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文

侯杨方（以下简称“作者”）教授的新著《这才是丝绸之路——重抵历史现场的行走》费时多年，亲身勘测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经过的著名地点。书中所刊载的大量实地高清照片，使读者对这条往往仅停留于“概念”上的“丝绸之路”有了更为直观、清晰的认知。将“概念”打上引号是因为在作者看来，时下大众对于“丝绸之路”的认知，距离史实相差太远。

就像作者所言，“丝绸之路遍地开花，似乎所有的道路都可以统称为丝绸之路，甚至我们可以称通往巴基斯坦的中巴友谊公路也是丝绸之路”。“所有的道路”一词当然有些夸张，但理解成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路线大约不会有错。所以海道商路叫做“海上丝绸之路”，经过西南前往印度、东南亚的商路自然就是“南方丝绸之路”。

但作者在书中所说的“丝绸之路”，是“经典意义上的丝绸之路”，也就是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作者尤其强调了这条路线上的三个重要地标：玉门关、阳关和葱岭（帕米尔高原），“非经玉门、阳关、葱岭，皆非丝绸之路”。这是因为，这三个地方并不是普通的地理坐标，也是文化分界线。“春风不度玉门关”与“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两句诗，就表明玉门关与阳关“是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界线，是中原汉地和西域的分界线”。而葱岭之外，在两千年前的汉代是希腊文明、地中海文明的领域，因此凿空西域的张骞是“有史记录以来的第一个从中华文明到达地中海文明的人”。作者因此也为书中的“丝绸之路”下了一个正面定义：“丝绸之路就是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的交流，连接亚欧大陆两端的两大文明之路”。在作者看来，这正是作为一条贸易路线的“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所在，其他的贸易路线当然也有自己的价值，但它们仍旧是同一个文明内部的交流，而“丝绸之路”代表的却是“当时亚欧大陆东西两端两大高度发达的文明之间的直接交流”。

在厘清“丝绸之路”概念的同时，作者也试图澄清一个由来已久的刻板印象：“骆驼爬沙丘的异域想象是最常见的，但这是不可能出现的”，是“想象力的贫困”。丝绸之路是一条古代商路，因此不能脱离水、草，“在中国西北内陆与中亚的干旱地区，也需要遮阳的绿荫”。这不是凭空推断，而是来自史籍上的真实记载。《汉书·西域传》里就提到，“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这段文字不但记录了汉朝中原通往西域的两条道路，还两次出现了“波河”一词。作者在书中对此的解释是“沿着水源而行、沿着绿洲而行，沿着定居点而行，沿着最容易、最安全的道路而行”。古人出行，一天也就行走二三十千米。因此水源、绿洲与定居点，可以提供人畜需要的补给、住宿，甚至遮阳。关于最后一条，作者提到，西域的绿洲“有密如蛛网的灌溉水渠，水渠与道路再细，两旁也密密地、不留缝隙地种植着白杨，与长达几十公里的葡萄架一起，交织成绿色的伞盖，即使是盛夏的中午，行走其中也能避开炎热的阳光，这对丝路商队来说至关重要，否则一定会中暑倒下”。作者随后得出结论：“古代的丝路商队骑着驴、马、骆驼”“必须穿越河渠密布的绿洲”。

大体来看，作者在书中“重抵历史现场”的行走，与两位古人（当然不限于这两人）走过的路线有着很大的关系。其一是汉代的张骞，其二是唐朝的玄奘（即唐僧的原型）。前者凿空“西域”的壮举，记录在《史记》与《汉书》里。后者则有一本《大唐西域记》，列举了前往印度求法所经之地。前者没有留下什么画像，后者却有一幅广为流传的行脚僧图像。但作者在书中指出，这幅画里的人物戴着骷髅头项链，是佛教密宗的特征，原画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画的是一位镰仓时代的日本僧人。这幅画在民国时期流传到中国，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居然成了国人对玄奘和尚的“刻板印象”，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作者在帕米尔高原（葱岭）的经历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帕米尔高原号称世界屋脊，它“不仅是东西交通的中间点，也是丝路上海拔最高、地形最复杂、景色最壮美的地方”。正是由于它的高海拔，作者戏谑当年途径此地的玄奘和尚达到了他一生中的“人生巅峰”。《大唐西域记》里提到，葱岭“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帕米尔高原的地势，的确就是一条条黑色的幽谷险境夹在冰雪中间。作者因此称赞，这段文字描述非常细腻、真实，除非亲身经历，否则是想象不出的。

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葱岭”这个名称的来历。玄奘说这里“多出葱，故谓葱岭”。真的是这样吗？作者在帕米尔高原的实地考察中，在海拔大约4200米的一片荒原上，恰好看到了一望无际、开着花的“大花葱”。对于古代商路的旅行者来说，这种大花葱的最大价值绝不是欣赏，而是食用。它不仅能够调味，还富含维生素C。书中提到，“这个葱确实很好吃，当天晚上我们就品尝了野葱炒肉片，味道浓烈，口感不错”。可以说，这是完美验证了史籍中对“葱岭”出处的记载。

葱岭往西，就是今天的中亚地区。今属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是中亚名城，留下了很多古迹，书中也用了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令人读之而心向往。难怪中世纪的波斯史学家志费尼在他的《世界征服者史》里面曾经称赞撒马尔罕“是人世间最美的天堂”。另外，作者在当地见闻中的一个细节很有意思。中亚地区的驿站风格与中原截然不同。它们的门特别高。而原因令人忍俊不禁：“可以把拖（似应为‘驮’）着货的骆驼直接牵进去”，“门很矮的话，骆驼只能留在外边，一觉醒来货都给人偷光了”。

同样是在撒马尔罕，作者提到了当地对一幅公元7世纪粟特壁画的解说词，“后面则是古代韩国人，戴着鸟羽装饰的帽子”。书中随后也说，当时撒马尔罕和整个欧亚大陆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壁画中就有来自朝鲜半岛和青藏高原的使者”。此处提到的使者，应是阿夫拉西阿卜(Afrasiab)保存的粟特国王大使厅的壁画中出现的两位戴鸟羽冠的人物。学界一般将其视为来自东方的使者，但却有着新罗使者、渤海国使者、日本使者、高句丽使者等多种争论性观点。“高句丽说”虽然通行最广，但这个政权版图横跨鸭绿江两岸，西抵辽河，南跨平壤，自然不能简单视为“朝鲜半岛”的古代政权，与“古代韩国人”就距离更远了。

除此之外，书中的一些看法，似乎也有可以推敲、讨论的地方。譬如，作者认为，最初的“丝绸之路”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制，即张骞抵达大夏首都蓝氏城（在今阿富汗）的公元前128年到古希腊地理学家出版《地理志》的公元后150年。这样说的理由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的《中国》一书中首创“丝绸之路”一词，同书还绘制了一张《中亚地图》，并注明是“旨在说明公元前128年至公元150年间交通关系概况的中亚地图”。

不过，这张图毕竟没有提到“丝绸之路”，因此对于早期“丝绸之路”的时限，一直有另外的解读。李希霍芬本人在1877年6月2日向德国地理学会做了《跨越中亚的古代丝绸贸易商路线》的演讲，基本上就是《中国》书中相关内容的精简版，其中就提到，丝绸从中国直接交易到中亚，开始于公元前114年，结束于公元120年。更通行的说法来自德国学者赫尔曼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敍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书中将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概括为“公元前114年至公元 127年”间的中国与中亚、印度的商路。前114年，“西北国始通于汉”。127年，“乌孙、葱岭以西遂绝”。这样的“丝绸之路”定义，似乎更加清楚一点。

而在论断“丝绸之路”意义时，书中断言，在张骞“凿空”之前，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找不到确凿的史料记录与直接证据，也没有带来重大的文明交流的成果”。只不过，作者在有关“犍陀罗风格”（GandharaStyle，希腊化时代印度著名雕刻艺术）对中国影响时提到秦代前后，也就是战国与两汉的雕塑水平都远远逊色于秦兵马俑。因此断言，“一个艺术如果是在本土产生的，它一定会有一个慢慢提高的过程，即使水准跌下去，也不可能突然像断崖似的跌下去，而且整整跌了四百年”。秦兵马俑的雕塑艺术如果不是本土产生，那么会不会是与域外交流的成果呢？作者没有明言，但不能不给人造成这样的联想。如果雕刻艺术尚且不算“重大的文明交流的成果”的话，小麦或许是更加典型的例子。小麦一般认为起源于西亚的“肥沃新月地带”。至今小麦春季生长，夏季收获的特征还与当地冬季温和多雨，夏季炎热干燥的地中海气候吻合。然而，早在殷商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关于小麦的记载。这显然是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很久就从地中海世界传播到中国的结果了。

另外，在提及因莫高窟闻名四海的“敦煌”语源时，书中采取的则是一个传统论点。即汉末的应邵在给《汉书》做注释时的说法，“敦，大也；煌，盛也”。“敦煌”一名取的是“盛大辉煌”之意。然而，在设郡之前，敦煌并无盛大的事物，而且此前的土著居民也不通汉文，若用汉字来解释敦煌的地名，难免“望文生义”之嫌。《山海经》里记载有“敦薨”，即是敦煌最早的称呼。这说明这一地名其实是当地土著居民语言的音译。譬如姚大力先生就提出，“敦煌”一词是对东伊朗语言的音译，意为“受安全保卫（的城池）”，可备一说。

话说回来，这些讨论的结论如何，其实也并不影响《这才是丝绸之路——重抵历史现场的行走》的价值。毕竟，时下已有了太多关于“丝绸之路”的以讹传讹的不实理解，需要这本书来“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