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明睿/文

“我为什么要替后人操心？他们为我做过什么吗？”

这是美国喜剧演员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Marx）的一句经典笑话。笑话之所以是笑话，自然是因为，如果认真看待这样的话，会觉得很荒谬。人一般相信自己没那么自私。在很多问题上，人们也确实会为后人着想。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根据预期寿命的估计数据，现在包括你我在内的成年人，绝大部分到2100年将不在人世，那时的环球凉热我们不会有切身体验。尤其是以不少国家政治领导人的年龄，他们甚至很可能都没有机会感受到21世纪下半叶第一个夏天的温度。而本世纪末将在世的人们现在大多还未降生。不过，多数人还是在乎子孙后代的利益，愿意为应对气候变化付出努力，强大的舆论声势因此推动近两百个国家签署并批准了《巴黎协定》，承诺将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并采取措施争取把升幅更进一步限制在1.5℃以内。

全球变暖会影响未来多个世代超过百亿人的生活。这已然是个庞大的数字。但牛津大学副教授、哲学家威廉·麦卡斯基尔（WilliamMacAskill）在新书《我们对未来的责任》（WhatWeOwetheFuture）中认为，值得关心的后人远远不止这么些，我们的眼光应该要长远得多。他曾于2015年出版关于“有效利他理念”（effectivealtruism）的《好上加好》（DoingGoodBetter）一书，倡导以讲证据、求实效的方式更理性地做慈善，得到比尔·盖茨和史蒂芬·平克等意见领袖的推荐。今年这本书则想要向普通读者系统介绍“长远主义”（longter－mism）这种伦理学观点。长远主义不只关乎今后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歌词里经常用于夸张修辞的一万年，而是要我们以百万年甚至亿年为单位来思考如何改善人类的未来。

未来之广大

假如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期限和典型的哺乳动物一样长，那大概会是一百万年。再假定往后的岁月里，世界人口维持现有规模不变，那么未来还将有约八十万亿人出生，万倍于现在的人口数量。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可能性。与其他哺乳动物不同，人类是智慧生命，有能力避免它们所遭遇的灭绝命运，直到地球不再适合居住。根据天文学测算，地球还能保持数亿年宜居状态。按此重新计算，未来的人口总数与目前的全世界人口之比会达到百万比一的数量级。再考虑到这几亿年里的科技进步很可能让我们在附近的星系建立殖民地，并以其为跳板触达数以亿计的星系，即使这一科幻般的情景只有1%的概率实现，我们的后代数量之巨大，也将上探至让人眩晕的级别。无论是哪种情形，现在活着的人都只是从过去到未来全体人类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

一万二千年前人类进入定居农耕时代，六千年前第一批城市才开始形成。以刚才讨论的时间尺度来看，我们其实是站在整个文明历史的起点。如果把这部历史比作人的一生，现在的人类文明充其量还只是个婴儿。而此时的我们能影响到的后代却有如此之多，责任不可谓不重大。

我们的道德责任

不过等一下，生活在遥远未来的人们，难道不会照顾好自己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要应对气候变化，要减少碳排放，主要是因为现在每个人每天就在排放，在加速全球变暖进程，而最严重的后果要几十年后才会显现。况且受此影响的后人离我们并不遥远，时间上可能还有交集。而要与几万年甚至几亿年后的人共情，似乎有些强人所难。一旦谈论起长时间跨度，格劳乔·马克斯的问题突然就变得不太像个笑话了。

哲学家们喜欢做思想实验，麦卡斯基尔也不例外。针对时间上的距离问题，他请我们想象自己在野外徒步旅行时不小心摔碎了一个玻璃瓶。捡拾玻璃碎片很麻烦，但不清理干净的话，说不定以后会有个孩子无意中踩在上面，被严重割伤。如果真的有孩子因此受伤，事情是发生在我们离开的几天后、几年后，还是一个世纪以后，对于这一伤害的严重性和我们的道德责任大小，有什么影响？大概一般人都会说，不应该有任何影响，哪怕一个世纪后踩伤的孩子从现在起还要过很多年才出生。著名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Cowen）与已故的伟大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Parfit）在多年前合作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从另一角度构想了一个多少有些奇幻和古怪的思想实验：假设你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发现自己竟已是癌症晚期，即将不久于人世。而原因是，古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某天晚上多吃了一块甜点，由于某种她其实心知肚明的魔法机制，这一举动会导致两千年后必有一人年纪轻轻便要死于癌症，这个人不幸就是你。那么女王吃掉那块甜点，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吗？显然不是。

所以，不能因为一个人与我们相距遥远，就轻视其道德分量，无论距离是空间上的，还是时间上的。如果我们能够减轻乃至消除他们所受的伤害，或者明显改善他们的处境，当然就有理由去做。未来人口可以达到天文数字还意味着，就算我们帮到他们的概率很微小，或者只能为他们每个人增加一点点福利，预期能增加的价值也会十分浩大。只要不要求做出非人的自我牺牲，我们就有行动的责任。用书中的话来说，这是我们时代一个关键的道德优先事项。

如何影响未来

如此泛泛而论，逻辑上没有什么问题，偶尔琢磨一下思想实验也很有趣。但有没有可能，我们再怎么拼命，对后世的影响在几百年后都将被历史长河洗刷殆尽，就像前人同在日光之下所做的很多事那样，“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马可·奥勒留曾慨叹活在他五个世纪之前的亚历山大大帝的拓疆大业在其身后迅速消散，只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且终将被淡忘。我们何来自信能比这位帝王有更长盛不衰的影响力？

本书请读者把行动后果的重要性（significance）、持续性（persistence）和或然性（contingency）三种因素结合起来思考这一问题。重要性是指行动所引发的事态给全世界在任一时刻所增加的平均价值，例如加大碳减排力度将世纪末升温幅度控制在1.5℃而非2℃，平均来说能给21世纪下半叶或22世纪某个时间点上的人们额外增加多少福利，或者减少多大规模的损失。持续性顾名思义就是指影响所能持续的时间。或然性需要我们具备反事实（counter-factual）思维，设想如果我们不行动，所意欲的事态以后是否也迟早会发生。牛顿发明微积分就没什么或然性，毕竟莱布尼茨几年后便独立完成了大致同样的工作。在三种因素组成的思维框架下，作为示意，把重要性、持续性和或然性三者相乘，我们就得到了行动的长期价值。

那么我们现在往什么方向上使力，最有希望增加更多的长期价值？不太可能是搞文艺，因为尽管认真创作的每部作品都可以是独特的，从而满足或然性条件，但现实地来看，万世流芳的概率极小，很难有什么重要性和持续性可言。追随马斯克的步伐，投身于脑机接口、移居外星球的研究，怎么样？这些事情也许足够重要，一旦实现也能持续，但参与的人少一些，可能也就是推迟一两年实现，算上或然性，价值就很有限了。

形塑价值观

麦卡斯基尔主张改良社会价值观，推动文明的整体轨迹向更高层次提升。他发现，在很多问题上，价值规范在一段时期内是可塑的，也就是说有走向不同方向的可能，而在汇集到某一方向之后就逐渐锁定，既没有太大变动，也不再多元化，因此在早期具有高度的或然性。他举了国人熟悉的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例子。当时最为风行的四家是儒法道墨。麦卡斯基尔对墨家激赏不已。他觉得，以兼爱为核心的墨家学说可以理解为，在平等对待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基础上，追求全社会的最大福祉，堪称功利主义先驱，领先了边沁和密尔等英国哲学家两千年。但以法家政治思想治国的秦最终统一了中国，后来汉朝又独尊儒术，导致儒家在其后两千年时间里都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当然，书中这一套表述有点过于简化。中国两千年来被锁定的不只有儒家。按照秦晖先生的说法，帝制时期实际上是儒表法里。但无论如何，更为向善的墨家战国之后被彻底边缘化，影响力甚至不如道家。假如当时墨家的武装组织再强一些，守城术再精良一些，策略上再周全一些，历史或许可以是另外一副模样。

可能有人认为儒法国家的形成难以避免。那我们再来看看书中另一个例子。两百多年前，世界各地的人们对奴隶制的态度还与今天有天壤之别。有史以来直到当时，不论欧洲、北美还是亚非拉，各个社会的主流看法基本上都还是，奴隶的存在是个近乎自然的事实，谈不上不道德。但从18世纪起，英国本土和北美一小群持道德激进主义的贵格会教徒，被奴隶们的悲惨遭遇所震动，掀起了废奴运动，促使英国1807年率先立法废除并打击奴隶贸易，随后在境内禁止蓄奴。

有学者用工业化等经济方面的因素来解释英国废奴，简单来说就是经济发展使得靠奴隶赚不到钱了。如果这一理论真的成立，就算没有那些宗教激进人士的奋斗，奴隶制在之后的若干年里也会自然消亡，创造历史的也未必是英国。但近几十年来史学界的共识是，废奴的经济解释站不住脚。制糖业是奴隶劳动的重灾区，而英国殖民地的糖产量多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英国自身也是糖消费的第一大国。废奴导致糖价上涨了一半，之后几年英国消费者因此承担的额外花销达到了总支出的约5%。英国政府赎买奴隶的开支相当于当年财政开支的40%，为此债台高筑，直到2015年才清偿了该笔债务。英国还游说其他欧洲国家签订废奴条约，有时甚至不惜为此行贿，并出动皇家海军在海上长期巡逻，查处贩奴船只。

据估计，自1807年起的60年中，英国平均每年为遏制奴隶贸易付出的成本高达国民收入的约2%，数倍于现今该国对外援助支出占GDP之比，与近年来的国防开支占比也相去不远。由于海上和热带地区卫生条件欠佳，疫病多发，负责执法打击贩奴行为的皇家军队几十年中共计有五千名左右的官兵失去生命。总而言之，英国为废奴承受了昂贵的代价，经济上完全不“合算”，非道德热忱不能解释，而这又只能归功于那些贵格会教徒与当时社会“常识”的激烈斗争。如果没有他们，人类从早期农业社会开始已经维系了数千年的奴隶制至今仍大规模存在，让数亿人陷于锁链之中，并非不可想象。事实上，本书出版后不久，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劳工组织就发布报告，估计2021年全世界有五千万人生活在现代奴隶制中，而这个数字甚至比五年前还多了一千万。历史上不乏更严重的倒退。书中提到，二战时纳粹德国共强迫1100万人劳动，其中3/4是平民；苏联的劳改营（古拉格）中也曾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迫服苦役。奴隶制的废除并不是经济发展能自动带来的历史必然结果，它甚至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实现。

由此可以看出，改进社会价值观，比较容易同时满足重要性、持续性和或然性这三个条件。紧接着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推动道德观念向什么方向演变。麦卡斯基尔建议我们推广更抽象、普遍的道德原则，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之类。这是因为，在长远的未来，社会、经济、技术条件都会与现在大不相同，微观指导有很大概率会过时，抽象的信条则允许后人自己因地制宜。在此基础之上的具体层面中，我们应该维护多元价值观，以免文明的未来被早早锁定在不利于自由繁荣的单一价值体系内。两百多年前，奴隶制还是世界的常态；一百多年前，性别平等在多数社会还未成为道德共识，甚至今天在一些伊斯兰国家还有待于进一步争取。几百年后的人们审视我们的道德现状，会不会认为我们自认并无不妥的一些观念其实愚昧得可怕？完全有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保留多种价值体系，尽量减缓它们的合流速度，让它们有充足的时间相互竞争、辩论，进而反思、改良，至关重要。

在麦卡斯基尔看来，全球价值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趋同。他举的例子是各国对新冠疫苗人体挑战试验（humanchallengetrials）的保守态度。

我们知道，新药或疫苗研发，需要经过多期试验。获批前参与人数最多、历时最长的阶段是III期临床试验。就疫苗而言，通常需要成千上万名受试者接种，并观察其在日常环境中的后续效果，耗时数年。即便考虑到事关紧急，加快流程，可能也要近一年。辉瑞和BioNTech共同研发的mRNA疫苗，2020年12月基于试验进程中已得的部分数据，得到美国FDA在公共卫生紧急状况下启用的紧急使用授权，后成为全世界首个完成III期临床试验程序并正式获批的新冠疫苗，2021年8月方才拿到FDA的正式许可证。

而如果招募一些年轻、健康的志愿者，在知情、同意、非商业化、可知危害较小的前提下，让他们在隔离受控环境下接种试验疫苗并主动接触病毒，供研究者观察其免疫反应，在时间和人数上都可大大缩小范围，仅需三个月左右时间，几十人参与即可。这就是人体挑战试验，此前曾用于霍乱、伤寒、疟疾、季节性流感等流行病的疫苗开发。

2020年3月，正当各路人马争分夺秒地研制疫苗之际，开始陆续有多位生物伦理学家提出，在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流行中，应当允许开展人体挑战试验，用来替代III期临床试验，以加快疫苗开发和审批进度，尽早推出可用疫苗。4月，《自然》杂志官方网站报道，已有一家非营利组织征集到一千多位志愿者，随时准备参加试验。同月，美国众议院35名议员致信行政监管部门，7月又有包括15位诺奖得主在内的一百多位科学家发出公开信，均呼吁尽快启动人体挑战试验。5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份关于人体挑战试验的伦理指南，认同此类试验有助加快疫苗开发，并判定在满足若干条件的情况下，伦理上可行。

然而，整个2020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放行人体挑战试验。直到2021年2月，才由英国迈出了第一步。据世卫组织估计，新冠大流行头两年与其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死亡人数约为1490万。由于没能在2020年上半年开始人体挑战试验，首批疫苗推出的时间推迟了几个月，可以合理推测，有数以百万计本可挽救的生命因此而逝去。

各国监管机构迟迟不批准，或者根本不考虑人体挑战试验，原因可能不止一条，也未尽相同。但可以想见，伦理上的保守态度必是主要因素之一。当时就有学者反对说，即便志愿者知情同意，而且以其身体条件也不太可能发展为重症，但在有效的治疗性药物出现前，将他们置于高风险之中，是不道德的。支持者则认为，允许这些具有牺牲精神的志愿者参与试验，其实和雇用消防员不无相似之处，都是让少数人在紧急情况下冒一定危险救更多人于水火之中。在每一小时新冠死亡数都比试验所需人数还多的时候，大谈让人自愿参与试验不符伦理，只能说是舍本逐末，对那些正在和即将死去的人们也没有什么公平和道德可言。

抵御生存性风险

这个人类与瘟疫搏斗的例子，其实也与本书随后对生存性风险的关切不无关系。抵御生存性风险，是通过影响道德观念抬升文明轨迹之外，另一种增加长期价值的途径。未来可以有天量价值，但前提是人类真的有个未来，所以未来的价值必须根据文明被摧毁的概率相应地打折扣。压降风险，少打折扣，也就能大幅提高预期的价值。麦卡斯基尔的同事托比·奥德（TobyOrd）2020年出版，2021年翻译引进国内的《危崖：生存性风险与人类的未来》是对此的专题讨论。相较之下，麦氏此书更侧重哲学，两本书可以互补，也都提醒我们，相较于已经备受关注的气候变化，大国核战争、病毒大流行，以及有悖于人类价值观的通用人工智能，是被严重忽视的生存性风险。万亿后人存在与否，端系于此。

这些风险大多因技术进步而生，也就不难理解会有人呼吁停止技术开发。但停滞同样有风险。试想假如科技被冻结在一百多年前，人类基本上就只能一直高度依赖化石燃料，缺少可以大规模应用的绿色能源。这样不但气候变化问题无解，可用能源也终有一天会耗尽。待到发明了核电、太阳能等绿色能源技术，才有了克服前述问题的希望。目前我们有核战争和因人为故意或疏忽造成流行病的技术可能性，但缺乏防御、化解这些灾难的技术手段。人类现在就像位于悬崖中段的攀岩者，身处险境，如果停住不动，迟早会因疲劳而坠落。只有继续上行，抵达山顶，才是出路。

属于哲学的时刻

上面的话题似乎离麦卡斯基尔的本行哲学越来越远。不过他在本书靠后的部分多少有些意外地安排了对人口伦理学（populationethics）的硬核探讨，其深度在大众读物中罕见。想必一些哲学爱好者对这部分章节会大呼过瘾，其他读者则未必都有一字不落读完的耐心，没准还会抱怨内容多余。但实际上这正是哲学之道。我们持有的诸多道德观点未必周全、透彻、相互契合。经过训练的哲学家们所擅长的，就是将这些伦理信念系统化，爬梳背后的原则，清理其中或有的矛盾之处，力求达致融贯明晰之境，并以此帮助我们在新的情境中做出更好的选择。比如说，促使我们关心气候变化的道德原则，其自然推论，就是更看重长远的未来，但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而这就是哲学尤其是应用伦理学能有贡献之处。

写作时，哲学家首先会和自己辩论，主动列出可能面临的反对意见，在文中或书中事先应对；其次，他们将经历与同侪的争论，薄弱的论证通常过不了这关。因此普通人很难对哲学家的著作提出新颖而有效的批评——不出意外的话，我们能想到的异议，那些聪明人早有预判和回应。本书也不例外。除此之外，由于书中有大量来自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学科的内容，部分章节实际上是麦卡斯基尔与相关领域的专家同事合写，并且花了两年时间来做事实核查，以求万无一失，以至于整体工作复杂繁重到了写作团队需要任命一位办公室主任（chiefofstaff）来协调事务的程度。

这份投入在本书今年8月出版后得到了充分的回馈。麦卡斯基尔获得机会在《纽约时报》、《外交事务》等媒体发文简述书中重点，又上了十几个播客和特雷弗·诺亚（TrevorNoah）的《每日秀》节目做访谈。不仅各大媒体刊发书评，其人其书以及与长远主义有深厚纽带的有效利他理念的发展历程，还成了《时代周刊》封面文章和《纽约客》长篇报道的主题。连马斯克都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荐书，称自己的想法与此相当接近。

就普及长远主义思想而言，这本书已经有了广大而又积极的影响。接下来就轮到我们每一个人思考自己对未来能有什么影响，并付诸行动了。回到文首的问题。后人没法真的来到当下为我们服务，但他们作为人类整体的绝大多数，在未来降临至幸福人世的可能性，能够激励我们超越过于狭隘的时代关怀，为长远的后世着想，负起历史的责任，成为更好的人、更好的祖先。就把这视作后人为我们所“做”的善举，给他们应得的酬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