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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文

【文化的江山】

神道碑里有疑点

唐朝的皇帝，不仅让宦官担任市舶使，还让宦官代表国家出使海外。

在大航海中，作为国使形象出现的宦官，我们原以为只有个明朝的郑和，现在知道了还有个唐朝的杨良瑶。下西洋，也不是由郑和开头，而是始于杨良瑶。

这一改观，是由于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小户杨村附近发现了一块《杨良瑶神道碑》，荣新江在《记唐贞元初年杨良瑶的聘使大食碑文》中指出，该碑发现于1984年，2005年，由本地学者张世民发表《杨良瑶：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一文，录出全部碑文，并对其中内容——“借兵回纥”、“出使岭南”、“出使大食”、“平叛淮西”等，一一做了考释，其中“出使大食”，不仅开了下西洋的先河，而且以宦官出使成了郑和的先驱。

据碑文载，杨良瑶“少以节义为志行，长以忠勇为己任，故得入为内养，侍玉墀以承恩”，所谓“内养”，就是做宦官，他，一个将门之子，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做宦官？照碑文所言，就因为他“少以节义为志行，长以忠勇为己任”，这也算是做宦官的理由？

他选择“内养”时，已年过二十，应该有了家室，但其立业，却不以科举，求进士出身，而以自宫，靠“内养”进取，这当然谈不上什么“节义”，也就无所谓“忠勇”。

如此碑文，看似礼赞，实含暗讽，他自宫求官与吴起杀妻求将当属同类，都是忍人所为，能忍人所难忍者，必也能为人所不能为，以其求官心切，迫不及待，若以进士出身，寒窗十载，未必能够，而以自宫“内养”，那就一举可得，这倒不失为终南捷径。

然其自宫之初心究竟如何？今虽不可知，但其难以“节义”和“忠勇”言之，则自不待言，撰文者将它们附会一处，于今观之，实为明褒暗贬，而且书丹者书写碑文，也多用简化字，经张世民检视，发现碑文简化字与今日《汉字简化字总表》相似，譬如，“請”写作“请”，“繼”写作“继”，“萬”写作“万”，“邇”写作“迩”，“爾”写作“尔”，“貌”写作“皃”，“輔”写作“辅”，“彌”写作“弥”等，用简化字来写神道碑，似乎也不得体，其中或有不敬的暗示。

因为，即便在简化字大增的元代，其用途亦多半在元曲中，与曲中的俚语白话相对应，还有就是书坊刻书，刻那些通俗话本，为了赶进度，多赚钱，也使用简化字，现有的字不够用了，就造新的出来，据说，元人用过的简化字有6000多个，比现在还多。

可以说，那些简化字，是从市民社会产生的市井文字，是在一些不太正规的场合所用的不太正经的文字，诸如戏文、话本之类。至于士人的经文、诗文，一般都不会用简化字，在书写中，简化字多半属于草书的特权，事实上，简化字多从草书演化而来，楷书中很少见，总之，在神道碑上写简化字，是件不登大雅的事，其中含有对宦官的歧视。

杨良瑶“内养”出身，不齿于士林，却偏要请了进士出身的翰林来为他书丹、撰文，不管是在他生前由他本人所请，还是在他死后由他后人所请，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一家子，看来都是些不怎么通文墨的人，至于碑文和碑文书写所含的歧视，倒不一定是有意的，也许是出于士人的集体无意识，有意无意不知不觉，一率性就暴露出来。

大唐为何聘使大食

好了，管他朝官宦官，总之都是个官，不妨搁下，我们先来就事论事。

杨良瑶跟航海有关的事项，也就聘使黑衣大食那件事，可他为什么要不远万里往大食去？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大唐聘使大食，所求者何？

让我们回到荣新江那篇文章上来，荣认为，这要从唐与吐蕃关系上来找原因，天宝年间，安史乱发，唐弃西域，回师中原，吐蕃乘虚，挥军北上，取河西走廊，唐无奈，与之清水会盟，划定边界。可紧接着，长安兵变，朱泚称帝，德宗奔逃，遣使吐蕃求救兵，条件是，若讨平朱泚，唐诺许安西、北庭土地，而杨良瑶就是随同出使的人员。当时，主使是秘书监崔汉衡，可《神道碑》却把主使那顶高帽子带到了杨良瑶头上。

然碑文仅言“请使西戎”，所“请”究为何国，似未明确。张言回纥，荣曰吐蕃，我们取荣说，以其有两点好处：一来，可将杨良瑶两次出使，前一次通西域，后一次下西洋，使它们围绕着一个目标——吐蕃，串联起来形成个来龙去脉，展示出前因后果；二来，可以显现安史之乱以后，中唐拨乱反正以来，东西方国际化地缘政治格局，以及这一格局中阿拉伯帝国与中国式天下互动的战争与和平的样式，如此大视野，是张文不具备的。

荣文说道，朱泚国破了，吐蕃军也退了，可唐朝却不认账了，蕃使来索要安西、北庭之地，被拒绝。另有一说，也说唐向吐蕃借兵，吐蕃应然之后，并未出兵，待唐复国时，却来坐享其成，故被唐拒之，据此而言，则非唐毁约，而是吐蕃未履约在先。

其时，帝师李泌就这样认为，他说：吐蕃观望不进，何功之有？还说：安西、北庭两镇，控制着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可以牵制吐蕃东侵，奈何拱手与之？关键是人心，李泌说：两镇之人，势孤地远，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诚可哀怜，一旦弃之以与戎狄，其心必深怨中国，他日从吐蕃入寇，如报私仇矣。所以，绝对不能放弃。

总之，吐蕃欲得安西、北庭之地，当抢先出兵，占据长安，拿长安来换，才有可能，这也就要求吐蕃军必须血战叛军，而不是跟在唐军后面，捡便宜，捞好处。于是，德宗纳李泌言，拒绝索求，吐蕃放纵兵马，大举入寇，游骑掠京畿，长安为之戒严。

以往唐蕃关系有战有和，时好时坏，虽有破裂，尚能修复，然此番崩塌，遂成决绝，故须立制蕃之国策，定战蕃之大计，因之而有李泌大战略和杨良瑶出使。

李泌的战略设想那真是空前的“大”，大到覆盖了东亚和西亚，把两个大帝国都装进来了。汉武帝当年没做到的，他做到了；唐太宗用和亲来应付的，被他彻底解决了；他画了一个圈，将吐蕃圈在里面，从四面围住，东面是大唐，西面是大食，北有回纥，南有南诏，他要做的就是一件事，即建立一条统一战线，形成一个包围圈，他做到了。

后来，唐德宗问他如何能做到，谈话从回纥可汗遣使上表时“称儿及臣”谈起，德宗见李泌“与约五事”，可汗“一皆听命”，大喜，对李泌说：回纥为何如此怕你？

李泌赶忙回答说：我哪有这么大的力量？这都是陛下您的威灵所致！

德宗又问：回纥已被搞定了，为何还要招云南、大食、天竺一起来？

李泌回答说：招来回纥，只能使吐蕃“不敢轻犯塞”，招来云南，才能“断吐蕃之右臂”；而大食国，“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而且“与天竺皆慕中国”，更何况，它们世代“与吐蕃为仇”，所以，我知道，它们都会参与到这个战局中来。

在这里，李泌又提到了天竺，天竺如何与吐蕃有仇？这仇的来由，也许牵涉到了唐朝。唐太宗时，贞观年间，王玄策等出使中天竺，不料，其国政变，唐使团遭截杀，王等逃脱，遂发檄文，招兵征讨，得吐蕃兵和泥婆罗兵八千余人，出奇计，灭其国。

王等凯旋而归，为大唐取了个外势，但印度北部的实地却被吐蕃趁机占了，颇显盛唐气象看似“以一人灭一国”的英雄壮举，实则不过为吐蕃火中取栗而已，不过那时唐蕃友好，大唐又鞭长莫及，只好让吐蕃去打理。但蕃人惧湿热，只能盘据北部山地，浅尝辄止，不敢南下深入印度两河流域，故其所得，反成鸡肋，当利好出尽时，反被牵掣。

因此，到了李泌的棋局里，天竺也成了一枚制约吐蕃的棋子，在吐蕃身后拱卒，就如同扎在背上的一根刺，或紧趴在背上的一只牛氓，虽不致命，却难以忽视。

对于吐蕃而言，天竺这块地盘，在地缘政治方面，虽可谓得失参半，但它却赋予了蕃人文化的灵感和信仰的源泉，在与大唐的对抗中，除了军事上兵戎相见，还要有文化相争，蕃人固有的苯文化已不足以与大唐抗衡，在汉字文化圈扩张和遣唐使普及的大唐文化洪流中，吐蕃却未参与进来，因为它还可以选择，对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作选择。

松赞干布时期，就是这样一个选择时期，他用抢亲与和亲两种方式，引进了两种文化，从泥婆罗（今尼泊尔）抢来尺尊公主，尺尊公主给他带来了印度佛教文化。从大唐，他抢亲不成，便改以和亲方式，迎娶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带来了汉传佛教文化。

他分别为这两种文化各建一寺——大昭寺和小昭寺，然后，将当地的苯教文化，作为壁画，在寺院里呈现出来，这样的做法，还是兼收并蓄，在文化上搞平衡。

但当时的主流文化，是理性化的佛教文化，而苯教文化只是一些本土性的东西，还没有脱离巫术的影响，所以，只能对内，不能对外，上不了国际化的大台面。而吐蕃，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小国，它东阻大唐，西拒大食，与之鼎足分立，在佛教化的世界里，正在成长为一个帝国，在其成长过程中，要填补一项空白，一个佛教化的帝国的空白。

自从贵霜帝国解体，西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佛教化的帝国，他也知道，佛教化的帝国，不可能从汉传佛教产生，因为大唐帝国本身就不是一个佛教国家。

因此，两种佛教文化，孰为正宗，孰为二手，岂非一目了然？他虽然还在维持平衡，但其倾向性也越来越明显，他派高僧去印度取经时，玄奘还得偷渡，唐朝可以尊佛，但不会成为一个佛教国家，而他则不然，他要以佛法立国体，以梵文立国语，他的后裔，比他走得更远，搞了两次辩论，让汉传佛教和苯教都出局了，结果引起内外分裂。

对外，与唐朝决裂，导致唐蕃战争。对内，与苯教决裂，导致灭佛的宗教政变，加上大食帝国一步步蚕食过来，一代吐蕃王朝，一个佛教帝国，就这样崩溃了。

李泌划的那圈儿，就像个绞索，套住了吐蕃，将其套在四战之地，四面受敌，蕃人善战，四面出击，亦无奈何，唐虽无力西进，但大食还在东扩，慢慢勒死吐蕃。

其时，那画过《五牛图》的韩滉，上了一道《请伐吐蕃疏》，说吐蕃“西逼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已然衰落，《唐会要》中“大食条”也说，大食“与吐蕃为劲敌，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故唐欲联手大食拉紧绞索。

神道碑隐瞒了什么

杨良瑶出使大食，就是要去联手，他没走陆路，因为陆路上可能会遭遇吐蕃，所以走海路，如《神道碑》所言，“届乎南海，舍陆登舟”，“南海”，也就是广州，荣文指出，天宝年间，广州曾一度改为“南海郡”，后虽复为广州，但“南海”仍是广州别名。

杨良瑶一行，从广州出发，走海路，往巴格达去，那是黑衣大食的首都，在阿拉伯世界里，被人称作“中国国王的礼物”，也许城里充满了中国皇帝赏赐的礼物？

《新唐书·地理志》里，记录了从广州到缚达——巴格达的航路，写法同《汉书·地理志》相似，但所载海域扩了不少，汉唐之分，若以印度半岛东部沿海为一条分界线，那么此线以东，乃汉人曾经海域。以西，从印度河到幼发拉底河，中间海茫茫那一片，汉人未知，由唐人新启。唐以前，国人海通，以下南洋为主，唐以后，开始下西洋。

所以，有人就说杨良瑶是“中国下西洋的第一人”，比郑和下西洋早了600多年。写《神道碑》的写手不能不吹，不管为了什么，既然树碑立传，按惯例，那就得吹，吹喇叭，抬轿子，那才符合碑文体式。至于我们读《神道碑》，那就别跟着往下吹，尤其是将碑文当作史料来读时，首先，就要做一番去伪存真的考索，从歌功颂德里走出来。

碑文中，涉及出使大食那一段，一上来，就一通吹：“昔使绝域，西汉难其选；今通区外，皇上思其人；比才类能，非公莫可。”吹得大唐满朝已无地自容了。

接下来，“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那“绯鱼袋”又是个什么东西？《事物纪原》溯源“鱼袋”制度出于三代时期，曹魏时，曾改为龟形，唐高宗恢复鱼形，用丝袋盛鱼符，其制为“三品以上，其饰金，五品以上，其饰银”，“赐紫则给金鱼，赐绯则给银鱼”，作为官员出入宫门的凭证。武皇起，以其姓武，自命玄武，又改回龟形。其后唐复辟，又回到鱼形。由此可知，杨良瑶为五品以上宦官。

宦官出使，在国内习以为常，出国就非同寻常了，我们不妨先问一下，此次使命，那“充聘国使”的主使是谁？是杨良瑶，还是另有其人？他是被“赐绯”的，还有没有被“赐紫”的？若牵涉到国家结盟，一个“赐绯”的宦官够格吗？“赐绯”二字，也许别有暗示，它偷偷地告诉我们，那“充聘国使”的应该另有他人，杨良瑶有可能是此次外交的监察使。

那主使是谁？没人认领，这么重要的外交活动，到头来却偃旗息鼓，无人提起，这到底为何？盖因天朝上国，聘使海外，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其于个人，或称有功，其于国家，却无脸面，煌煌大唐，何等威仪，天下归心，所向无敌，今有求于夷，乞师于宿敌，其事虽可行，但话头别提，故此一重大事件，未见于唐史，仅见于宦官神道碑。

碑文中，还有一蹊跷，竟然出现了“公讳良瑶，字良瑶”，一个人的名和字完全一致，这很不寻常。德国汉学家萧婷在《唐朝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的历史探究》一文中指出，杨良瑶名与字同，有可能将正式姓名隐藏了起来，其姓名或与国家保密有关。

杨良瑶领了使命，从长安出发，来到广州，面对大海，举行了“剪发祭波，指日誓众”的出海仪式，待到“阳侯敛浪，屏翳调风”——风平浪静时，他便挂帆举棹，放船出海了。下西洋的船，诸如“师子舶”之类的，那就不行了，当时，可供选择的，有波斯船、大食船和唐船，唐船当然是最好的，但大食船最方便，关键还要看怎么个走法。

很显然，唐朝不能像后来的郑和下西洋那样，组建一个国家船队，浩浩荡荡，耀武扬威地去，若有这可能，大唐也就不会飘洋过海去搞什么外交了，如果不能带着天朝上国的体面去，那就要保密，将官船与商船混搭，唐船与大食船并用，悄悄地去。

这回是大唐要去朝贡大食了，这不是什么体面的事，不能大张旗鼓，“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这是写在碑文里的漂亮话，用来表示政治正确的，使团追求的目标正相反，要雁过无声，不事张扬，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总之，要早去早回。

他们日夜兼程，“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神灯”，即航标灯，“仙兽”，指海洋动物，如海豚等，难道当时人发明了用海洋动物来导航的导航术？

就这样“星霜再周”，星霜一周为一年，再周，就是两年，往返两年，“经过万国”，从广州出发，下南洋，过中南半岛，途经暹罗湾，沿马来半岛南下，经由苏门答腊岛东南部，抵达爪哇岛，然后，出马六甲海峡，下西洋，横渡孟加拉湾，顺着印度半岛西岸航行，过阿拉伯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到达大食国弗剌利河(今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改乘小船，北行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再向西北陆行千里，到达终点巴格达。

那巴格达是个什么样子？碑文里一字未提，亦未将它与长安做一下对比，杨良瑶归心似箭，提不起那样的雅致，总之，他如期而归了，碑文里说他“成命不坠”，看来他达到了此行目的，只要看吐蕃此后一天天的烂下去，再无力来侵扰大唐就可知了。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6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