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好争辩的中国人

      他出生于一个红色世家。他的爷爷黄负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名党员之一，毛泽东说：“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父亲黄钢毕业于鲁迅艺术学院，是红色报告文学作家和剧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但是家族的第三代却选择了用不同的方式爱中国，不再是为理想社会的牺牲和对意识形态的颂扬，而是通过商业与资本的手段，以及发自外部的独立之声。他的哥哥黄晶生从英语教师变成为投资银行家，现任贝恩资本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黄亚生则在1981年留学哈佛之后成为一名商学院教授，目前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   【全文】

谁更了解中国

经济观察报：你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但我相信你也听过类似的评论，说黄亚生写的中国实际上是写给西方人看的中国，是这样吗？

黄亚生：十年以前，我记得当时我在一次会议上说——其实在写《SellingChi－na》之前，那时我已经开始思考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问题——中国吸引这么多外资，当然有正面的影响，但是它也有不太好的一面。     

    不敢说吹牛，在国外做学问，我们做得很细。相比而言，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他们却可能会发表很惊人的理论，有一次开会碰到一个学者，我说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正在重新修正凯恩斯主义。而我们的研究都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东西，我们要更加仔细。                     【全文】

“特色”不足恃

经济观察报：现在很明显，在怎么看中国的问题上差异很大，一种观点认为它危机四伏，是“泥足巨人”；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是全球的“模范生”。你的观点是什么？

黄亚生：我可能更倾向于强调危机，但我可能不认为它是“危机四伏”这样极端。

我们首先要把中国的优势认识清楚，中国可以说具备经济起飞的各个方面的优势，无论是它的教育水平，社会的基本面还是文化——后来也有人讨论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老跟别人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经济上成功达到或者是超过西方国家水平的经济体都在东亚：韩国、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具备经济起飞的良好基础——你可以说是它的地理位置，也可以说文化，或者是气候，谁知道，也许是吃大米呢。        【全文】

经济观察报：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所达到的成就？

黄亚生：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重组我非常有意见。我以为，当时政府应该把盈利的国有企业私有化，非盈利的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对社会的承诺和义务承担下来，不要让那么多工人失业。如果我们算这笔账的话，我觉得中国的储蓄率高和中国居民不消费，很可能跟上世纪九十年代大规模的国企重组有关系。中国居民受过这种创伤以后就变得非常谨慎。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