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尼古拉斯·维纶/文 今天，无论是谈及制造、贸易，还是外围不断扩大的制造业时，新兴经济体的日益崛起都早已成为当下这个时代的典型印记。然而，直到最近，不知为何国际金融似乎正规避着这一趋势。绝大部分金融资产、金融公司、金融中心和金融监管力量都仍集聚在北大西洋地区。相比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金融中心似乎一直牢牢地扎根在地球的西半部。然而，这种感觉也只不过是镜花水月，很快就要消弭殆尽。 

尽管西方世界金融领导力的衰退早在经济危机之前就已显现，但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危机还是起了巨大的推波助澜的功效。全球市值前100名金融机构排名中，新兴经济体的比重在2009年初就开始超过美欧任何一方，中国的银行更是从2007年底就开始雄踞全球银行业排名前列。他们在全球经济地图上的相对坐标在西方银行遭受经济动荡和去杠杆化洗礼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香港、新加坡等一些非西方的金融中心也一齐爬上了榜单。主权财富基金使他们的影响力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显现。慢慢地，人们发现新兴经济体不仅带来了巨额的存款，更在为全世界创造着大量可供投资的金融资产。 

这一变化不止体现在数字上。在一种更无形的层次上，这场经济危机无形当中更是打击了长久以来西方模式的优越性。这不仅体现在诸如美林证券和花旗银行等一些华尔街标杆企业的一败涂地，而且体现在连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金融机构——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当时的误判之责。相反，一直被看作“欠发达”的中国、印度和巴西却成功地避免了国内的金融动荡，因为他们的监管者甚至动用了一些被西方忽略的“金融监管”工具（比如限制贷款与价值比率水平）。尽管连累其中，但新兴经济体们并不认为自己应为经济危机负责。西方世界的道德权威应声跌倒了历史最低。 

这些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影响金融监管政策。本月颁出的《巴塞尔资本协议III》可能将是主要由发达国家谈判，制定国际金融规则的绝唱了。去年，包括巴塞尔委员会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在内的一些金融机构扩大会员数，已将一些最大的新兴国家纳入其中。然而，他们工作流程的平行转换也只是时间问题。 

全球金融的“去西方化”不是一个机械而统一的过程。一些新型股市估值，特别是一些国有银行，可能被高估。一些后起之秀，例如中国，不情愿被卷入某些全球性大讨论中。一些新兴大国的政府机构中内行的官员很有限，这也限制了其对于全球的影响力。这些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通常在低位徘徊。其中有些国家甚至还可能在未来几年中面临严重的金融动荡。即便是他们国家中最具实力的金融企业，其能力也十分有限，这些企业可能只关注短期快速扩张的国内市场，而非走出国门面向世界。尽管如此，所有这些因素也不大可能扭转眼下的普遍趋势。 

这一转变对某些参与者来说十分明显，但并不是所有。一些西方国家，可能特别是欧洲的某些国家，依然拒绝接受这一现实。相反，一些新兴国家很快就看到了其中蕴藏的机遇，但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趋势带给他们的新的责任。 

急速的转变同时带来了焦虑和猜忌。受经济危机影响，这些国家重新开始严管金融系统，发达国家担心这些基于低门槛或者“监管倾销”的后起之秀会给全球市场带来不正当竞争。同样，一些新兴国家则认为由西方主导的“再管制”可能会帮助现有金融中心和金融企业限制全球市场的竞争活跃度，防止新进入者的崛起。一些当权者可能很快就将由现在屈尊俯就的姿态转向从金融保护主义中寻求庇护。想要克服这些想法需要大量的努力和全方面的及时学习。 

由于监管扮演着至高无上的角色，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意味着国际竞争动力在金融领域要与在其他领域有所区别。然而，在其他领域，新兴市场崛起背景下的全球格局重构，并不能使得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就此自动停歇。一些现有金融机构可以凭借自身的技术基础、组织能力和创新纪录来保持比较优势，并在全球范围获得成功发展。这就需要各国政策制定者之间，对这一不可逆转的全球金融地理转变，达成坦率共识。一些切实的符号性变化，比如把其中一个布雷顿森林机构总部搬至亚洲，都可以加速这一集体表象的转变。相反，那些过分依仗故有成就的现有当权者将只能成为全球金融游戏的下一个出局者。（翻译李文博） 

【作者尼古拉斯·维纶（Nicolas Véron），系国际智库布勒哲尔（Bruegel）高级研究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访问学者。】 

英文原文： 

http://veron.typepad.com/main/2010/09/financial-newcomers-will-have-global-impac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