致周作人信明确表示：“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转告他。”

在此背景之下，才有了鲁迅于1920年8月7日直接寄稿给陈独秀的举动。陈独秀收稿后，于8月22日给周作人回信，通过周作人对鲁迅小说表示间接肯定：“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鲁迅日记》中出现《新青年》轮值编辑陶孟和的名字仅有一次，时间是1919年2月12日即农历正月十二日：“晴，休假。午后往图书分馆，俟二弟至同游厂甸，……向晚同往欧美同学会，系多人为陶孟和赴欧洲饯行，有三席，二十余人。夜归。”

周作人在同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晴。上午至南横街理发。午至西车站京汉路食堂午餐，同坐二陈（百年、亚牧）、二沈、钱、朱、刘、马、许（介之）共十人。下午三时出至图书分馆，同大哥往南湾子欧美同学会送孟和赴欧。晚餐凡三十人，九时返寓。”鲁迅参加《新青年》以及北京大学同人的聚会，这是有据可查的第一次。

《鲁迅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李大钊的名字，是1919年4月8日的“下午寄李守常信”。

《鲁迅日记》中第一次出现胡适的名字，是1918年8月12日：“晴。休假。上午得二弟信，八日发（五六），即答（九十）。下午得沈尹默信，即答。收胡适之与二弟信。晚轻雷。”

在此之前的1918年6月20日，周作人离京回绍兴探亲，鲁迅充当的是替周作人接收并中转信件的角色。8月14日的日记中，因此出现了“上午寄二弟信，附胡适之笺及汇券，计旅费及买书泉共百（九一）”的记录。

由此可知，鲁迅当年与《新青年》轮值编辑陈独秀、胡适、陶孟和、高一涵、李大钊之间的关系比较疏远，与他关系密切的《新青年》轮值编辑只有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三个人。

此时的胡适，已经成为《新青年》同人团队中与陈独秀并驾齐驱的精神领袖。在陈独秀已经被免除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职务的情况下，由胡适出面宴请包括周氏兄弟在内的相关同人，既与他轮值编辑《新青年》6卷4号有关，更与他参与维护北京大学因五四运动和蔡元培离校出走而形成的困难局面有关。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为散发传单而被捕入狱，《每周评论》由胡适接手主持。6月29日，既是《新青年》轮值编辑又是《每周评论》代理主编的胡适，在发表于《每周评论》第28号的《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中，对照着美国《新共和》周报编辑部“每日相见，每周会议所发的议论，议定之后，把全部认可的议论作为‘本社同人’的议论，不签姓名，以表示这是一致的团体主张”的模范榜样，把《新青年》杂志所采用的一人一期轮值编辑、没有专业性例会制度的运作方式，明确认定为“最不经济的‘人自为战’的笨法”。

1919年9月16日下午4时，陈独秀以胃病为由被包括胡适在内的安徽同乡及北大同事保释出狱。在陈独秀入狱的3个月零5天里，《新青年》杂志再一次陷入停顿。

1919年10月5日下午，陈独秀在胡适家中召集同人讨论《新青年》杂志编辑问题。周作人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晴，上午得尹默函，往厂甸，至公园。下午二时至适之寓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六时散，适之赠实验主义一册。”

比起周作人，钱玄同在当天日记中留下的文字记录要更加具体：“至胡适之处。因仲甫邀约《新青年》同人在适之家中商量七卷以后之办法，结果仍归仲甫一人编辑，即在适之家中吃晚饭。”

查勘鲁迅的当天日记，其中留下的记录是：“星期休息。上午得沈尹默信并诗。午后往徐吉轩寓招之同往八道弯，收房九间，交泉四百。下午小雨。”

由此可见，忙于购置八道湾房产的鲁迅，并没有参加《新青年》同人的这次重要聚会。此后不久，还处在保释期间的陈独秀秘密离京，并且把《新青年》带回了上海。鲁迅从此再没有机会参加所谓“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的编辑例会了。

辨析与讹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耿云志先生，是拥有最大份额胡适文献资料的前辈专家。关于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里所描绘的胡适的“韬略”和“武库”，耿先生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序》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辨析文字：

“鲁迅先生曾把胡适与陈独秀来做比较，说陈独秀的为人，好像他的门上明贴着招牌：内有武器，须小心，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胡适呢？招牌上写着：内无武器，尽可放心，而实际上颇须小心，里面可能有什么（大意如此）。鲁迅的意思很明白：胡适不是个坦荡的以诚待人的人。我研究胡适近二十年了，他写的东西，无论已刊、未刊，可以说，大部分我都看过，也看过不少别人所写关于他的文字。我总得不出和鲁迅相同的印象。……总之，若撇开思想信仰、政治主张不论，作为一个血肉性情的人来看，胡适应该可以说是一个胸怀坦荡，鞠诚待朋友的人。”

不知道耿先生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是否读到过刘半农1934年3月8日的如下日记：“上午续编中小字典。下午到北大上课。去冬为研究所事，逵羽来谈，曾言及适之为人阴险，余与适之相交在十五年以上，知其人倔强自用则有之，指为阴险，当是逵羽挑拨之言。曾以语孟真，孟真告之孟邻。今日孟邻面诘逵羽，不应如是胡说。逵羽大窘，来向余责问。余笑慰之。”

“孟真”是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所长兼北京大学教授傅斯年。“孟邻”即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逵羽”就是四个月后受胡适委托到协和医院陪护刘半农到最后一刻的北大教务主任樊际昌。刘半农日记中的“指为阴险，当是……挑拨之言”，是他对于胡适为人正直的强力证词。

应该说，《新青年》编辑部的历史真相并不复杂，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事实的本真面目，是每一位严谨学者必须坚守的学术底线。只有厘清上述历史事实，围绕《新青年》编辑部的历史故事，才有可能得到严谨准确的叙述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