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市场”到“吴法治”（2）

作者：马国川

发布日期：2008-09-02

1 | 2 | 3 | 4

支持“商品经济论”

经济观察报：1984年7月你结束在美国的访问研究回到国内的时候，国内情况是怎样的？

吴敬琏：我在美国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国内的情况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从经济情况说，通过“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价格双轨制”等安排，市场导向的个体工商业、私营企业、外贸企业等民营企业已经破土而出，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同时，理论界和经济界也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作了认真的讨论。

经济观察报：当时经济学界对体制改革目标有哪些看法呢？

吴敬琏：在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全国上下都行动起来，殚精竭虑，寻求摆脱困境、实现发展的良方。中国政府也一改“世界革命中心”的傲慢心态，向世界各国派出了成百个观察团，探求中国逐渐沦落的二十年中其他国家能够快速发展的秘密。

从“文革”结束到1980年代中期，理论界、经济界和政界提出的改革目标模式大体有四个。最先学的是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给予国有企业更大自主权。后来，匈牙利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在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下，在微观（企业）层面引进一些市场因素的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广泛传播。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际情况表明，这两种模式都无法从根本上提高经济效率。到了1980年代中期，人们认为可行的体制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以日本为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采取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东亚模式”），另一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欧美模式”）。虽然欧美各国的体制也有许多差别，但它们在政府着重于提供公共产品、而不干预企业微观经济决策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在以上两种观点中，大体上说，党政官员比较推崇“东亚模式”，例如，国家经委偏爱日本的做法（通产省主导），国家计委偏爱韩国的做法（企划院主导）。邓小平多次讲过要学习新加坡那种强有力的政府加市场经济的做法。而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则比较推崇“欧美模式”，因为经济学的开山祖师A.斯密就是以批判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重商主义开始他的著述的。不过在当时，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并不大。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都反对计划经济，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使主张“欧美模式”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市场没有发育起来之前，政府有必要承担更大的协调职能，这样，持这两种观点的人就结成了支持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目标的联盟。至于政府作用大小的问题，则可以暂时存而不论。从1984年以后中国党政领导通过的“决定”、“决议”、“建议”中可以看到，在对改革目标作理论论述时，通常都会采用现代经济学，即自由市场经济的语言；而具体的政策措施却往往表现出更多政府主导的内容。虽然政府作用的范围和强度在改革初期并不构成太大的问题，但是一旦市场经济框架形成，下一步到底往哪个方向走——是要强化政府的干预，还是它从不该管的领域逐渐退出——往往构成重要的争论问题。

经济观察报：在早期，主要的争论还是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

吴敬琏：在学术界热烈讨论“按劳分配”的问题时，就有一批经济学家提出改革的主要内容应当是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建立市场经济（不过出于避免政治上过于敏感的考虑，他们大都不用“市场经济”，而以“商品经济”的俄语表达方式来代替）。其中呼声最为响亮的，是时任国务院体改办顾问的薛暮桥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刘明夫。薛暮桥的理论思维和对经济运行的把握都比较通透，1980年他负责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草案）》中就已经提出，中国应当建立“公有制占优势、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商品经济”。

经济观察报：这份《意见（草案）》有 “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第一个纲领性草案”之称。但是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缺乏活力，是因为管得过多、统得过死，对于“扩权让利”的呼声很高。

吴敬琏：所以，最初的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首先是四川在1977年选择了六家企业做试验，然后扩大到全国。“扩权”之后，果然企业有了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就出现了许多副作用。加上1970年代中期 “洋跃进”的后遗症，1980年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上升、经济秩序混乱，有人开始把矛头指向对市场调节作用的强调，发动了对商品经济论的批判。1981年4月，一份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名义整理的材料在内部印发。它按照对计划和市场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划分为四类：邓力群等主张计划经济的理论家属于第一类，薛暮桥等商品经济论者则被划为第四类。媒体上刊发了大量批判商品经济论的文章。薛暮桥还由于说过 “计划调节大部分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不得不在他自己主持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座谈会上违心地作检讨。最后的结果是计划派取得了优势。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把“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规定为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经济观察报：从完全否认市场，到承认“市场调节为补充”，也算是一点进步吧。

吴敬琏：但是比起薛暮桥起草的《意见（草案）》，却是大大地退步了。邓小平等改革领导人对此是不满意的，一直想把这个“案”翻过来。1984年终于出现了这样的机会。这就是预定在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要通过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开始时，起草小组绕不开“十二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几次起草出来的文稿，邓小平、胡耀邦都感到不满意。一次，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和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总干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谈起中国改革的目标问题。马洪说，看来还是应当用商品经济的提法。赵紫阳让马洪写出一篇文章送给“老同志”们看看。于是，马洪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周叔莲、张卓元起草了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的文章。我回国不久，马洪就邀我同去东北参加各省和计划单列市的发展战略规划讨论会。在路上，马洪拿出这篇稿子和我一同修改。当到达第三站大连时，文稿已基本完成。马洪中断了东北之行，赶回北京，将文稿印送给一些具有很大政治影响力的“老革命家”。

经济观察报：文章送上去有什么反应？

吴敬琏：没有什么人表示明确的反对意见，只有一位“政治家、理论家”提出，最好不要从全民所有制经济直接引出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还是从两种公有制并存引出商品经济为好。马洪对此作了回绝。使马洪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王震看过文章后，写了一封亲笔信给马洪，夸奖这篇文章写得好，说是我们不能只重复老祖宗说过的话，应该有自己的创造性。得知马洪提交的那篇文章在党内老人那里探明了道路，赵紫阳便在9月9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的信，作出了以下的论证：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编制包罗万象的指令性计划，不仅不可能，而且有害；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方针应该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调节，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很快，邓小平、陈云分别批示同意。又经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起草小组最终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提法写进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草案。

经济观察报：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目标模式到底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似乎并不完全明确。

吴敬琏：这种表达的确很具有中国特色。但在中国的语境之下，谁都明白，这句话意味着中国改革的目标已经变为商品经济。因此，邓小平才对《决定》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

经济观察报：把“商品经济”这个提法写进中央文件，你也发挥了作用。

吴敬琏：我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间接地参与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为政府提出政策建议的工作。接着，又参加马洪主持的 “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的工作。从上海回来以后，马洪正式向我提出，把我调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担任常务干事。这意味着我要告别理论研究，转入做政府咨询研究。作为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工作者，我本来更愿意做理论研究，但是通过参与为商品经济“翻案”和上海战略文件的起草工作，我感到这类工作能够直接影响决策，也挺有意义。而且只要能在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上发挥一点实际作用，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调离了工作了三十年的经济所，到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上班。不过，上班不久，在同一座楼办公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总干事薛暮桥找到马洪说，经济研究中心缺少年轻领导干部，又把我要到经济研究中心任常务干事。经济研究中心除了由薛暮桥担任总干事外，还由马洪、廖季立担任副总干事，拥有吴俊扬、徐雪寒、马宾、季崇威、杨培新等一大批著名学者。1985年上半年，国务院决定把经济研究中心和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合并为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样，我也就自然地进入了发展研究中心。

经济观察报：中央文件里写进了“商品经济”，意味着正式承认了“商品经济”。“商品经济”这种说法尽管不够规范，但是它越来越接近于市场经济的概念。

吴敬琏：虽然商品经济被写入中共中央文件，一些党内高层人士并不接受它，仍然高唱“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的老调。甚至有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出：“有些干部，因为中央文件上用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提法，以为计划经济为主的提法不要了，这是一种误解。”当然，这并没有阻挡住时代的大潮流。逐步完善市场体系，发展商品、资金、劳务（即劳动力）、技术等四大市场都被顺理成章地接受下来了。到了1987年中共“十三大”时，领导层约定，以后不再用“十二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了，而是把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经济观察报：“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比“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更进了一步，这离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纸了。

吴敬琏：那时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市场经济大有呼之欲出之势。1988年初，广东省和广州市经济研究中心等六个单位联合举行了一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讨会。会后，他们通过马洪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主张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中央领导让马洪组织一些人对这份报告提出意见。我和我的副手胡季写了一份意见书。我们指出，市场经济突出了市场机制对稀缺资源配置的作用，更加准确地体现了改革的实质，为此主张把商品经济正名为市场经济。

经济观察报：就要有一个突破了。

吴敬琏：谁料天有不测风云。突如其来的一场政治风波延迟了这个突破的到来。

1 | 2 | 3 | 4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网友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经济观察网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