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过“魏玛化”命运的俄罗斯

柳展雄2022-06-08 14:47

柳展雄/文

1990年代苏东剧变,全球现代最大的一次经济制度大变革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波兰捷克等国经过改革早期阵痛,焕发新生。而叶利钦执政期的俄罗斯是另外一副景象,少数商人在灰色地带游走,积累财富,变身为左右政局的超级寡头。《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利》叙述了这个暴富年代。本书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优点在于故事生动,作者戴维·霍夫曼美国记者出身,1995-2001年间驻莫斯科,采访过政界高层和财富大亨,拥有第一手资料。缺点也正是霍夫曼的记者思维,没有学院派专业人士的认知和格局感。他过于苛责叶利钦政府,低估了转型期的艰难程度。

从软弱总统到巅峰状态

俄罗斯共和政体自诞生起,就在极左和极右的冲击下艰难维生。出自克里姆林宫的施政法令,几乎没有一条能顺利迅速地落实,都要经过国会的杯葛。通常认为俄国的经济失控,由于休克疗法方案过于激进。

1992年1月休克疗法实施,一度出现起色,物价稳定下来,财政赤字减少,卢布从剧烈贬值中恢复,甚至在2月、3月间大幅度升值。但是七嘴八舌的议会出来坏事,腰斩了休克疗法的后续政策,下半年财政形势急转直下,卢布狂跌,变成一张废纸。休克疗法的设计师盖达尔,辞去总理职位。因为朝令夕改,所以苏联解体后,市场经济体制迟迟未建成,民生困顿。

贫困又促使政治极端化,承受转型阵痛的莫斯科工人贫民走投无路,把希望寄托在极右翼。仇恨犹太人和崇拜希特勒的声音此起彼伏,新纳粹的幽灵在二战战胜国的土地上徘徊,亚历山大·巴尔卡绍夫的"俄罗斯民族统一党",亚历山大·伊凡诺夫的"俄罗斯人民民族党",尼古拉·李森科的"民族共和党"等极右派系,各占山头,在大街上耀武扬威。

1990年代的国际社会不乏悲观论调,欧美观察家预测俄国内乱频仍,软弱无力的当局会重蹈魏玛共和的覆辙,新生的自由主义夭折。

喋喋不休的党争以戏剧性的“炮打白宫”收场,1993年10月3日、4日,叶利钦采取武力恫吓,调遣坦克炮口对准白宫(俄罗斯的议会大厦也叫白宫)。政出多头的局面结束,总统此后成为国家的最高主宰。

暴力行动在20世纪后半叶的民主转型中司空见惯。相比之下,“炮打白宫”造成的流血伤亡,非常轻微。

事情原委上,第一个掀桌子的不是叶利钦,议会方面首先动武占领市政府,刻意制造冲突,因此道义大大失分。两个月后的总统大选再次确认了民众对叶利钦的信心,批判当局的声音局限于少数自由派。

炮打白宫到1996年大选之间的三年岁月是叶利钦的巅峰状态,在此之前,他有民望而权势不足,在此之后,他的地位岿然不动,名声却已经烂大街。在第二届总统任期,叶利钦已蒙上了腐败、专横独裁的恶名。

1996年大选的前夕,发行量最大的几家日报同时刊登了银行界人士的公开信,包括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斯摩林斯基、波塔宁、霍多尔科夫斯基等13位富豪寡头,请求叶利钦与俄共领袖久加诺夫,按照联合政府的模式,高层洽谈,双方瓜分政府职位。

在温和自由派的劝谏下,叶利钦放弃了这个公权力私相授受的方案,尊重宪法程序。从目的初衷和事实效果来看,叶利钦不是独裁者,他仅仅想提高效率,为务实的改革保驾护航。可惜事与愿违,大权集中后,也没获得经济成功。

没有市场化改革

今天的俄国将是个穷国

休克疗法曾经奇迹般地把智利带入发达国家俱乐部,俄罗斯没能建立起自由企业制度,实现智利那样的富裕,主要责任不在领导人。

两国的土壤环境不同,在智利,市场经济成分是多和少的问题,而在俄国,市场经济成分是有和无的问题。苏东阵营经过60多年的计划经济,整整三代人缺乏市场竞争经验,离开了铁饭碗,绝大多数人缺乏谋生能力。拉美式民粹主义在斯大林体制面前,小巫见大巫。

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允许开放私人经营后,还是没多少人开企业,因为没人懂怎么定价,怎么找买家。苏联解体前夕,全国2.9亿人口,只有30万商人,其中不少人有国企干部背景。这些人有着精明的头脑和敢作敢为的闯劲。

寡头之一的尤里·卢日科夫原本是苏联食品企业里,少有的出色管理者。他接手的蔬菜基地效率低下,包装分类随意,仓库肮脏恶臭,发黑的胡萝卜、变质的卷心菜和发霉的土豆售卖到市场上。卢日科夫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市民们获得新鲜的蔬菜供应。

俄国在生活水平最高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仍然不能免于物资短缺。莫斯科的闹市区随处可见,买商品而排起的长队。人们为了买4个菠萝排90分钟的队,为了买3个卷心菜排3个半小时的队。莫斯科有次销售地毡,排队持续了整整两天两夜,人数估计在1万至1万5千,因为地毡一年只上市一次。

即便在经济周期性萎靡的拉美,消费者也很少碰到过排队情形。根据粗略统计,俄罗斯妇女每天要花两个小时排队,一周七天,天天如此。看到有人排长队,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加入队伍再说。具体是什么商品,前面的人会传话给后面的人。

励精图治的戈尔巴乔夫在市场化改革上作为不多,他继续关闭国门,限制欧美外资,在农村保留公有制,限制乡镇企业。“市场”理念已经被批判了数十年,戈尔巴乔夫始终小心翼翼地回避提及市场这个词,如果非要用到,也是用“社会主义市场”这个说法。

叶利钦在经济转型的态度较为模糊,他愿意进行尝试,但是为了更重要的政治斗争,他会立即让步。休克疗法的设计师盖达尔,就遭到弃车保帅,1992年黯然离场,再也没回到克里姆林宫。

1990年代主导市场化进程的高层人士分为两类,无私的、抱有纯粹信念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盖达尔正是其典型代表;办事得力,但怀有私心的能吏,他们认为市场化使得国家富强,同样认为自己应该从中获得回报,这类人涵盖了左右两个派系,卢日科夫是中左势力的典型代表,他后来当上高官,利用职权的便利,大行敛财。

能吏型政治家在中右派系更多,他们的领军人物切尔诺梅尔金贪污腐败,却又才智出众,是俄罗斯共和国的李鸿章。1992年他取代盖达尔,成为叶利钦政权内干得最久的总理。休克疗法经过能吏们的改造后大变样,效果打了折扣,因此改革阵痛格外剧烈,但是如果休克疗法保持原样,不可能获得国会的通过。

切尔诺梅尔金包办了大部分财政改革任务,因此改革的种种负面后果,他负有主要责任。超级寡头跟切尔诺梅尔金勾结,拿到了近水楼台的政策优势。很多寡头原本是在市场自由竞争中胜出的人,可惜他们习惯于旧制度的路径,走后门、拉关系,占据垄断地位,碾压其他竞争者。

1990年代俄罗斯的民不聊生,归因于切尔诺梅尔金,而普京执政前期(2000年—2010年左右)俄罗斯的欣欣向荣,同样归因于切尔诺梅尔金。如果没有他的改革铺垫基础,国家很可能像白俄罗斯那样穷困。

原属苏东阵营的国家,白俄罗斯改革最少。总统卢卡申科坚持国企的主体地位,没有实行彻底的资本主义。2000年只有176家国企改制,2001年为100家,2002年为194家。到2003年1月,总共仅有三分之一的国企进行了私有化。今天,白俄罗斯就业人口约362万,其中230万人在国有经济部门,132万人在民营经济部门。也就是说,全国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在国企里。

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经过彻底的市场化转型,已经变得富裕。2008年这些国家的人均GDP都在1.7万美元以上,斯洛文尼亚已近3万美元。而白俄罗斯人均GDP只有可怜的6000美元,在卢卡申科的治理下,产业萧条,股市疲软,2015年全国GDP下降了3.9%,2016年下降了2.6%。换个角度来看,卢卡申科的路线,其实是假如戈尔巴乔夫继续执政,没有倒台的路线。经济体制小修小补,不触动根本。

在叶利钦时代的最后九个月,私有化的正面效果逐一浮现。工业总产值增长了7.5%,预算收入增长3%,拖欠老年人的退休金全部偿清,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双双下降。西方经济学家当时预测,俄罗斯的颓势至少会持续2到3年,结果GDP出人意料地突飞猛进。

然而,此时叶利钦的总统任期结束了。油价的变化更加显露出国运无常,之前长期低位的国际石油价格,在21世纪头一个十年急遽上升,每桶原油价格涨到140美元。俄罗斯依靠卖石油以及天然气等其他资源,获取巨额财富,再投入到医疗养老各项民生福利。

运气欠佳的叶利钦只是坐拥丰富资源,他的继承人上台没几年,就赶上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不得不说,造化弄人。

叶利钦的个性

纵观俄国史,锐志改革的沙皇(典型代表:叶卡捷琳娜大帝和亚历山大一世),个性均偏向阴柔、谨慎,城府较深。只有这种类型的人,才有手腕和智慧,巧妙地打击既得利益集团,又不引来反攻。绰号神秘沙皇的亚历山大一世心思善变,最亲近的大臣都难揣摩上意。叶利钦的性格,更偏向亚历山大三世等守旧反动的沙皇,粗野、质朴,不懂得纵横捭阖,不深思熟虑,动手蛮干,“炮打白宫”就是典型的莽撞行事。

这种鲁莽性格并非完全有害,它能转变为勇士的必备素质,在乱世之中,尤为可贵。八一九事变最初之际,人心惶惶,亲信和美国外交官都建议叶利钦躲起来。之前大言不惭,自称誓死捍卫自由的政客,到了关键时刻,纷纷明哲保身,中央内阁的列位部长清一色表示顺从。莫斯科副市长尤里鲁日科夫承诺组织反击活动,绝不向政变分子认输,结果自己跑路开溜。

而叶利钦走出家里,直奔政变现场。负责监视总统一家的克格勃小分队惊呆了,他们以为叶利钦会像其他人那样慌张逃亡,没想到这个不怕死的家伙,竟然乘总统专车,前往政变军队驻守的莫斯科市中心。

在坦克和狙击手的包围中,叶利钦从容拿起《告俄罗斯公民书》,呼吁士兵们不要对同胞开枪。尽管八一九事变的平息,幕后各方博弈起主要作用,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当时叶利钦是用生命在冒险。

豪迈粗鲁的性格,在他前半生,颇有裨益。为人处世上,戈尔巴乔夫是叶利钦的反面,戈氏注重品位,时时表现出仪态高雅,以致于显得矫揉造作。作为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戈尔巴乔夫拥有良好的诗歌文艺修养,熟读普希金、果戈理,社交圈子充满了阳春白雪的气氛。

贫寒家庭出生的叶利钦,生活上保持农家子弟的特性,他在公务上咨询教授、高级知识分子,但不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和这类人发展友谊。叶利钦是典型的俄国人,除了酒,没有其他爱好,对文学更是一窍不通。他不拘小节的性格,呈现出亲民做派,跟普通人一样乘坐地铁上下班。

硬汉作风适于除旧,而不适于布新,叶利钦后半生的悲剧与此密切相关。改革势必造成损害,明智的最高统治者会与改革保持恰当距离,让负责具体事项的实干者承担骂名,领袖至高无上,一切错误归咎于部下。如果叶卡捷琳娜大帝和亚历山大一世转世生在1990年代,肯定会拿切尔诺梅尔金下手,把他推出去,平息汹汹民意。

叶利钦的个性不适合充当改革家。尽管“炮打白宫”的实质伤害很小,但象征意义过大,在俄罗斯现代历程划了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痕。西方专家曾做过事后推演:如果叶利钦在1993年暂时地、体面地撤退,避免正面冲突,今天或许俄罗斯就是一个富裕的国度了。

在苏东剧变后当选执政,注定是个劳累差事。计划经济体制给各国留下了低效率企业和高额债务,无论谁上台,烂摊子就到了谁手里,他们大概率被财政问题弄得手忙脚乱。届时叶利钦能以退为进,卷土重来,到时候局势肯定更有利。但是,他做出了另外的选择,没有向政敌妥协。

叶利钦对权位的执著,有着个人原因。1987年十月革命胜利七十周年的苏共中央会议上,叶利钦临时发言,坦诚国家危机重重。这个举动几乎令叶利钦政治死亡,戈尔巴乔夫为了这一丁点的逆耳忠言,就大发雷霆,把他踢出政治中枢,下放到地方。

平时里交好的朋友全都离他而去,落井下石,谁也不想和一个失宠的官员扯上关系。多年后叶利钦愤愤地回忆道:“许多人和我断绝了往来,他们曾经把自己伪装成同志和朋友。但那不过是因为我曾经是首长,当过莫斯科第一书记,他们曾经需要我,如此而已。”

在下放地方,任职于斯维尔德诺夫斯克州的低谷期,叶利钦依然尽心尽力。在十年里他跑遍了全州56个主要城市,每个城市都至少去过四次,深入基层,和老百姓谈心。

幸而,苏联末期风云变幻,民望极高的叶利钦,趁着选举的东风,重新返回到了中央。不过,猜忌多疑的性格从此定型,经历过众叛亲离的人,只会相信自己,余生往后抓住权力不肯放手,生怕再度失势。

这种不安全感时刻缠绕叶利钦,在当上总统后,仍然挥之不去。1993年议会的政治攻势袭来,坚定还击不妥协,成了他本能的第一反应。趁着战胜议会的余威,总统职权大幅度扩张,被媒体称为“民选沙皇”。

1996年总统大选同样是以退为进的好时机,休克疗法的负面效果到达极限,正面疗效尚未凸显,庞大的失业者怒气冲冲。

再一次叶利钦没有急流勇退,勉强胜选,他把希望寄托在市场化改革尽快生效,民生复苏。然而,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席卷而来……

温和中间力量的壮大

市场化进程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间接刺激了反犹情绪。犹太人素来擅长经商,当苏联的枷锁解除后,他们重操老本行,其中最成功的为米哈伊·霍多尔科夫斯基,他后来位列寡头之一。俄罗斯经济命脉在石油,而俄国最大的石油公司在这个犹太人手里。

极右翼施展出老伎俩,把反犹主义和打倒财阀混为一谈,辱骂"犹太佬"的声音在电视台公开播放。久加诺夫一度随波逐流,附和说:“我们的人民不会眼睁睁看着犹太复国主义资本毁灭俄罗斯的经济,抢夺大家共有的财产。”

仅 1990年,移民人口就有185227。按照比例来推算,相当于美国接收整个法国人口。总共有大约120万犹太人背井离乡,迁徙到以色列。这些流失的犹太人大部分受教育程度较高,拥有现代知识技能,超过十分之一的移民为工程师、技术员、程序员。宝贵的技术人才白白送到了外国,以色列高科技公司梅蒂诺85%雇员左右都是犹太人移民,自动化光学巨头奥宝,同样以俄国犹太人为主。

当1998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抵达乌拉尔山以西后,不详的记忆被唤醒了。纳粹在第一次经济危机崛起,在第二次经济危机上台,欧美观察家断言叶利钦政权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整个政治上层建筑将会崩溃,魏玛共和的命运落在莫斯科,一时间“魏玛化”这个词频频出现在报纸版面。

公开鼓吹实行法西斯,要解散民主体制的日里诺夫斯基是1990年代最有潜力的极右分子,他刮起强劲的民粹旋风,余波延续到普京时代初期,民间在野阵营,他和久加诺夫、绍伊古(自由派领袖)三足鼎立。

虽然叶利钦—切尔诺梅尔金政府令人失望,可这是温和力量最可靠的保护伞,现政府若是倒台,局面不可收拾。叶利钦坚定地谴责排外主义法西斯言论,他还向国会发起邀请,而后者拒绝合作。如果左右派按照阶级来划分,那么叶利钦是大部分左派的对手。如果左右派按照民族文化来划分,那么叶利钦肯定不是沙文主义者、新纳粹分子的朋友。

按照总统的设想蓝图,俄罗斯最佳政治生态,带保守色彩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双峰并立,形成良性竞争。为实现目标,叶利钦乐意扶植温和的“中左”力量,排挤极左。这个计划流产的主因是经济低迷,俄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率,收获了议会的157席,成为国会最大党。

不久后的1996年总统大选,久加诺夫来势汹汹,第一轮投票仅落后3个百分点。由于担心国家内乱,永无宁日,讨厌叶利钦的人捏着鼻子投票支持了他。民意调查显示,44%的俄国人认为,极右翼肯定不容许俄共人马当政,如果久加诺夫成为国家元首,日里诺夫斯基那帮法西斯暴徒指不定干出什么事来。

叶利钦再怎么不堪,仍然是维系国家安危的唯一希望。走中间道路的过程中,叶利钦特赦了14个参加谋划八一九政变的前苏联高官,以表露和解的诚意。也因为这种策略,叶利钦和盟友的关系疏远,以前拥护他的寡头,到后期纷纷反水。1996年大选,卢日科夫在游行队伍中,大喊口号:支持叶利钦,就是支持自由!到了叶利钦在位的最后一年,卢日科夫与总统决裂,数落他大大小小的毛病。

1998年金融风暴来袭后,国会的温和派系趁势而起,向“民选沙皇”发难,同时温和派系又注意分寸,点到即止,不彻底削弱叶利钦,以免出现无政府混乱,让极端主义浑水摸鱼。

作为党派斗争的后果,克里姆林宫频繁换相。3月份,在没有一丝征兆的情况下,叶利钦突然解除了切尔诺梅尔金的总理职务,后者恍惚许久,他忠诚效劳,没想到会一夕之间丢失官位。继承人基里延科火速上位,又火速下台,他的新内阁5个月后败给了金融风暴,被免职解散。接替职务的普里马科夫老成持重,政界都预测这种稳健派人物会待得长久,然而未能逃过出局的宿命。新内阁的寿命更短,斯捷帕申当了2个多月的总理就走人,直到普京(这位铁腕强人在1999年还只是小角色)继任,局面总算稳定。

总理的提名人选既要具备治国平天下的能力,又要获得国会的认可,这样的人物凤毛麟角,于是两年时间,总理之位走马灯式换了五个人。切尔诺梅尔金曾伺机,欲东山再起,但他是财界寡头最贴心的代理人,议会的左派坚决阻挠。提名获得通过的总理要么是中间党派人士(基里延科属于民主派,普里马科夫倾向中左),要么是非党派的纯事务性官僚(斯捷帕申和普京)。

在国会和克里姆林宫的反复磨合中,1998年金融危机解决,而经济回暖,又利于中间势力。叶利钦所梦想的政党格局在1999年12月选举,呈现出一丝希望。中右派系壮大到72席,中左合计66席,俄共议席减为111席,虽然席数最多,但失去了一家独大的地位。按照这个趋势,俄罗斯各支力量整合,或许会形成类似英国保守党和工党的良性党争。

俄罗斯虽然后来没形成这个理想的两党制格局,但至少避免了最坏的结局,在经济崩溃后,法西斯没能兴风作浪,成为气候。叶利钦竭力压制极端主义,庇护了温和理性的力量,俄罗斯在漫长的转型期,多民族多元化的国家没有发生族群仇杀,境内除车臣外大体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