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席斯/文 个税的亮相让很多人想起了在财税领域广为相传的“盘子政策”。所谓盘子政策既是在出台一部减税政策前，先明确财政盘子能承受多少，比如1200亿，那么接下来的减税政策就在这1200亿范围内调整。 

更早年，财政收入还没什么盈余的情况下，减税就得从预算支出中挤出来，看哪个支出能腾出一些资金。能挤出多少，就减税多少，减税政策在此范围内制定。 

这次个税的调整，工薪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到3000元，减税990亿，因为级距的调整和税率的取消，减税100亿，因为个体工商户和承租人的减税110亿，合计1200亿。 

相关部门在级距的调整中，曾经测算达几百种方案，把0到10万元收入以各种切割方式进行测算，最终得出了这样一份改革方案。 

也许，盘子政策只是过去的一些做法，但如果个税是在1200亿这个盘子下制定的政策，那么他的调节力度，减税幅度都将受此盘子影响。 

比如我们可以假设，当工薪费用扣除额不到3000元，也许2000或者2500元，那么对应的税率结构的调整可能就更优惠一些。 

去年底，个税方案的各种版本中，提高费用扣除标准一直不是主要内容，而税率级次级距的调整担当主角，当时甚至有传2000以下适用5％税率。 

年初的时候，个税方案还有一项是关于提高劳动报酬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内容，但最终没有在送审方案中呈现。不知是不是因为提高到3000元挤占了其空间。 

从中国目前现实的居民收入、消费支出、保障政策考虑，如果没有盘子的制约，单纯为提高居民收入，调节收入分配的角度设计，会是什么样的方案，多大的减税幅度呢？ 

刚刚公布的一季度税收收入增长32.4%，但是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只有7%，个人所得税增长37%，政府收入增长依然快，而居民收入缓慢增长。 

中国提出收入倍增计划，提出在5年内翻番，其中减税政策是其实现目标的重要政策之一。 

本次个税修订时，将全国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统计数作为依据，用以计算费用扣除标准。以全国平均数计算，今年的费用扣除标准应为2300多，相关部门认为3000元的扣除标准已留出了较大的空间。 

但很多学者并不认同采用全国平均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安体富认为，费用扣除标准可看做是生计扣除额，是保障最基本生活支出的标准。他以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的数据做了详细测算。 

北京市2008年家庭人口2.8人，就业人口1.5人，人均消费支出一年16460元。月人均支出1371.7元，一个家庭月消费支出则是3841元，除以家庭平均就业人口1.5人，2008年的费用扣除额应为2560元，但那一年只有2000元的扣除额。 

而按照财政部采用的居民消费性支出年平均增长10％来计算，2010年这一支出已是3098，到2011年3407，远超过3000元费用扣除标准。安体富想要说明的是，这种生计扣除标准，应就高不就低。按此计算最少也要3500元的费用扣除标准，如果留下以后几年的空间，则需要4000－5000元。 

而级次级距的调整从调解收入分配的角度考虑，应大幅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比如最近几天提1％税率的人开始多了起来，很多人认为，目前适用5％的收入应降低为1％，10％和15％降低为5％，25％和10％降低为10％等等。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还没有退税政策，还没有综合税制、还没有税前扣除房贷房租等情况下，因此税率应大幅下调。 

而还有人认为45％的税率有些“虚张声势”，定得很高，却没有多少人缴纳，一些人认为最高边际税率应下调为35％，那时富豪们也不必转战境外去避税。 

这些假设能够使财政因此减收多少不得而知，也许1500亿，也许2000亿。税收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组织收入，个税也不例外，但对于一个动辄超收1万亿的政府，减税2000亿是不是也不算困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