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福民:一个风险投资家的生成(3)
经济观察报:之前已经有很多做公司的人卖掉公司,或者自己出来做投资,这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卓福民:不一定,投资公司不可能无限制向上发展,未来三到五年会有一个优胜劣汰;也不是每一个企业家都会成功地转为一个风险投资家。所以我觉得说趋势有点大,但VC的力量确实有一部分来自于企业家,特别是来自于成功的创业企业家。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有和淡马锡一起的工作经历,在投资方面,淡马锡是不是一个值得效仿的对象呢?
卓福民:在国家主权基金中,新加坡的淡马锡是独树一帜的。淡马锡有一个策略,它的投资要跟淡马锡下面的几家旗舰公司共同出资。比如说航空,新加坡航空是淡马锡下面的一个旗舰公司,淡马锡会和新加坡航空一起投资某家公司;新加坡港口到中国来发展,淡马锡也会跟随新加坡港口一起到中国来做策略投资。
经济观察报:你为什么没有按照之前的轨道继续走下去呢?比如你可以在政府、在政府控股的上海实业这样的公司一直做下去。
卓福民: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当时我在上海实业,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我直接调回国内,要去管另外一个产业;另外我的年龄也超过50岁了,对我来说,如果直接去做一个投资家,可能比继续在一线打拼更适合自己。
我觉得现在我的职业非常好,我正适合做这个事情:有那么多的经验,做过那么多上市公司的董事,投过那么多的产业。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在一个上市公司里,不可能到了60多岁还在那里。但是做风险投资,到了60多岁可能就是最吃香的时候。
经济观察报:你的背景是什么?
卓福民:我的背景很普通,普通家庭,没什么背景。25岁时,我是凭自己的本事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去管一个工厂。然后我去读书,毕业是在1983年的年初。读完书以后我又带队考察领导班子,然后开始做企业管理。再然后,被机电局“借”过去搞体制改革。
在机电局的两年内,经常跟上海市政府打交道,具体对口的是体改办,体改办一看这个人不错,就开始想挖我,挖了半年,机电局一开始不同意,最后放了,我就到体改办去了。我真的没有任何背景,一点背景都没有。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能够做到这些呢?
卓福民:我觉得我身上比较让人欣赏的,可能是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的学习能力比较强。我是机械行业出来的,但对纺织、化工、航空、酒店,我都能讲一套。第二是我有比较强的研究能力,你在网上可以搜到我写的关于上海市企业的一些论文。第三我觉得我胸襟比较宽,能容人,能容事。我总是引用毛泽东的话说,领导者最重要的责任是两条,一条是用人,一条是出主意。人用好,每个人发挥他们的作用,你们能干的事我不能干,你们不能干的事到我这边我帮你解决。
经济观察报:过去几十年中那些大的动荡,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卓福民:十年动乱时荒废了学习时光,我20多岁刚刚进大学,人家大学早就毕业好多年了。但是我上了一个社会大学,当时20多岁的人看上去比30多岁的还成熟。1989年的时候,我在上海市政府工作,我是市政府里值班的。我们已经过了疯狂的时代,过了那种非理性抗衡的时代。
我们做的事情是比较理性的,但是我个人还是有激情的。就像我的思维里有形象思维的东西,也有逻辑思维的东西。如果评价我这个个人,我可能是个矛盾体。做投资,要计算投资回报,我一般都要求小数点后两位都要讲得很清楚。但是我形象思维也很好,我的油画、素描基本上是专业水平。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你跟那些年轻人们相比——包括你们公司那些年轻的合伙人们——区别大吗?
卓福民:他们对新事物的敏感超过我,比如说我不玩网络游戏。2003年底的时候,为了考察盛大,我跑到网吧去看。网吧像我这种年龄进去的很少,我就说是来找儿子,进去转一圈看看人家怎么玩。年轻人,不用说,他们对这个很敏感。所以我要不断去跟年轻人学习,不断激发自己对新生事物的敏感性。
他们跟我学习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怎么跟企业家打交道,怎么处理一些纷繁复杂的事情,特别是如何处理突发事件。我也会把自己的人脉资源跟他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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