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晨

如果从1945年二战之后美国建立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算起，百年周期已经走到了尾声。美联储从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开启量化宽松——被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誉为“直升机撒钱”战术——到2020年新冠危机时演变成央行加速扩表（包括购买公司债券）叠加针对老百姓的直接纾困，终于在两年后引发了强烈的通胀担忧。美国最新通胀超过7%，创四十年来最高。

如何解局？达利欧在新书《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为全球金融市场面临的挑战给出了两则重要判断：

第一，货币政策是央行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降息、增加货币供给，到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本质而言都是印钞的某种形式。印钞本身并不一定就是坏事，比如欧美过去两年通过量化宽松结合财政刺激的方式，为普通消费者纾困，保障劳动者不会因为失业而陷入困境，确保了欧美社会应对疫情的相对平稳，也为后疫情时代经济的反弹及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火爆奠定了基础。但很显然，这样的刺激政策虽然短期仍能取得一定成效，但长期的风险更大。

任何货币刺激政策的副作用都是在侵蚀货币的信任，尤其在一个百年大周期的尾端，一旦人们普遍意识到货币和债务资产不再是良好的财务贮藏手段，长期债务周期就走到了尽头。结合他对美国的衰落和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衰落这两大前景的预测，未来全球金融市场一定会面临结构性的重组。

第二，央行货币政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也跟政策制定和执行者的“短视”有关。这种短视本身就是一种宿命，因为很少有决策者会用百年周期的框架去分析当下面临的急迫问题，因为在百年长期债务周期中，决策者只能经历其中的一小段，很难具备全局视野。局部最优的选择，放在百年周期中，可能就不一定是最优。

达利欧在这本新书中，尝试勾勒出一套观察和分析大问题的框架，同时试图找出大问题之间的关联。本质上，全球政治经济的演变涉及关于权力和财富的创造，权力与财富的关系，谁拥有权力、谁享有财富，以及拥有权力和财富之后又应该如何作为的一系列大问题。作为全球著名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办人，达利欧引入了进化和长周期这两个重要视角来分析这一系列大问题。

用进化的视角去看待人类组织的变化，无论是社群、公司还是政府，不难发现，谁都逃不出生老病死新陈代谢的规律，有生机勃勃的新进者，有如日中天的霸主，也有日暮西山的衰败者。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让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组织能够少犯些错误，不走弯路，做好预案，同时不做无谓的挣扎，意义非凡。

长周期则强调需要拥抱长期主义，提醒每个人都需要配置自己人生阅历之外的视角，时刻提醒“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囿于自己或者同时代人的固有认知，训练如何超前地察觉变革的来临，从而更好地趋利避害。

在新书中，达利欧试图总结和梳理大国兴衰的大逻辑和大国博弈的可能性，虽是一家之言，但是值得参考。他对中美博弈相对态势的分析，对美国现状的深刻批评，以及尝试换位思考去理解中国，颇有见地。当然，这本书并非尽善尽美，不少问题避而不谈，也暴露出一些思考的盲点，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认清定位

每个国家的发展都有其兴衰的周期，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则决定于大国兴衰的更迭，以及这种更迭所创造的大周期。达利欧试图帮助我们判断中美在各自大国兴衰的周期中的相应位置，以及全球因为正在发生的中美大国兴衰的更迭，处在全球秩序大周期的什么阶段。

美国在走向衰落，所以美国的首要工作是维持和平发展，避免走向崩溃；中国正在崛起，所以中国的首要工作是持续繁荣和发展。这两个论断不难理解，且都直指当下非常容易混淆但却至关重要的议题：中美面临最大的挑战，不是相互之间的竞争，而是做好自己，解决自己面临的矛盾和挑战。

美国需要尽可能解决既有矛盾，延续自己的和平发展，而不是衰落到崩溃的边缘。今年年初美国各界对去年一月暴徒袭击国会山的反思，不难看出，已经有人担心更加尖锐的阶层对立和两极化有可能把美国推向“内战”，也有可能彻底挑战美国现有的法律和规则。

作为近距离观察到中国改革开放变化的投资人，达利欧认为中国的发展建立在外部和内部两大基础之上：截至2008年，外部而言，世界仍处于大周期的和平和繁荣时期，好的外部环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催生了“中美国”的特殊共生关系，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是被广泛接受的通往美好世界的道路；内生动力则是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巨大进步，令中国市场经济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和增长动力。

但当下，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和平、繁荣和全球化的时代已经逐步终结，各国国内贫富矛盾激化，中美大国博弈的时代已经开启。

中国需要持续的繁荣和发展，就需要直面大国博弈的挑战。但中国应对大国博弈的方法仍然需要向内求，怎么确保整体财富规模持续增加，财富分配范围扩大（即改善普通人的经济和健康状况），并扫除阻拦两者发展的障碍。这也恰恰是“共同富裕”政策的题中之义。

二、知己知彼

达利欧对美国的批评是深刻的，这帮助我们更好去理解美国。

用他所构建的国家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的指数来衡量，美国的确应该被归纳为进入衰退期的大国。在分析中，他明显套用了明斯基的论断。明斯基对于资本市场盛衰周期的理论同样适用于企业和国家，其核心就是在繁荣中种下危机的种子，因为繁荣导致过度扩张和骄傲自满；同样衰败又给下一轮兴盛积累土壤。

美国显然已经走过了帝国繁荣的顶点，并表现出来一系列衰落帝国的特征：过度扩张，拜登去年选择断然从阿富汗撤军就是对这种军事上的过度扩张的一种回撤；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新冠显然加剧了知识工作者与蓝领工人和服务业工作人员之间的贫富差距；两极化明显，中间派被进一步挤压，特朗普虽然在2021年下台，但其民粹主义的招牌对共和党的吸引力仍然如日中天；拜登则是中间派无法成事的代表，且被参议员沃伦和桑德斯这样的更极端的左派拉扯。

在书中，他也举了不少案例来凸显美国面临诸多问题却束手无策。

首先是政策失灵，一些明显有益的事情也无法完成。

教育的分化就是最好的例子。康涅狄格州是美国最富裕的州，1980年开启的股市大跃进，金融创新，带来了巨额的财富，达利欧、苏世民这样的富豪都在该州安家，这里也是许多大基金和投资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吊诡的是，该州同时是美国贫富差距最大的州，也是道路等基础设施老旧失修最严重的州。因为贫富差距悬殊，该州贫民区的公立学校辍学率和失联率都居高不下。

之所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也是为什么历史总是一再重复的原因——因为美国教育有它固有的逻辑，联邦（中央）政府并不负责教育投资，教育资金主要依赖房产税，导致富裕社区资源多学校好，贫穷社区资源少学校差，而且两级分化愈演愈烈。

美国精英认清这一问题不难，却无法变更制度去改变，让联邦政府承担起教育投资的责任，这是美国政治陷入泥潭而失灵的明显例子（虽然实际情况要更复杂些）。

其次是假新闻泛滥。作为华尔街著名的投资人，达利欧政治倾向显然偏右，所以他对假新闻泛滥的批评，强调眼球经济对整个媒体的侵蚀，包括《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这样的传统媒体。他认为，媒体的生态出了大问题：“哗众取宠、商业主义和操纵人们观点的政治欲望，已经取代准确性和新闻诚实性。”

相应的，他也援引一些精英表态，在一个媒体不断给人贴标签的时代，“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直言不讳、为真相和正义而战的人是很危险的，尤其是不能得罪那些喜欢利用媒体进行斗争的人。”

第三，他认为美国人缺乏诚实面对挑战的能力。

这又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大多数美国人缺乏思考的历史纵深。美国立国历史短暂，不到250年，美国人对于建国前的独立战争已经缺乏真实的记忆，上一次可能动摇国本的战争——美国内战南北战争——也已经过去了160年，这让大多数美国人无法想象自己的国家也可能陷入内战或革命的深渊。其二则是全民弥漫着“打肿脸充胖子”而不自知的错觉。国民和国家已经不再富裕，而国民仍然认为自己很富裕，寅吃牟粮，透支消费，这是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基于这一大的论断，可以推导出美国经济全民繁荣期已经过去，美国在经济、贸易和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权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达利欧对中国的观察也有其独特的视角。他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很可能是，国民和国家已经富裕，而国民仍然不认为自己很富裕。当然这个判断也有它的小瑕疵——比如如何定义富裕——但总体却很好地表达了一种现实与认知之间的脱节。换句话说，中国需要更加自信，也需要向外投射更多的自信。

当然中国正在成长起来的Z世代，已经超越了这一论断，他们认同国家已经富裕，而自己也很富裕，这就给予了他们极大的自信心，也让他们展示出更多的自主性和多样性。

同样，达利欧在改革开放之初对中国的观察放在当下仍意义非凡。他1984年第一次访问中国就意识到，与其他欠发达国家处在上一个世纪不同，中国的落后是由于其体制缺乏激励性，人们普遍无法接触外部世界。换言之，封闭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坚持开放和拥抱全球化也因此是中国必须坚持的，是推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引擎。

三、值得追问的问题

达利欧基于长时间历史跨度分析得出的大国兴衰规律，的确有一种化繁为简的能力，让人对未来的可能性，尤其是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并且有机会塑造全新的全球秩序，充满期待。但这种大历史的叙事最大的盲点可能恰恰在于对重要细节的忽略或者一带而过。

试举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首先，达利欧对中美潜在的大博弈做了细致的分析，但对如何化解中美竞争并没有提出特别好的建议。他把中美的矛盾主要归咎于文化的差异，甚至有某种宿命论的观点，很难令人信服。从他对全球博弈现实主义的论断中，很容易推导出即使中美之间不存在文化冲突（比如类似美国与英国的关系），大国博弈仍然无法避免。

其次，他对全球储备货币的作用着墨颇多。储备货币不仅能延续大国的霸权，比如美国正不断行使的美元霸权，也可以享受发钞国的超额红利，当然更可以利用这种发钞红利通过大开印钞机，将自己的债务货币化，而让世界各国承担衰落的成本。无论是荷兰盾、英镑还是美元，在大国博弈的早期都有明显的崛起势头。如果历史具备相似性的话，人民币的发展轨迹也应如此。但即使中国已经位居全球贸易老大地位，经济体量也已经是名列第二，人民币使用量仅占全球贸易结算量的2%，远远低于美元的60%。这种人民币尚未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与中国经济和贸易在全球主导地位之间的不对称，达利欧并没有给出更深入的解读和建议，只是轻描淡写了一句“中国最好的举措是增强人民币”。

第三，他没有充分阐释当下技术和创新带来的推动力。与历史不同的是，当下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以及技术带来的变革，比之前任何大周期都要深远地多，尤其是加速的数字化转型，会带来一系列根本性的颠覆，比如加密货币和去中心化金融很可能给传统央行货币体系带来的根本性的冲击，但这些在书中几乎没有涉及。

新书《指数效应》（Exponential）很好地总结了当下的另一组全球都亟需解决的矛盾，即指数鸿沟：一方面技术突飞猛进，以乘数级别增长，另一方面，人的习惯、组织的惯性、制度的更新和变革，却无法及时跟上。指数鸿沟所推动的组织和制度的变革，与大国博弈对全球组织和制度安排带来的挑战，孰轻孰重，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第四，与之相应的是，中美博弈的核心点很可能是科技战。

书中用历史上任何崛起的大国和守成的大国之间都会发生科技间谍战来对科技战做简单的类比显然是不充分的，需要仔细去思考一系列具体的问题。比如，美国是否能够长期对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持续封锁？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体系是否能支撑本土创新在核心技术领域内的攻坚克难？如果能的话，以芯片为例，时间表又会是如何？全球化不仅有两个大国在博弈，仍然会有欧洲、日韩、俄罗斯等国家参与，在技术战领域，又会呈现出哪些合纵连横的空间？即使上一次美国超越英国的全方位大国博弈，参与竞争者也不只是英美两方，历史有哪些借鉴？

第五，如果科技竞争是影响未来全球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也需要追问，民族国家/帝国在未来仍然会是唯一的权力和财富的载体么？要知道，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才确立了国家的概念。

苹果在一月初市值超过三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市值第一的公司。如果我们简单把市值等同于GDP的话，苹果的市值已经超越了全球第七大国英国的GDP。苹果不仅富可敌国，也势可敌国，其产品和服务影响着全球亿万人。如此庞大体量的公司会在未来全球发展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是否会成为和国家竞争的另一种未来财富和权力的载体？它又会对财富和权力的游戏规则，对贫富分化的世界带来什么影响？当然，国家是否是最好理解大博弈的标签？在一个全球贫富分化都加剧的世界，国家的属性与阶层的属性，哪个更具决定性？1%的富人是不是会没有祖国，只在乎财富和利益？。

最后，达利欧经常引用《星球大战》中一句话的变体——Maytheforceofevolutionbewithyou！愿进化的力量与你常在——作为总结。但如果从进化的视角来看，没有绝对意义上最好的制度和规则，只有适合环境发展的制度和规则。换言之，世界运行的规则一定不是机械的，唯一的，需要深刻去思考制度差异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另一方面，当全球化越来越缩短距离，令跨国交流越来越频密，全球相互依赖越来越紧密的时候，制度和规则的相互影响会更多样化，更潜移默化，进化意味着需要以更开放的心态去拥抱经事实检验后有效的制度和规则的创新。

在几年前出版的《国家兴衰》中，摩根士丹利全球战略师夏尔马就提醒，基于某段时间的快速发展而类推一国经济未来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发展，很难靠谱。这可以看做是对达利欧所提出的长周期模型的挑战，如果一个国家在崛起的轨迹上，是否仅仅依靠历史的惯性就能确保崛起？我们需要怎么做去避免失序和脱轨？同样，如果一国已堕入衰落之路，是否注定无可救药？

同样，达利欧自己在书中也承认，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一个国家的财富和权力与国民的幸福几乎没有关联。从以人为本的发展视角来看，国民幸福应该是发展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因此带来的大国崛起只是结果，为大国崛起扫除障碍的大国博弈才会成为必须，因果关系不能倒置。

世界的演变如果真如达利欧所说的那样，遵循普遍恒定的规律周期循环，当然万事大吉。现实要复杂地多，所有人对于大势，尤其是即将来临的改变，都可能是盲人摸象，并没有谁能全知全能。当世界变得日益复杂，与预测相比，及时对变化做出预判变得更为重要。达利欧的历史周期论给出了一种有意思的思维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