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出路:县域学校里孩子们

韩晓峰2023-11-20 22:31

韩晓峰/文

读林小英教授的调查研究著作《中国县域教育生态:县中的孩子》,仿佛看到了自己。书中出现的县域学校的人、事、景时时勾起自己十几年前、二十年前读书求学的画面。我就是那个从村小和县中走出的孩子。如此看来,自己即是县域教育的受益者、“主体”;如今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研究者,自己又成为县域教育的观察者、“他者”。现今,国家对于基础教育的各方面投入不可谓不大,我相信,当前县域学校无论是从办学条件、师资力量还是教育理念等方面,比过去都有很大进步,与大城市学校差异并没有鸿沟之别。相较于学校硬件条件,真正差异的可能是家庭教育支撑的差别,在大城市孩子看来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和日常知识,相当部分村小、县中的孩子大概需要到学校时才得以了解和认知,如书中列举的令人发笑的课堂情境,遑论父母的教育理念和家庭教养。“县中的孩子是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叠加构成的连续统一体中的一端”,村小“躺平”、县中竞争“内卷”现象普遍,县城中有足够资本的家庭大都将孩子送到了地市、省会,留在县中的多为村小长大的孩子。回想自己读书求学的经历,作为一名1980年代末生人,读初中一年级才开始接触英语,读高中才到过县外的地级市,上大学才开始学习计算机应用基本知识,未曾参加过丁点课外补习班。如此,考上省会山西大学,无疑我是幸运的,我是“胜出者”,回顾一路历程,那些小伙伴们早已陆续止步在初中、高中、大学。作者谦虚地讲到针对几个省的调查研究只是“碎片化”的呈现,可能难以反映全国县域教育的全貌,而我通过读书中的文字,感到与自己的经历和观察高度契合。

诚然,县域教育与大城市教育的差距依旧存在。首先,在办学经费方面,大城市学校完全不用像县域学校那样为经费发愁、忙于创收。其次,相较于县乡地区,大城市家庭无论是在经济资本还是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方面更具有优势,更能提供良好的家庭教养支持。此外,控辍保学、扶贫等工作在大城市学校可能都不存在。然而,不可置否的是,近年来,国家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高度重视,财政投入倾斜、各项支持农村教育专项政策的实施,使得县域学校与大城市教育差距在缩小,与过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相比较,变化可谓翻天覆地。即使是横向比较,县域学校在校舍环境、教学设施配备、信息化建设等方面与城市校舍环境差距并非很大,大量本科、研究生毕业生回流从教,师资水平不可说差。

令人隐忧的是,制度化的教育政策、自上而下的单向行动似乎总是使得县域教育难以同步化。如果从教育个体来讲,县域学校的孩子,尤其是在村小、乡镇学校就读的孩子“既不用像父辈一样缺衣少食,同时农村安逸和封闭的环境让自己难以看到与外部世界的差距,从而产生容易知足的心理”,“懒惰”“漫不经心”“不求上进”成为这些孩子的普遍的学习状态,可以想象,当他们走入高度竞争的社会,和城市教育出身的孩子同台竞技,“胜出”概率可想而知,也大概率不能成为精英群体。我回乡时观察到的与书中描述的案例极为相似,尽管现在农村生活条件大幅改善,网络信息高度发达,农村孩子家庭教养依然普遍缺位,缺乏学习目标和动力,业余时间沉迷于刷手机、网络剧成为农村学生的一般状态。当然,教育的问题远不是教育系统本身的问题,而是嵌于社会系统的复杂问题,反映了社会系统某些方面的失灵,城乡分化、阶层分化可能是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

我们似乎总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姿态审视县中和县域教育,不自觉地认为其与大城市教育方方面面的差距。实际上村小、乡镇学校、县中承担了广大县乡社会、底层人民子弟兜底教育责任,特别是弥补底层社会家庭教养功能的缺失,提供平民阶层向上流动的渠道。村小、乡镇学校、县中往往还成为镇域、县域的重要文化符号、精神支撑,校长在熟人社会网络中扮演了教育者与乡土社会、与政府部门的重要连结者角色。那些坚守县中,特别是偏远乡镇学校、村小的校长、老师更值得我们敬重,他们展现了对教育、对孩子的深厚情怀与责任,作者感叹“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家人、朋友、圈子和根基都不在这里,当他们每天安排完学生就寝回到阴冷潮湿的宿舍的时候,怎样对抗内心的孤独?”“这种在大山里被遗忘甚至被忽视的学校和时光,可能给管理者和老师们一种被遗弃感”。

部分县域教育现象实际上也反映了校长治校、教育问题的共同性。据我个人的观察,如同书中一样,即使是一线城市学校校长往往热衷于教育教学“正事”治理,同时又不得不应付政府部门各类教育“进校园”,参加各种与教育教学关系不大的会议活动,处理各种琐碎事务,学校陷入“技术治理主义”,以变通应对上面政策规制。学校在人事、经费管理等方面受制于行政部门,学校自主权不足情况普遍存在。总之,知者易,行者难。教育的问题永远不是教育系统的单一问题。

这本书能将县域教育这一话题置于公众面前,引起学界和社会共同关注。尤其是在当前学术精英化背景下,城市教育往往成为主流话题,对于教育公平的讨论也往往以“以上而下”的财政投入、师资配置等政治话语“系统论证”(如书中提到的教育评价问题),鲜有关注县域教育这一“边缘化”“非中心”话题,特别是以一种田野调查的方式呈现。不同于传统学术研究范式,设置某种严谨理论框架规范研究问题,而是呈现真实现象,从县域教育不同主体、几个重要侧面场景切入县域教育,最后抽象为理性评述。作者有专门开辟一章给出政策建议,只在“尾声”一章对如何对基础教育事业评价给出了更整体性的改进之道,后记也对其缘由有所说明。我给曾经的高中班主任寄了书,老师现在已是省级骨干教师、县中副校长,他在初读后即给我反馈回应,表示赞同其中的大部分观点,这本书应该是能反映我国县域教育的面貌的。

可我心中还有两个未解问题。虽然现实中,农村家庭“松散”“顺其自然”的教养方式可能会导致村小孩子难以与城市孩子同台竞争、成长为社会精英,似乎一定要与城市教育一样,越“内卷”,越具有“竞争力”。难道必须趋向城市教育才可说县域教育、乡村教育是成功的吗?

另外,市场因素在县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些县中通过办“补习班”、借助市场三方托管办学、招生奖励等“市场”手段提升学校知名度、提高升学率的现象活跃。在我的家乡,有的县市高考升学率最高的是民办中学,家长趋之若鹜;甚至借助资本力量,超级中学开办“校外校”,通过高收费为那些学习成绩不太好的、考不上重点中学的孩子提供“优质”教育服务,进一步分化县域教育。那么,市场化作用在公共教育中是否应该有边界?其边界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