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罗马看世界

徐瑾2022-05-30 16:39

文/徐瑾

理解西方,离不开罗马,直到今天人们还把美国叫做“新罗马”。罗马的故事太多了,不易说,且不说古人如塔西佗、波里庇阿、普鲁塔克之类大师,直到现在,罗马学也早已成为显学,单单研究罗马灭亡就足以成就不少大家。譬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倾尽一生之力,探索“罗马帝国衰亡史”,而德国古典学者克里斯蒂安·蒙森则以“罗马史”写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大众来说,不陌生的是,为罗马所吸引的日本作家盐野七生,她的《罗马人的故事》整整写了十五册。

对于中国人来说,读罗马,对比东西方不同的帝国甚至文明走向,更是有切身感触。华人也有不少写罗马的书,不过近来读到兼具有趣与有识者,首推学者李筠的《罗马史纲:超大规模共同体的兴衰》。曾经收到该书印前版,当时还没有上市,先睹为快。不少读者熟悉李筠或许是来自“得到”,不过李筠在政治学领域深耕多年,作品学问正,格局也大,关键还有趣。每次读他的书,都是一次享受,读得可谓滋滋有味。

之前也是算是读过不少罗马史材料,但《罗马史纲》好处不仅在于材料,而且在于材料背后有抓手——换而言之,就是史料背后的逻辑与见识,通过重要的历史节点让大家重新认知罗马。更重要的是,而这些节点并不仅仅是罗列知识点,而是构成了理解罗马的整体框架。

罗马帝国为何至今令人念念不忘?首先,在于罗马之大,或者可以用流行的学术话语说是“超大规模体”。说罗马大,很多中国人大概不那么服气,确实,如果仅仅依人口和疆域而言,罗马未必比得上古代中国。以罗马鼎盛的2世纪为例,罗马人口大概5000万,数量与同时期东汉相当,而土地大概600万平方公里,与西汉类似,比不上后来唐朝元朝清朝等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的朝代。

既然如此,罗马何以以“大”令人印象深刻?关键在于,中国疆域内的人口文化制度很大程度上被视作同一结构(这一点也存在不少讨论),而罗马则横跨欧洲亚洲非洲,人口多元,种族、宗教、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完全不同。也正因此,罗马的大体现在它的多元,它的大也体现在它能够整合这些多元。

诸多热闹背后,李筠在《罗马史纲》中就提出一个大问题或者天问,即多元如何稳定融为一体?这背后的秩序如何构建?通过罗马的案例,他给出一个方向,或者说揭示了超大规模共同体的终极秘密——“就是如何在多元因素之间建立稳定联系,把它们连为一体。”

这就给出了理解罗马故事的抓手。众所周知,罗马的形象立体而复杂,动人而斑驳。理解罗马,如果没有纲领,就容易陷入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成年人读罗马,不仅是读故事,读人物,更是应该读人物故事背后的宪制变迁——毕竟,政治是罗马人的毕生实践,帝国是其最终归属。罗马的历史,从本质的角度,就是政治学尤其是西方意义上政治学的道成肉身。

我们知道,共和是罗马的根基,简单说是贵族、平民各阶层共同治理,其基本要点在于共和属于人民,三个制度构成要件则是选举制、任期制、同僚制。

选举制比较好理解,从执政官到罗马皇帝都是选举的——中国人往往不能理解,皇帝还可以选举?问题正在于“为什么罗马皇帝要选举?”这是因为,罗马的皇帝更多地是军事领袖,是第一公民之类荣誉,比如巴西琉斯(一种头衔、称号)很少达到波斯之类君主的地位,更不用说远东的独裁君主了。

任期制,这是比较容易忽略的一点,早在王国阶段,罗马国王虽然是终生制,但是执政官、法务官、保民官、财务官之类主政者,都是有任期的。任期制度非常关键,在区分罗马是王制还是共和的时候,不是看有没有国王,国王是否是选的,而是看任期制,这一规定其实是最重要的区分。

最后就是同僚制,所有官员基本都是偶数,比如执政官最少也有两位,保民官可以达到10个。这意味着没人可以独揽大权,必须尊重同侪意见——其实今天的副总统副首相,也是一种变形的同僚制。

这个制度的形成其实是和罗马的民情与宪制演绎结合的结果。换而言之,罗马人的性格,珍视公民权利,看重公民教育,这才使共和得以出现,正如西塞罗给国家定义:“共和国是人民的财产(respublica?res?populi)”。

李筠总结,共和强调权力属于人民,强调爱国美德以及复合型的权力结构。这些标准在,共和在,罗马兴,否则,罗马就丢失了共和传统,走向了帝制,并最终会走向衰亡。

值得注意是,阶级斗争任何时候都存在,从这个视角看罗马,也有不同的味道。贵族和平民、军队的角力,也使得罗马在拉锯中成长。都是人民,但是谁在当家做主的话事也很重要。重要一点是,需要区分共和民主这两个概念。在《罗马史纲》中,李筠总结了共和民主的三点不同:共和注重多元治理、精英主义、分权制衡,民主强调多数统治、平民立场、人民主权。

在过去话语中,可能听到最多是,民主总是被认为是好东西,其实未必。从历史看,对民主的评论变好变为主流也只是最近几百年的事。而且,民主很多时候也是民粹的产物,甚至在罗马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民主的胜利或者多大多数的胜利,最终往往不是诞生共和,而是回归帝制。

有了这样的史识再去看罗马,就可以站在罗马的命运高度之上去审视,一切就清晰很多,也可以暂时抛开了很多个人好恶和情感,比如克娄帕特拉的鼻子长短不再重要,凯撒个人品德如何评价也不是要害。甚至,通过这一透视镜,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看法也会有更新。

比如罗马早期的平民领袖格拉古兄弟,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他们是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著名的政治家,他们都担任过保民官,也先后在任上被杀,而且事后还遭遇了罗马最严重的惩罚之一“除名毁忆”,可谓是罗马后来统治者希望抹去的人。过去的历史学家,往往认为他们代表平民利益,触犯了保守势力。如果我们通过共和和民主的透视镜去看,就可以看出,这两兄弟也不算冤枉。他们动机也许是为了平民,改革目的也很高尚,政治上却不那么成熟;尤其,按照当时的看法他们的做法也不是那么地道。

比如为了推进改革,两兄弟都搞了保民官终身制,踢开元老院,这其实已经是在独裁的边缘试探了——在强调共和的罗马人看来,独裁不是意味着一个人做出决定,而是意味着任期制的取消。更不用说,元老院虽然总被说成保守的机构,但是没有元老院,罗马也不是罗马了,毕竟罗马正式名称为元老院与罗马人民,毕竟“权力属于人民,权威属于元老院”。

至于凯撒,不少人认为他内心神鬼莫测。站在罗马制度变化的高度,其实就不必纠结凯撒的个人品质。他的去世,其实是共和转向帝制的关键,他是贵族,却联合起平民,塑造了新的王权——毫不意外,平民的胜利,往往就是贵族制的没落,往往也就是君主制的兴起。他的过早去世并没有改变历史的走向,至于王权的完善,则由他的继承人屋大维完成,其通过元首制度,完全架空了元老院,罗马也正式进入帝国时代。

帝国时代是罗马的鼎盛时代,也是其衰败的开始。为了生存,帝国不得不扩张。扩张必然意味着权力集中于中央,权力集中无可避免;扩张必然使得军事中心远离中央,这也使军队私人化和蛮族入侵无可避免,离心力也随之出现。

罗马对于现代人的政治价值,很大一块在于其超大规模共同体的治理。而罗马之所以特别吸引李筠,如果只能用一句话解释,就在于罗马是西方古代史上唯一的超大规模共同体,甚至可以说是“所有超大规模共同体必须参详的第一对象。”

因此,罗马无疑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李筠指出,罗马是西方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共同体,“她是现代的英帝国、美帝国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但同时,她也有足够多、足够惨痛的教训。罗马的崛起和强盛让人心驰神往,但罗马的衰败和崩溃也让人感慨万千,如果你入戏够深的话甚至会捶胸顿足。”

伟大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之大,其实也体现在其治理与历史背后的复杂性。“她从一个弹丸大小的城邦,变成了世界帝国;从建城时候的七个小山头,变成了接近5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幅员;从罗慕路斯的3000兄弟,变成4600万人口的庞然大物,确实让人惊叹。”

众所周知,罗马从军事征服起家,但其成长却不能止步于军事征服,也就说中国人所谓的,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不说罗马道路和建筑这些可见的基础设施的领先,更伟大是看不见的基础设施,比如安全、法律、市场。如李筠所言,“罗马成为超大规模共同体,必须有妥善的政治安排,让罗马的权力成为护卫道路、建筑、安全、法律和市场的硬壳。罗马建构自身权力的主要方法是间接统治,它是罗马政治统治的精华所在。”

可以说,超大规模体的成长成功与失败,在罗马身上,有着太多不同维度的映射与经验。在罗马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维持罗马的荣光与生存,罗马人为此殚精竭力,也为此战斗,甚至不惜内战。帝国衰亡的命运可以被延迟,但最终还是会到来。

无论我们对于帝国如何赞颂,对于超大规模体如何膜拜,对于罗马的衰亡如何扼腕叹息,但帝国本身就暗含着宏大,也就是人力造化的极限,其治理成本也会急剧上升,这不仅仅是高超如走钢丝的政治技巧,而是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态——换而言之,以人力抗衡自发秩序。

有人曾经说希腊人聪明,把天下的问题都想过一遍。对比之下,罗马人就显得务实多了,某种意义上,现代人更容易和罗马人亲近,毕竟形而下学,更有共鸣。

对比现实,罗马史可能更真实,也许更壮美。有英雄龙争虎斗,有帝国变迁,有宪制斗争,有人性波折,端得一部人类文明大片——难怪,德国诗人歌德说,看到罗马,就看到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