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文

提到著名历史学家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人们大约会想起他的《吃：食物如何改变我们人类和全球历史》之类的著作。

但他实在是位跨界的学者，除了环境和物质文化之外，他的研究领域还包括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解读全球历史。《观念的跃升：20万年人类思想史》就是一本有关这方面，又有颇具“野心”的力作。

向来都说，人类是“万物之灵”，但对人类异乎动物之处，却是个人有个人的解读。费尔南多-阿梅斯托对“思维”是人类独有属性的看法持保留态度。但他显然也同意，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精神领域，更具体地说，在于想象力。用《观念的跃升》一书中的话说，想象力是“人类真正卓越之处”，而理解想象中的行为，则被作者称为“观念”。全书的主旨因此也呼之欲出了，“创造世界的是观念”，“我们所做的几乎所有事情都始于我们的心智，我们会重新想象世界，并尝试在现实中将其构建出来”。作者在书中，讲述了从智人出现在世界上的冰河时期开始，直到当代社会的人类思想观念的变迁。在作者看来，研究这一话题，有助于历史学家解决“为什么历史会发生？”这一长久的争论——“我建议转而重视精神（我只是指其产生观念的属性）”的作用……把它看成人类多样性的起点。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忽视了物质基础的作用（尽管书中对唯物主义的评价似乎不算很高）。比如，从考古发现看，生活在冰河时期的人类已经懂得埋葬死者，绘画，并创造出流传至今的古老艺术品（如近3万年前的雕塑“维伦多夫的维纳斯”）……总而言之，“在大冰期结束之前，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观念已经涌现并改变了世界”。而这一切，都源于冰河时代“是一段生产力旺盛的时期，能够让专门的精英进行大量创造性思考和工作”。为此，作者在书中颠覆了对于冰川时代艰难困苦生活的刻板印象。那些居住在冰川边缘的古老猎人，能够依靠猎杀诸如猛犸象和驼鹿这样的大型猎物过活，而严寒气候形如天然冰箱，也便于剩余食物的长久保存。这就出现了一个令人感到吃惊的结论：从营养上说，当时的人类营养丰富，且均衡（“通过食用较多水果和植物根茎，获得了五倍于今日美国公民的维生素C平均摄入量”），“这意味着人们有时间观察自然并思考眼前所见”。

通观《观念的跃升》全书，作者还对人类历史一些重要观念的出现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譬如，许多人群都有自己的饮食禁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犹太教与伊斯兰教都在教义中对“可食”与“不可食”的食物做出了规定。对此的解读有很多，其中流传较广的一种看法认为，这些禁忌的存在意在保存珍贵的食源或防止有害物质（如猪肉绦虫）侵入人体。但作者斩钉截铁地认为，这根本说不通（可惜并未详细论证），真正的原因在于“饮食禁忌将尊重它的人团结起来，排除的食物则有助于界定认同”，因此“规则本身并不具备任何意义”。无论如何，这毕竟也算是个新颖的思路。

显而易见，纵观人类历史上的观念的演变，宗教是个很难绕过去的话题。在作者看来，基督教的教义颇有些难以理解。它可以定义为这样一种宗教：宣称特定的历史人物（耶稣）为神的化身。比如所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说法，就需要理解成上帝（圣父）有一个儿子耶稣（圣子），或者从某种意义上它就是这个儿子。而耶稣呢，他既是一个人，又完全是个神……既然如此，基督教为何又能大行其道，在历史上成为主导欧洲的宗教，在当代也仍然是影响力最大的宗教之一呢？在作者看来，这是因为宗教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广大民众提供了一份归属感，而基督教会也表现出了更多的文化适应性，从而适应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需求。在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拜占庭教会派出的传教士，为了更顺利地在斯拉夫人中传播“福音”，为斯拉夫语言创造了使用至今的基里尔字母。

不过，对于历史上与基督教长期竞争的伊斯兰教，作者却表现出了矛盾的态度。书中一方面承认，伊斯兰教抛去了基督教的繁文缛节，信徒们只要朗诵清真言和作证词，并执行一些简单但严格的仪式即可。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伊斯兰教中的这些苛刻的礼节（如礼拜）反过来构成了对其的束缚，导致“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伊斯兰教基本都被限制在旧世界一个相当有限的地带中，这里位于北半球温带和热带之间，其文化与环境在某种程度上说非常一致”。从历史实际看，这一论断显然是值得推敲的。按照经典著作《全球通史》的说法，公元7世纪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在公元1500年时已经扩展到欧、亚、非洲的广袤领域。很难令人相信，西非的马里人与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之间，或者中亚哈萨克草原的游牧民与西亚两河流域的定居农民之间，文化与环境有什么一致性。但这些人群的确都信仰伊斯兰教。联想到《观念的跃升》书中错误地认为古代日本全盘吸收了中国文化（实际并没有，比如隋唐的科举制度从未被日本接受），的确可以看出，作者作为西方学者，对于其他文明的了解毕竟还是有其局限性的。

当然，瑕不掩瑜。这些细节上的争议并不影响《观念的跃升》一书的总体价值。作为一部通史类的著作，有兴趣的读者自然可以在书中看到从古至今的人类思想史的大致脉络。而另一方面，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也揭示了一个有些“残酷”的细节：人类观念的变化，并不总是线性进步的——尽管“18世纪，进步观或者相信进步的思想习惯构成了启蒙思想家的底色”。譬如进入父系社会以来，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开始成形，并一直持续到当代社会。相对而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出现则是很晚的事情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本是英国自然学家达尔文对于生活演化的伟大论断，如同书中所言，达尔文本人认为造物的标准是一致的，这就暗含了对人类一致性的维护。但在19世纪，达尔文主义还是迅速从生物学领域投射到了社会，催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怪胎：“如同物种一样，社会会根据其能否成功适应特定环境中的相互竞争而发展或消失。”达尔文并没有错，错的是那个时代。他的自然选择理论很好地契合了当时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三股潮流“战争论、帝国主义论和种族论”，其登峰造极的最终结果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疯狂想法：“战争是自然选择强者和消灭弱者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成为纳粹德国元首之后，希特勒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践行其疯狂想法的舞台，希特勒要消灭犹太人、波兰人、捷克人、俄罗斯人……到了战败前夕，他甚至打算通过“焦土政策”消灭德国人本身——因为战败后的德国将属于战胜者，优秀的东方民族（指苏联）……在这场浩劫中，犹太人成为最大的受害者，600万人在历史上最蓄意的种族灭绝行动中丧生。作者在《观念的跃升》里为之感慨：“这是欧洲社会自断手足的行为，遭到清洗的族群对人类的精神生活、艺术和财富都曾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尽管如此，直到今天，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仍会不时浮出水面。

无论如何，人类就是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与竞争中从远古时代走到了21世纪。对于人类的未来，作者的立场显然不同于断言西方体制将一统江湖的所谓“历史终结论”。在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看来，“多元主义的思想仍然存在，因为它保证了多样化世界唯一可能实现的未来。这是全球人民共有的唯一真正一致的利益”。

不过，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作者似乎也意识到，这样的展望似乎过于理想化了。对多元主义的威胁来自两个不同方向。首先，“聒噪的小个子（指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了，但拥有一个终极解决方案的吸引力并没有完全消失”，人们因混乱感到困惑，因无知变得幼稚，其结果就是“极权主义也许还没有耗尽它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多元主义可以看做是“全球化”的伴生物，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对多种平等文化的容纳才显得尤其重要，或者用作者的话说，“帝国主义结束之后，多元文化对和平至关重要”。但事情倒也有其微妙一面，“全球化会导致交流的减少，因为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文化交流会消除差异，从而让所有的文化更加彼此相似”，“随着交流的减少，新观念产生的频率想必也会降低”。简而言之，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世界大同或许是个美妙的未来，但对于人类思想而言，却又未必了。“迟早我们将只剩下一种世界文化。那时我们就没有谁可以交流和互动了。除非我们在其他星系发现其他文化，并恢复卓有成效的交流”……这似乎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结论，但在本质上，“未来”却也谈不上是《观念的跃升》的主旨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