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容积率大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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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7月底的时候，再次向重庆规划局了解在蒋勇、梁晓琦等人任职期间，重庆规划局对奖励容积率办法的规定，以及当时容积率调整方面的公示和政策，重庆规划局仍然拒绝就此接受采访。

随着受贿细节的公布，在“阳光规划”另一面，“暗箱操作”大行其道。

此前有媒体披露，重庆建筑大学教授出身的梁晓琦和曾在中国建设部城建司工作的蒋勇，借调整“容积率”受贿的水平，已达非常“专业”的水准，以“增加多少建筑面积来计算应该收取多少贿款”。

已经移交司法部门的涉案官员梁晓琦，据检察机关透露，目前已经查明的受贿金额达到1500万元之巨；而关键的涉案官员蒋勇，目前受贿金额依然未明。

潜规则 “修改容积率”的盛行，从已经获刑十年的前沙坪坝区副区长陈明的判决书中，即可窥得一斑。

重庆五中院对陈明的判决书显示：陈明为重庆利丰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乐信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重庆泰亨房地产公司、重庆跨越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永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九阳实业有限公司、重庆银建房地产开发公司7家房地产开发商或承建商8个房地产项目变更土地性质或调高容积率方面提供帮助。

“在重庆做地产容易修改容积率”一度成为了地产商之间的一个共识。一位同样不愿具名的地产商透露，由于重庆大多数中小地产商拿到的地块面积有限，多为独栋高层建筑，往往这些建筑物的容积率高得“很吓人”。

重庆耀浦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的重庆沙坪坝区港城山雨间住宅工程项目规划显示，其规划用地的面积为24744平方米，建筑面积则达到136911.71平方米，据一位熟悉重庆规划用地容积率的人士透露，这个项目的容积率在重庆属于中等水平；重庆海港房地产公司开发的重庆经开区港城中南华府工程，其规划用地面积为333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到了29561.8平方米；重庆正轩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的渝中区“正轩花园”，规划用地面积为8100平方米，建筑面积是86238.09平方米，是规划用地面积的10多倍。

还有更为惊人的容积率。在王政、郑维主政渝中区之时，由重庆典华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重庆渝中区金江大厦工程，在仅有2755平方米的规划用地上，其总建筑面积达到了37920平方米，是规划用地面积的13.76倍。

据记者调查，该项目于2006年9月8日，取得规划局颁发的开建许可证，而这个时间，也正是王政等人借“容积率”大肆敛财的主要时期。

调整“容积率”这个“潜规则”的盛行，最终体现在2008年7月重庆消防局的一项统计上。

重庆市消防总队公布统计数据，目前重庆的高层建筑共有8664栋，消防总队对比全国其他城市后发现，重庆高层建筑总数已跃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上海，超过北京、广州、杭州等众多城市。

尚且不论高层建筑是否代表着一个城市的现代化或者其发达程度，重庆2007年全年新增493栋高层建筑，2008年在建的还有649栋。

外地人来渝多感叹于重庆建筑物的“鳞次栉比”，而不知这与“容积率”不无关系。一位地产界人士担忧，这些密密麻麻如鸽子笼般的高层建筑，最终有一天，会在楼价大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成为一片又一片的贫民窟。

事实上，重庆楼市已经步入下跌的趋势。

权力价格的隐秘“谱系”

一整群官员的落马，显示了在金钱面前，权力价格的隐秘“谱系”。

前重庆土房局副局长王斌案的庭审显示，就连土地项目审批时间的快慢，也成为权力寻租的一种方式，尽管，这种“权力价格”位列于“谱系”表中的最末端。

最为昂贵的权力价格是 “容积率”的调整。跟“称斤算两”的小商小贩生意类似，容积率的调整，以提升多少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再按照一定的市场价格，折算成人民币，坊间流传蒋勇是以300-500元/平方米收取“容积率”调整费用。

排在其次的权力价格是土地性质的调整，每当一大宗土地由工业用地或者农村建设用地，调整成为商业、住宅用地的时候，涉案官员往往就能够从受益者处收到一大笔好处费，这笔好处费，仅次于“容积率”的调整。

城市规划、公共道路等市政项目对私人地产项目的让步，也是权力价格的一种体现。比如城市道路的规划红线调整，比如本该属于地产商承担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上的调整，亦成为涉案官员的重要敛财工具。

此外，官员等级高低同样是行贿金额的标准。级别越高的官员，受贿的金额越大。政府部门与地产项目的相关程度，也成为行贿金额的标准之一，与地产项目相关系数越高，所得的贿款也更为丰厚。

权力，就像待价而沽的商品一样，在不同部门不同等级官员身上，以不同的“价格”形成一张完整的清单。

随着众多涉案官员的陆续受审，以“容积率”调整等土地规划相关项目案发的重庆地产官员腐败“窝案”，正以前所未有的真实面目，呈现于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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